汪志华

原国防科委后勤部副政委

汪志华（1918—1987），原名汪仁开，曾用名汪真。1918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文竹乡石市村。曾任第一坦克学校政治部主任，装甲兵科学研究院副政委，国防科委后勤部副政委等职。1987年5月5日汪志华因病逝世。

人物生平

汪志华，原名汪仁开，曾用名汪真。1918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文竹乡石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有十个兄弟姐妹被饥寒交迫的生活折磨而死，只活了他和哥哥两人。后来哥哥也死了。父亲忧愤郁积，含恨早亡。只剩下孤儿寡母二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1930年，苏维埃运动在江西蓬勃发展。永新县属湘赣革命根据地，新政权在拉锯式的战斗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十二岁的汪志华在家乡已上过两年私塾，又进了列宁小学。他聪明好学，活动积极，被选为乡儿童团团长，带领小朋友，积极参加了打土豪、站岗放哨、慰问军烈属等革命活动。

1932年3月，十四岁的汪志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三军团。1934年，在红三军团五师政治部宣传队任代理队长。两年时间里，他学会了演戏、绘画、书写标语等本领，在宣传工作上做出了不少成绩。

国民党在对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失败之后，于1933年9月开始，调集百万大军实行第五次“围剿”。战斗极其激烈残酷，1934年秋，在江西广昌地区高虎脑战斗中汪志华负伤，被送往后方医院。鉴于他作战勇敢，治伤期间表现良好，9月间在医院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这次反围剿遭到了严重失败。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此时，苏区情况十分险恶，留在后方医院的重伤员被分散安置在农民家里养伤。院方指定曾辉贤为组长，汪志华为政治战士。1935年3月，敌人大举进犯，全体伤病员被敌人扣押并解往吉安。途中，汪志华乘敌人疏于防备的机会，机警地逃脱了。一路乞求，寻找组织。由于极度劳累，加上伤口溃烂，到了天河街再难以动弹。幸好遇上了一位永新的老表，汪志华托他给家里带去个口信，他的堂兄和邻居闻讯赶来，把他抬回了家。这时，他唯一的亲人母亲已经在孤苦的岁月中，在对儿子极度思念中去世了。汪志华悲痛之余，更加思念红军，决心寻找机会，回到红军去。

1937年11月，湘赣红军游击队保卫干部李启森秘密来到村里，找到汪志华。告诉他红军游击队仍在湘赣边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他高兴极了，随即跟李森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红军里。归队后的第三天，湘赣红军领导人之一的刘培善同志根据汪志华养伤期间政治上坚定，脱离队伍期间一心向革命的表现，介绍汪志华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华东军区政治部决定恢复他1937年以前的党籍和团籍，取消重新入党的决定）。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双方达成协议，把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汪志华在二团先后任文书、宣传员、参谋处书记、参谋、宣传股副股长兼文化干事、宣传股长等职。同年6月，二团在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指挥下，从皖南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汪志华随所在部队，积极参加了拔除京沪线上新丰车站日军据点、袭击句容县城、伏击金坛北犯之敌等一系列战斗，以及粉碎日军多次分进合击的反“扫荡”。后又随部北上，挺进苏北敌后。

1940年初秋，在一次通过日军封锁的遭遇战斗中，汪志华又一次负伤并致残。同年11月，伤愈归队后任二纵队（后称一师二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接着，参加了讨伐投降日军的李长江部的泰州战役。同年入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毕业后任二旅六团政治处主任。

1944年，汪志华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任政治处主任期间，历经浙东多次反“扫荡”和反顽自卫战。他兢兢业业，善于团结同志，思想工作做得很活跃。在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开展群众工作和战时宣传动员，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成绩。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务必于9月底北撤。国民党反动派乘新四军北撤之际，调集重兵于杭州湾两岸，妄图消灭浙东纵队于北撤途中。

9月28日，集结于周巷准备渡海的五支队，遭到国民党九十八军一个团和浙江保安部队的突然袭击。部队就地展开顽强抗击并全线反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10月3日，五支队在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率领下扬帆北渡，向浦进发。

4日凌晨，五支队渡过杭州湾，登上海盐县澉浦镇，又遭到国民党九十八军两个师共七个团的围攻。澉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新四军处境极其不利。何克希司令员果断指挥五支队抢占澉浦全城，取得立足之地，然后又夺取了城外的制高点扇子山和隐马山，经十六小时激战，连夜突出重围。在这次恶战中，汪志华正患病发烧。他带病参战，在夺取制高点的反复争夺战中，和支队政委邱相田一起，鼓励指战员发扬新四军英勇顽强、猛打猛冲、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战斗中他还不顾病体虚弱，和何克希司令员担运伤员，战士们都深受感动。

部队突围后，到达上海郊区青浦县重固镇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随后继续北上，11月到达苏北解放区涟水城。浙东纵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和新四军独立旅，五支队被编为三旅七团。汪志华任团政治主任。解放战争开始后，三旅七团参加了解放泰安、脐济线和鲁南峰枣防御战，连续作战四个月，于1946年11月到鲁南十八风落进行休整。汪志华升任七团副政委（代政委），任团党委书记。12月9日，一纵奉命南下参加宿北战斗。

宿北战斗于15日打响，三旅七团担负穿插分割敌人的任务。15日夜，在团长林辉才和政委汪志华的指挥下，全团从老虎洞敌军结合部向峰山直插进去，接连攻克了许庄、三台山、张林、蔡林一线的村庄和制高点，并在高家洼歼敌工兵五团一营五个排，占领高家洼，完成了对敌整十一师与六十九师的战役分割和对敌预三旅与六十旅、四十一旅的战术分割。

16日晨8时，号称蒋介石的王牌整十一师所属的一一八旅，在12架“空中堡垒”重轰炸机狂轰滥炸后，步兵实施集团冲锋，企图与六十九师打通联系。高家洼和沈庄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七团阵地既没有设工事，也没有对空火器，指战员顽强抗击敌人天上地下的攻击。战斗中汪志华不断对全团进行战场鼓动，鼓舞士气。指战员浴血奋战，坚决与阵地共存亡，终于打退了敌人五次疯狂进攻，牢牢地保住了阵地达八个小时之久。16日下午4时30分，纵队提前一小时全线反击，彻底打垮了敌一一八旅的进攻，对整个战役全歼敌六十九师师部及三个半旅作出了重要贡献。敌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自杀。宿北战役开创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全歼敌三个半旅的范例。三旅和七团都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表扬。

宿北战役刚刚结束，未及休整，七团便于12月13日匆匆赶回鲁南，参加痛歼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战斗。此后，又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战役。汪志华都积极地履行了团政委的职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汪志华曾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和担任干部大队政委、教员研究班政委。此后，他就转入了装甲兵工作。1950年任职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政治部组织部长，同年12月，调去组建特种师（后改为战车二十六师），任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过师党委书记（当时无师政委）。1952年任第一坦克学校政治部主任，1957年9月，任第五坦克学校政委，1962年调任装甲兵科学研究院副政委。

装甲兵是现代化建设中的新兵种，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还要求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汪志华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勤于学习，不断总结，很快熟悉了这门新工作，胜任了各项领导工作。期间，他在坦克学校工作多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军官，走上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岗位。

1961年，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活跃文娱生活，增强乐观主义，在汪志华政委的积极支持和率先参加下，坦克学校组织起了一个大队干部合唱团。合唱团在晚会上演出后，全校轰动，一下子就把全校的文娱活动带动起来了。汪志华还同校长李治洲通力合作，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发动全校搞好农副业生产，生活也有很大改善。

汪志华调到科研机关后，工作环境和条件有了很大变化。上级要求：必须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科研业务工作。政治教育的时间很少。汪志华采取多样化的工作方法，深入到研究室，同科研人员打成一片，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中去，业余时间成为他工作最活跃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拣砖头，修好了从办公室到食堂的路；他还一次次地和青年科研人员去市内汽车站打扫卫生、为乘客服务。在这些活动中，他和科研人员聊天谈心，讲志向，叙家常，十分融洽。

汪志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历经战争的考验和艰苦岁月的磨炼，他始终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视为首要职责，为了党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敢讲真话，从不随波逐流。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掀起大跃进、公社化等群众运动，造成“五风”严重，人民生活困难，建设比例失调，以及政治教育简单化等弊病。汪志华同志对这些不良形势的发展十分担心。当时他在坦克学校任政委，他能严守组织原则，从不在群众中散布；但1961年7月，在装甲兵党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形势教育问题的时候，他以党委委员的身份，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坦诚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这些意见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鼓励，反而被“左”倾思想严重的某些领导人指为“右倾言论”，背着党委主要负责人上报并进行打击与迫害。

汪志华虽然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1962年5月，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装甲兵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时，汪志华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最近几年党内斗争过火，轰轰烈烈的运动多，忽视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把运动当成了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把外部斗争敌我斗争的手段，搬到了党内来，混淆了矛盾性质，伤害了同志感情，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党的威信。他建议：“划清两种（敌我、是非、成绩和缺点）界线，实事求是，平等待人，健全党内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认真学习，执行中央政策。”这些言论在当时能够如此尖锐鲜明地提出来，足以证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共产党人的胆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汪志华被作为“三反分子”揪斗，他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他说：“我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十四岁参加红军，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哪有我汪志华的今天，我“三反不沾边”。他被无数次的批斗，最后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送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达数年之久。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严重的折磨。但汪志华坚信久经考验的党迟早会拨乱反正的。

1974年1月，装甲兵党委对汪志华的问题进行复议后，撤销了“文革”中对他问题的定性和处理。组织上分配他去成都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兼直属党委书记。但装甲兵党委在复议中对他在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仍然保留“认识错误”的尾巴，他却不顾别人的劝阻，非常坦然地去成都赴任。他说：“我八年没有工作了，组织上分配我做任何工作，我都要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事业心和宽广的胸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装甲兵党委经反复查证核实，才给汪志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8年6月，他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委后勤部副政委。

由于多年来身心受摧残，1979年汪志华突发心肌梗塞，经及时抢救，才保住性命。此后，病情时有发作。为了弥补十年浩劫中失去的时间，他仍竭尽全力地工作，直至1982年奉命离休。

离休后，他却不甘于闲适。他利用一切机会参与各种活动，做各种公益事业。为少年儿童讲革命传统，帮干休所做力所能及的事。同时，在书法、绘画、音乐、球类、棋艺等方面都抓紧时间勤奋学习，在北京老年台球友谊赛中他名列第四；他的书法作品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里都有陈列和收藏。在解放军总医院治病期间，他仍笔耕不止，为医务人员和病友写了许多条幅。直至临终前一天，他还在挥笔疾书。同志们都赞扬他多才多艺，在“工农干部知识化”方面有一定的成绩。

1987年5月5日，汪志华再次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猝然长逝。

人物荣誉

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汪志华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授予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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