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事件

2010年3月在南京市发生的社会事件

2010年3月，文艺理论研究刊物《文艺研究》刊出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彬彬长文，引述例子指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汪晖写于1988年的博士论文兼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存在抄袭——抄袭自李泽厚、列文森、林毓生等中外学者的专著。

事件过程

2010年3月25日，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以及北京的《京华时报》于同一天分别以全文转载和摘录的方式报道了王彬彬对汪晖抄袭的指控。

因该博士论文以鲁迅为主题，《京华时报》同时采访了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认为其“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京华时报》也采访了汪晖本人，得到汪晖的简短回应：他在国外，尚未读到王彬彬文章，手头也没自己20多年前的著作，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媒体跟进

王彬彬文章在媒体转载后，更多媒体跟进，如厦门大学在媒体做通俗文史知识介绍的易中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退休教授林毓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等认为应独立成立调查委员会。

学者钟彪与三联书店学术编辑部主任舒炜则发表了两篇反驳王彬彬的分析长文，但这些就具体材料进行分析的文章并没有在媒体得到重视，在媒体得到广泛传播的仍是一些个人意见。

就此问题，著名学者李陀王彬彬

匿名信

从2010年4月开始，有人向国外翻译、评论和出版过汪晖著作的译者、评论者、刊物和出版社广泛寄送匿名信，一些与汪晖合作过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也成为这些匿名信的目标。这类以匿名信方式对学者进行人身攻击的行为引起了收信学者与单位的关注。

公开信

第一封联署

有鉴于此，这些学者开始收集并研究有关“汪晖事件”的各类文章和讨论，并将相关情况向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们通报。2010年6月9日，国际学者致信清华大学校长陈述了他们的看法。

海外学者联署信的突出态度，是“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海外学者联署信的发起人、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白露（Tani E. Barlow）和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副教授卡尔（Rebecca Karl）表示，他们从3月开始关注汪晖被指抄袭的问题，他们以及其他学者连续收到指控汪晖的匿名信，到后来林毓生的介入，引起他们对事件的狐疑。卡尔表示，他们原来并不愿意在公开媒体上讨论这个问题，信早已在6月上旬邮寄给清华大学，后来信的内容泄露了出去，他们才决定将信完全公开。她也表示谴责媒体“在冷静的学术讨论上造成敌对氛围的作用”，也谴责由激烈争议所引发的、不断针对汪晖以及其他人的敌意。

信中说，“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给您写信，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首先，汪晖教授被指责抄袭。这个指控已经在钟彪、舒炜、魏行和其他学者的严谨分析文章中被辩驳，它是不足信的。在这封信上签字的也有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他们无疑是最熟悉汪晖教授的写作的。每位译者都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第二，我们之中有许多中国研究和亚洲专家。我们可以证明汪教授的学术诚信以及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2010年春季，他被亚洲研究协会邀请在年会上做基调演讲，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来自中国的亚洲研究学者。这份荣誉源自汪教授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可信度，以及他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所吸引的学者、追随者和有原则的批评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中，这是最高层次的承认。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同时与这两个群体对话，并且在我们之间搭建了交流的桥梁。

第三，在社会和经济的激烈转型期，媒体对大学的攻击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中的很多人见证过媒体攻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研究的不屑，并且丝毫不理解大学的学术研究是怎样在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人文和艺术的社会生活。当媒体文化针对一个特定的学者发起无端的攻击时，大学作为机构就被削弱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对大学本身进行攻击。

最后，当大学内部正常的文化政治被判为非法的时候，学术、高等教育、实验艺术和人文科学的正当性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机构的功能实际上就被取消了。

我们—这封信的签字者—很熟悉这个事件中已经公布的事实，并曾读过、在教学中使用过、友好地分析批评过或者翻译过汪晖教授的著作。”

这封信件公开发表时，联合签名者已达90多人，领衔者为9名汪晖著作译者。签名学者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高校及研究机构，也有多名香港和台湾学者参与其中，其中有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杰出访问教授罗宾·布莱克本；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古斯塔夫 ·F·斯威夫特和安· M· 斯威夫特杰出贡献教授、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布鲁斯·柯明思、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系主任、教授迈克·哈特、霍尔伯格国际纪念奖获得者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等人。

2010年7月9日，由于种种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这份文件的努力都遭遇了挫折，此信不得不在凤凰网发表。

第二封联署

2010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一封63名中外学者签名附议的公开信。在这封写给清华大学及汪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中称，“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我们联名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成员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

签名附议的63名学者中，有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等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陆谷孙等。

汪晖接受采访

采访概况

汪晖在2010年7月底，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此事的采访。这也是他在三月表示“希望学术界自己澄清”简短表态后，对此事件再次表态。

在采访中，他表示：该期《文艺研究》出版前他已获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发表。他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托人找《文艺研究》主编要求看文章并同时作出回应，遭到了拒绝。《文艺研究》面市后，《南方周末》与《京华时报》针对抄袭事件的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见报了。此后，“抄袭门”迅速上升为舆论热点，报道在大量网站上被转引转贴，多家平面媒体跟进报道。在第一时间内，舆论界就出现“挺汪”与“倒汪”两种声音的对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表示对“抄袭说”的质疑，他们基本都认为《反抗绝望》被指出的多数为引文不规范的技术问题，与具有道德内涵的剽窃、抄袭是不同概念。学者钟彪与三联书店学术编辑部主任舒炜则发表了两篇反驳王彬彬的分析长文。

另一方面，北大哲学社会科学教授、也是当年《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严家炎则对《中国青年报》说，王彬彬对汪晖的批评“有点夸张”，但“觉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来的文字，看上去确有根据”，对汪晖而言是“硬伤”。他认为，虽然事过20年，讨论这类问题对于纯洁中国学风有好处与必要性。

谈到此，汪晖强调：《南方周末》在2010年3月25日与2010年4月8日两次大版面地报道“抄袭门”，过程中全没有联系他。舒炜的8000多字长文最初投递给《南方周末》，却被告知最早两周后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删节。舒炜最后将稿件转投《北京青年报》，于2010年4月3日刊出。

2010年4月13日，《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电邮汪晖，表示“王彬彬文章确有不够稳妥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但汪晖认为，如果明知王彬彬文章有问题，媒体就应该为之前的严重指控，包括编者按语和小标题公开道歉。

在汪晖准备回复的同时，2010年4月14日，他被告知刘小磊群发邮件附清华大学公示获政府特殊津贴名单，情势看来是向清华大学施压质疑汪晖入列，汪晖对该媒体的公正性与动机产生了强烈怀疑，他没有回应刘小磊，这也成为在抄袭争议中《南方周末》与他的一次联系。

受访时，汪晖总结他这一阶段的回应方式：“作为学者，我反对学术不端行为，也倡导学者应该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作为当事人，在面对学术批评和指控的时候，最坦荡的态度就是平心面对学术界的评判。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是最终的，个人辩解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有错就得承认，如果举报不实，学术界也会有公论。”

他提出，钟彪、舒炜以逐条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实，但在媒体中没有受到重视。他又补充说，3月下旬，《中国青年报》记者写信要求采访，他建议该报暂缓报道，表示愿意在回国后与该报记者逐一核对原文，做出全面的回应，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混乱，但媒体不愿意等待。汪晖在2010年4月11日回国后，将有关资料交给有关方面进行核查。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相关规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细致的查证，才能说明问题。

汪晖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我从不拒绝真正的学术批判！”

采访实录

问：您自己如何回应关于“抄袭”的批评？为什么至今不公开回应？

答：关于对我的所谓“抄袭”的批评，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来。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是要认定抄袭的标准，其次是要认定抄袭的事实；前者需要研究相关的规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为据，详细比对和研究各条指控。很不幸，虽然媒体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累积了数十万字，但在抄袭标准和事实认定方面的讨论却很少见。坦白地说，我在阅读了王彬彬文章后，的确感到很惊讶。根据研究，王文对于《反抗绝望》的指控共计十条，其中六条原著提供了注释，但他忽略或掩盖这些注释，或者将所谓参见式注释曲解为抄袭。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发现。有两处原著提供注释，但重版时由于编辑分段，而将原注释与分段后的引文脱节，但注释仍然存在，属于技术性的失误。另外的例子则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来指控，有很强的随意性。我对《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见是：在发表这类文章时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之后又以各种方式拖延发表不同意见？

《反抗绝望》是1988年的著作，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缺点、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纠正；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如果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批评，我不但愿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欢迎态度，并在再版时吸纳这些意见。但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用莫须有的定义对早期作品进行攻击和构陷，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我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等行为的严肃批评——如果一个社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将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很大伤害。这类问题在媒体中很难说明，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澄清，作者个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由于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从当时的学术规范出发研究相关的例证，才能全面客观地说明问题。

4月回国后，我将相关资料交给专门研究和处理著作权问题的法律机构进行研究。相比于在媒体中炒作，我觉得只有对相关法律、规章进行研究，对具体指控进行核实，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学术规范问题？

答：学术规范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有其复杂性，离开历史的脉络和学科格局的发展，按照2010年的规范对以往的论著加以判断往往会造成很大问题。以注释的体例而言，不同的领域与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惯例，引注的严格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历史条件的约束和一些出版惯例。八十年代当然是有学术规范的，但由于时代氛围不同，整个学术风格与今天不一样。这只要拿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与今天的著作做个对比就很容易了解。中国对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始于20年前《学人》丛刊创刊之际。我是这场讨论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倡导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曾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方式做过深入的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拒绝批判和自我批判——但这个批判应该是真正的学术批判，也应该是从历史的观点展开的学术批评。

问：您对这次争论的评价？

答：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大转变中，有争论是好事情，但如果为了达到打倒论敌而采取捏造证据、向国内或国外大规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这样的争论就会走向反面。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如果媒体工作者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动员，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林毓生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实的例证作为指控的根据，就不合乎规范。他对我的思想观点展开批评，我也很欢迎，但他既没有引证，也没有上下文的关联，近于无的放矢。以这种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发言除了起到“动员”作用外，很难引起有意义的争论。

相关单位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宣传部宣传科表示：“学校一直高度关注这件事情，我们也注意到了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还在继续争论之中。我们将继续对此予以关注。”

社科院

社科院研究生院办公室表示：“国家是有规定的，我们会按规定去做。”但具体什么规定，并未解释。社科院纪检组张老师表示：“我们是有专门的部门对这些进行具体管理的，有程序的。应该是由信访处来处理。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2010年9月10日下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的带领下，社科院2007～2010年间500多名新入院人员庄严地宣读了学术道德誓词。社科院监察局局长王延中指出，优良学风建设不仅需要广大科研工作者提高认识，加强学术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学术习惯，同时也需要科研管理机构加强对优良学风的宣传教育，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学术评价机制，改进科研组织方式，严格处理和惩戒学术不端行为，打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后续追踪

2010年8月2日，汪晖向王彬彬发出律师函，要求“停止失实指责并书面道歉”。

对此，王彬彬表示：“汪晖委托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我发来“律师函”，要求我立即停止攻击并做出书面道歉，我便写了《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袭问题》作为回应。说实话，无论是最初的文章还是后来的两文，我都没有花很大的功夫。熟悉了汪晖的抄袭套路后，要查汪晖的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随时可以从汪晖著作中找出新的问题。至今仍有些人，在网上作一些卑劣的动作，想掩盖汪晖抄袭的真相，这其实是很愚昧的，很可能又在帮倒忙。”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指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著作涉嫌抄袭，这件事历经近半年、牵扯了百多位国内外学者的事件，在8月之前似乎又要转向“沉默”的结局。2010年8月2日，汪晖终于打破沉默，进行辩解，并向王彬彬发出律师函，要求“停止失实指责并书面道歉”。2010年8月29日，王彬彬以发表《再说汪晖的剽袭问题》作为回答。但汪晖至今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对记者的多次联系采访要求不予回应。对于这件公众关注的沸沸扬扬的事件，汪晖所在单位清华大学以及授予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也都对此持“沉默是金”的态度。

很多学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形式讨论汪晖被指著作涉嫌抄袭一事时，都表达过一个类似的观点：如果我是汪晖，我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说明。但是，真正的当事人汪晖，却迟迟没有站到国内媒体面前。就记者目前了解，他已拒绝了国内多家报纸、杂志就此事提出的采访要求。仅在2010年7月底，接受过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此事的采访。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对“抄袭门”事件的公开表态。

有专家学者认为，汪晖也许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作为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却没有沉默的权利，尤其是在接到有关投诉后，应该尽快作出仲裁，给出说法，这不仅是维护相关学者的尊严，也是维护清华和中国社科院的尊严，更是维护学术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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