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清（1911年6月2日一1990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湖北省汉阳县人。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红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交通队战士、宣传员、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第三营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十七团政治委员，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敌军部部长、第十师政治委员、第十师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教导营营长兼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卫第三团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政治委员、教导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新兵部队司令员，桐柏军区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汉南军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襄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十四师政治委员，商丘军分区司令员、党委委员，信阳军分区司令员，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分组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河南省第五届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1年6月2日，汪洪清出生于湖北省
汉阳县鹦鹉洲瓜堤河街一个贫民家庭，曾用名汪保生、汪宏清。
1922年至1931年9月，汪洪清在湖北裕华纱厂当童工、工人。
1926年，汪洪清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罢工等革命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
1931年10月至12月，汪洪清在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当兵。12月，汪洪清参加
宁都起义，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
红五军团第十五军交通队战士、宣传员。
1932年2月，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汪洪清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部青年干事。
1933年2月，汪洪清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第三营连政治指导员。
1933年11月至1934年3月，汪洪清在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
1934年7月至9月，汪洪清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政治委员。
1935年1月至12月，汪洪清任
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等职，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
长征。同年年9月，汪洪清随红九军团留在
红四方面军。
1936年1月至4月，1936年11月至1937年8月，汪洪清任红四军政治部敌军部部长。
1936年4月，汪洪清任红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11月至12月，汪洪清兼任红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
全面抗战时期
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汪洪清在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第四队学习。
1938年4月至7月，汪洪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38年8月至1940年8月，汪洪清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主任，做友军工作。
1939年9月，汪洪清兼任中共陕西省委教导营营长兼政治委员。
1940年9月，汪洪清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1年9月至1943年5月，汪洪清任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卫第三团政治委员等职。
1943年5月，汪洪清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汪洪清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
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汪洪清任
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5月，汪洪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教导队政治委员。8月，汪洪清任
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副政治委员。
1947年12月至1948年8月，汪洪清任
晋冀鲁豫军区新兵部队司令员。
1948年9月，汪洪清任
桐柏军区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1949年2月，汪洪清任
江汉军区汉南军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在襄阳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汪洪清率部冲出重围，还攻占谷城，受到大军区首长的表扬。5月至8月，汪洪清任襄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9月，汪洪清来
谷城县黄山垭指挥剿匪作战，用了40多天，击毙了张宾书等土匪头子。
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汪洪清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参加解放安阳等战役。
建国之后
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汪洪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十四师政治委员。
1952年8月至1955年7月，汪洪清任
商丘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党委委员（至1955年2月）。其间，1953年6月至1955年2月，汪洪清进入中南高干班速成中学学习。
1955年3月至1958年4月，汪洪清任
信阳军分区司令员。
1955年9月，汪洪清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8年，汪洪清响应党中央关于军队干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的号召，转业到地方工作。5月，汪洪清任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分组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致力于河南省纺织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1960年，汪洪清被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评为一等劳动模范。
“文革”中，汪洪清遭迫害。
1983年，汪洪清离休后担任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同时被选为河南省第一次离退休干部代表会议的代表，并赴京参加建国35周年的国庆典礼，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汪洪清还是河南省第五届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0年12月22日，汪洪清因病在郑州逝世，享年79岁。
轶事
“他是军长”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红五军团十五军交通队当电话兵。我们十五军在宁都起义过来才三个多月，就从瑞金县任田市出发，去攻打赣州。
出发第一天，我就觉得有些不舒服，冷一阵、热一阵的，浑身酸软无力。因为我知道当时红军里医药条件很差，我没有把病跟别人讲，心想这点小病不咋的，走走路、出出汗就会好的。我咬着牙，强打精神，坚持到了宿营地，谁知第二天病就更厉害了。出发不久，身上就麻沙沙的，慢慢就浑身发冷，喝哧喝哧地打起哆嗦来了。开始我仍然坚持着走，同志们都叫我休息，我也没有理会。可是病不由人哪，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掉了很远的队。
江南的三月，天气也有些恼人，一会晴的好好的，一会就下起小雨来了。雨打湿了衣服，冷的格外难受，路又一嗤一滑的。快近中午的时候，我实在支持不住了，看看前卫部队已经走的看不见影，后卫部队还没上来，我就强支持着身子，走到路边的一个小草棚里。
小草棚在一块开满油菜花的田边，离大路有三十多米远，光秃秃的四根柱子上，搭了一层竹架和霉烂了的茅草，四周没有一点可以遮风的地方。我枕着淋湿了的小背包，蜷缩着身子躺在那里。微风夹着雨点，不断地吹打在脸上，一股难受的心情直往上涌：队伍走远了，怎么赶得上？跟前又没有一户人家，天黑了在哪里睡觉和吃饭呢？
“唉？那是哪个同志……？”
我听到有人喊了几声，因为我冷的难受，不想说话，没有理他。谁知喊声越来越近了。
“同志，你是那个单位的？怎么躺在这里？”
听到这亲切的问话，我知道可能是后卫部队来了，我才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慢吞吞地说：“十五军交通队的，病了！”
“什么病呀？”
“打皮寒……”
“啊！打皮寒，来，天气不早了，骑我的马走吧！”说着，我见他把手向我指了一下，对身边的一个同志说：“警卫员，把这位同志扶上马来。”
警卫员急忙跑到草棚来，扶着我走到马跟前，还没有把我放下，他就喊出了声：“报告军长！这位同志来啦！”
“他是军长？”这使我非常惊奇。军长怎么这个样子？一身灰粗布军装，一双破草鞋，还背着一支步枪。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这哪像军长呢？三个多月前，在白军的时候，旅长
季振同那个穿戴，那副架子，动不动就骂娘的那个凶相，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现在这军长待人怎么这样亲切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声音？看错了人呢？可周围除了他，一个马佚和刚才扶我的警卫员外，又没有别人。
我目不转睛的望着他。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似的，走上前一步，抚摸着我的肩头，“快上马吧！同志！”
“嗯”，我正凝思，军长这一催，我才猛地应了一声。这时我真不知怎么好，左思右想，我不敢拿定主意。忽然又想起我在白军的时候，有一次给旅长季振同接电话稍微慢了一点，就挨了一顿骂。因此，我觉得还是不骑的好，随即惶恐不安的央求道：“我不骑，我能走。”
“病了，怎么能走呢，你们军在继续前进，不骑马怎么能赶上他们呢？”军长真像钻到我心里一样，含笑地亲切地对我说：“不要怕，我们是红军。红军和白军不一样：白军军官压迫士兵，红军官兵平等，官和兵都是阶级弟兄……”说罢，他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亲自把我扶上马去。
我无可奈何的骑上了他的那匹大马，我坐在马上，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的不安，刚才那种骑也不是、不骑也不是的心情仍然缠绕着我。
“你在家干什么呀？”我正在为难，突然军长问了我一声。“在纱厂做工。”
“工人，好哇！”一听说是工人，他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们的衣服是纱厂工人做的，吃的粮食是农民种的，咱们红军就是工农的子弟，为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打天下的……”。说着，他转移了话题，像妈妈嘱咐儿子似的说：“在革命队伍里要注意身体，不要喝冷水，晚上要盖被子，放哨时多穿衣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他说着，我听着，想着：我没种过田，不知道农民的苦处，可我知道工人的苦处。十一岁就进纱厂当童工，也不知道挨过多少次打骂，头上泡泡垒泡泡；挨打受骂还不算，天天肚子还吃不饱。军长这一说，我听着可带劲啦！虽然身体还没退烧，脑子里还有点轰轰响，可我完全忘记是病人，一上马时那种不安的心情也早就丢到九霄云外了。
雨停了，太阳从云里钻了出来，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军长背着枪、挺着胸，大步大步地在前面走着，常常回头望望我。他好像是个永远累不垮得铁罗汉。
说也怪，军长的话一落音，我那颗不安的心又翻腾起来：动不动就乘四台小轿的白军旅长季振同，拉屎还叫护兵递手纸。而这个军长呢？行军用自己的腿走路，还给弟兄背大枪。这完全是两种人哪。他真是军长吗？可都是官，为什么不一样呢？为啥放着马不骑呢？我越想心里越过意不去，说什么也不让我下来。
太阳大偏西的时候，部队停下来休息。在一个田坂边，他亲自把我扶下马来。我刚坐下，他就把身上的水壶送上来，叫我喝。因为烧得很厉害，渴得很，我拿着水壶，感动地望了望他，就咕咚咕咚地喝了大半壶。我喝了水，他把水壶接过去又挂在身上。“天下哪有这样的军长呀！”看了他那副慈爱的面孔，我心里想着。
我打定主意，再走的时候，我坚决让军长骑马。说也怪，又开始行军的时候，我好像能走路了。我说：“军长！我的病好了，能走路了。”“你撒谎！脸怎么还这样红呀？”他上前摸了摸我的额角说：“好了怎么还烧的这样厉害？同志！红军可不兴撒谎啊！撒谎是要受处罚的。现在，就罚你把马一直骑到宿营地。”说着，他笑呵呵的又把我扶上马去。
到宿营地后，他叫警卫员给我弄面汤喝；天黑时，又派担架把我送到十五军交通队。
回队后，我问连政委吴俊同志，才知道他就是十三军军长
董振堂同志。一路上他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使我忘记了疾病的痛苦。在那以后的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一想起他来就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工作要糟了，一想起他来就觉得惭愧。
二十五年过去了，他为革命光荣牺牲了。但是他那坚毅慈祥的面孔和他那崇高的阶级感情，却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拼死解救战友
1934年4月初，蒋介石命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率11个师分别由河东罗堡、河西白舍圩、辽陂（即瑶陂）地区出发，沿江西盱河两岸向广昌方向“围剿”红军。
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奉命在河东第二道防线的云际寨坚守。第三十七团一营进入阵地后，一营营长汪洪清和教导员袁文立即到各连检查作战准备情况。
19日，敌河东纵队第七十七师、第六师在1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向红军大罗山、延福嶂一线阵地发起攻击。红军顽强抗击，双方在大罗山阵地反复争夺。后来，敌人在其第九十六师的协同下，突破红军一线阵地，向纵深推进。
21日，敌第九十六师向云际寨阵地发起进攻。一营在连续两次打退敌人进攻后，损失较重，奉师指挥部命令，立即撤至第三防御地带坚守。
汪洪清接到团长梅林的命令后，当即令通信员通知袁文带三连撤退，自己则带一、二连撤离阵地。当一、二连后撤三四里地后，汪洪清发现袁文和三连还没有撤下来，知道情况不妙。他当机立断，大手一挥，对一、二连的同志们说：“教导员和三连还没有撤下来，走，我们拼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说完，他拿过一挺机枪，率先往回返。
当汪洪清率部队跑回云际寨时，敌人正把三连包围在中间，呐喊着向前冲，要捉活的。汪洪清指着通往三连阵地的一条交通沟，命令说：“顺着交通壕，一连向左，二连向右，集中力量扩大突破口，保障教导员和三连的同志沿交通壕撤出阵地。”
疯狂的敌人正在为能活捉红军战士而高兴时，突遭两面夹击，顿时慌了阵脚，纷纷溃散。汪洪清顺利和袁文汇合。袁文紧紧握住汪洪清营长的手激动地说：“汪营长，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再晚一会儿，我们就只有去见马克思了，你这次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所获荣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