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男，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1955年全国高考状元，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作品有《<急就篇>研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汉书补注》批注》等。
人物简介
沈元，男，
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1970年，沈元以“叛国投敌”的
反革命罪被夺去32岁的年轻生命。
沈元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大学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1956年，沈元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满脑子的雄心壮志，要成为“未来的
范文澜、
郭沫若、
翦伯赞”，他也确实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学上有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仅深得
黎澍、
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1956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美国的《Daily Worker》（《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1957到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后因他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主管近代史所的刘导生推荐给历史学者
黎澍，成为他的助手。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
刘志琴回忆，社科院
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而接纳沈元的
刘导生、
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据学者王锐的考证，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
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
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
文化大革命“后，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
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人物经历
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1956年，沈元从美国的《Daily Worker》（《工人日报》）读到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环瞬间滑落，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同学分享，这是课堂上学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学间的议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
郭罗基仍记得他当时的疑问，“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
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
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
赫鲁晓夫仅仅归结为
个人崇拜，他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划为“右派”
1956年“
双百方针”出笼，正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何况又是私下的议论，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1957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423号宿舍的同学搞的。“五一九”以后，他虽然也同意
林希翎、谭天荣的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还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他是标准的左派。说到底，他只想做学问，钻他的故纸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他还是在劫难逃。
“文革”劫难
成为“右派”，而且是“极右”，这是沈元短暂一生的转折点，1957年是他通向1970年之路的起点。事实上，死亡之门1957年即为他打开了。数年之后，沈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为识才、爱才的
黎澍助手，并在《
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文章，
范文澜说他的文章比自己写得好。揭发“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
毛泽东那里，虽被秘书
田家英暂时压下，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调查后下了结论，“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老实说，有史学才华的沈元与那个时代并不构成冲突，他既没有
林昭那样洞穿极权奥秘的思想，成为右派之后也没有对现实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只想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内做学术研究，而不是挑战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现存权力。
然而，到“
文化大革命”，就连
黎澍也被揪出来了，这片土地几无沈元容身之处。1968年夏天，他化装成
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过几天再去，即遭逮捕。随身所带的所谓“机密材料”不过是当时的
红卫兵小报(这是
郭罗基的说法，与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所说他进入马里驻华使馆不同。)。
迟到的平反
1981年，在沈元被杀11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嚎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遗稿出版
郭罗基回忆称，
黎澍逝世前曾与其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
遗稿。
沈元的一包文稿，“
文化大革命”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
黎澍说，幸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
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
《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个人生活
父亲：沈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
滇缅公路。姑妈是美籍科学家。
兄长：沈荃；
姐姐：沈蓓；
人物成就
沈元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
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
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
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个人作品
2009年5月浙江杭州
西泠出版社出版了沈元遗著《
《汉书补注》批注》，前面有台湾
沈君山（前
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序。
1962年第3 期《
历史研究》发表了《<
急就篇>研究》一文；
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
《
历史研究》发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用笔名“张玉楼”）
作品评价
来自耿法的撰述称，当时沈元对《
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
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
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而
刘志琴称，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
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纪念文集
《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才生之死》，
宋诒瑞 编；
何与怀也写过一篇《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
人物评价
傅国涌：沈元最终想逃离这样变态的时代，并因此而丧命。可以说，是这个密不透风的极权年代杀害了他，更是他身边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与他有关联的人合谋杀害了他。如果不能从人性深处得到反省，仅仅在年代上寻找沈元之死的根源，还是不够的。记住沈元他们，记得许多被黑暗无情吞噬的人，无论是天才洋溢的生命，还是普普通通的受难者，不只是要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免于恐惧、免于被异化、免于被虐杀的安全正常的生活。这比简单地追诉谁是凶手来得重要，也远比感叹天才的消亡来得沉重。
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
黎澍:“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自我评价
在北大学习期间，沈元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军管会布告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
文化大革命”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
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
右派分子，其兄因
反革命罪被判过刑（备注：关于其兄的内容后来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删除）。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