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洙

沈洙初任梁朝湘东王国左常侍，转任中军宣城王限内参军，板仁威临贺王记室参军，改任尚书祠部郎中，其时年纪在二十多岁。

大同年间，学者多涉猎文史，不搞古书的章节句读，而沈洙独独积思于经术，吴郡朱异、会稽贺琛十分称道他。到朱异、贺琛在士林馆讲制旨义，常派沈洙为主讲者。

侯景叛乱时，沈洙窜逃于临安，此时陈蒨在那里，亲自跟从他习业。到陈霸先入宫辅政，封沈洙为国子博士，与沈文阿同掌仪礼。

陈高祖陈霸先受禅，沈洙被加员外散骑常侍，历任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

陈世祖陈蒨登位，沈洙改任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读。不久兼尚书左丞，领扬州大中正，改任光禄卿，侍读照旧。

陈废帝陈伯宗继位，重又任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改任戎昭将军、轻车衡阳王长史，行府国事，兼带琅邪、彭城二郡丞。

太建元年（公元569年正月），沈洙去世，时年五十二岁。

《陈书 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七◎儒林》

沈洙少年时大方文雅而又好学，不随便交游。治《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凡《五经》章句及诸子史书，问无不答。

陈朝有司上奏，前宁远将军、建康令沈孝轨的门生陈三儿书札称主人的灵柩在周，主人奉使关内，由于想要迎丧，很久未返。这个月末就是第二周，主人弟子在此的，是到月末除灵，内外就吉？还是等待主人还情礼就申毕？帝以此事咨询左丞江德藻，江德藻议道：“王卫军说：‘久丧不葬，惟主人不变，其余亲人各终月数而除灵。’这是引《礼》之文论在家内有事故而未得葬的人罢了。沈孝轨既然在异域，虽已迎丧，回还日期无指望。诸位弟子如便不除灵，永绝婚嫁，此于人情，或许不太公允。中原沦陷之后，应当有类似事例，可咨询沈常侍详细议之。”沈洙议道：“礼有变正，又有从宜。《礼·小记》说：‘久而不葬的，惟主丧的不除灵，其余以麻终月数的解除丧服就可以了。’《注》说：‘其余指旁亲。’如郑玄所解，众人都应不除，王卫军所引，是礼之正。但是魏氏东关一役，既失亡尸棺材，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因而制使除丧服。晋氏丧乱，或有死于寇虏之庭的，无法迎殡，江左因而又申明其制。李胤的祖父，王华的父亲，都存亡不测，他们的子孙制服按时脱去丧服，这都是变礼之宜。沈孝轨虽然因奉使便要迎丧，但戎狄难亲，还期不测。我以为应该按塞盐过去的规矩，在此国内的，都应脱去丧服，毁灵附祭，如果丧棺得以回还，另行改葬之礼。白天下寇乱，西朝倾覆，流落于绝远之地，情礼无法得申，像这类人，恐怕不止一二。宁可丧期无数，而不脱丧服，朝廷自应为此作出限制，以礼义决断恩情，通访博识之士，以礼折衷。”江德藻同意沈洙之议，上奏被允准。

梁代旧的法律，测囚徒的办法是，每曰一上，开始于下午三时到五时，结束于夜里九时到十一时。到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间太久，不是人所能忍受，划分其中的刻敷，每日二上。廷尉认为新律制太轻，请求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会同尚书省详议。此时高宗录尚书，集众人议之，都官尚书周弘正说：“不知狱中所测的人，有几人服罪？几人不服罪？必须先责取人名及数目并加罪目，然后再集。”得廷尉监沈仲由陈述，实行别制以后，有寿羽儿一人杀了寿慧，刘磊渴等八人偷了马仗家口渡北，依法测之，限期完毕仍不服罪。刘道朔犯了七次偷窃，依法测立，前后二日便服罪。陈法满被使封藏、背法受钱坐罪，没来得及上就服罪。弘正议道：“凡小大之狱，必应之以情，正言依准审案的五种方法，验它们的虚实，哪可全凭拷问鞭打，来判定罪刑。况且测人的时节，本不是古制，近代以来，才有此种方法。起始于下午三时到五时，结束于夜裹九时到十一时，难道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所以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没有人不服罪，冤枉的人便多了。早晚二个时间，同等刻敷，进退而求。于事才为折衷。假如说小促前期，致使实罪不伏，如再将时节延长，那么没有不错服罪的。况且人所能忍受的，原本即有强弱，人的立意，更有多途。至于如贯高鞭笞刺身，身上体无完肤，戴就熏烤针刺并加致极，病重垂危仍不变移，哪关时间长短，鞭打而测的优劣？与其杀无辜者，宁可失之不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造就是古代圣王，重视此明法。我认为依范泉所著的律制，于事为妥。”舍人盛权议道：“比部范泉的新制，尚书周弘正的明议，都适合《虞书》惟轻的旨意，《殷颂》布正的言论。我私下寻思廷尉监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后，共有狱囚十一人，其中所测的人十个，只有一人服罪。我以为服罪的囚犯，狱官应明加辨析，尽考事理。如罪有可疑，自应重审另判，做到没有滥测；如罪有实际验证，才可重审测立；这样就枉与直有分别，刑罚与宽大合理了。范泉今讼述《汉律》，说‘死罪与除名，罪证明白，拷问鞭打已到，而抵赖隐瞒不服罪的，处罚应当列上’。杜预注说：‘处罚应当，指证验明白的罪状，列他抵赖隐瞒的意思。，我寻思旧制深刻严峻，一百人中不服罪者一个，新制宽大优厚，十人中不服罪者九人，参会两文，宽严是如此不同，处罚应当列上，未见改正。愚以为应付典法，更要详明‘处罚应当列上’之文。”沈洙议道：“夜间测立，缓急容易欺骗，应兼用滴水计时的漏壶，于事妥当。但漏壶刻制有久近之分，今古不同，《汉书·律历》，何承天、祖冲之、佢之父子的《漏经》，都从关鼓到下鼓，从晡鼓到关鼓，都是十三刻，冬夏四时没有不同。如果曰有长短，分在中午时分前后。今用梁末改的漏壶，下鼓之后，分别短长，夏至那天，各十七刻，冬至那天，各十二刻。伏承命令旨意，刻同勒令，检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时之用不等，廷尉今诉讼，因时刻短促，致使罪人不服罪。我的意思是应去除夜测的暗昧，遵从昼漏的明白，斟酌于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去秋冬的少刻，依从夏日的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时的夏至，早晚上测，各十七刻。比之于古代的漏刻，那么一上多于过去四刻，就用今日的漏刻，那么冬至多了五刻。虽然冬至之时，敷刻侵夜，正是少，于事不疑。使得罪人不以漏刻短而为依捍，狱囚不因在夜间而遭受诬陷，求之于我的意思，我自己以为是允合的。”众人议论以为应依范泉的前制，龌说：“沈长史之议说得合理，可再加广议。”左丞宗元饶议道：“我寻思这选之议并非完全不同于艺星，正是想使四时都平均刻敷，兼斟酌它们的佳处，以使劳逸平均。便同牒请写还删定曹详细更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祖父：沈休稚，梁馀杭令。

父亲：沈山卿，梁国子博士、中散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