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昌，地貌学家。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42年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负责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地貌研究室。完成了若干流域规划与大型水利枢纽建设中的地貌研究，进行了中国地貌区划、地貌分类与制图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对动力地貌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具有开创性。著有《中国地貌区划》、《长江上游河谷地貌》、《河流地貌学概论》等。
人物生平
1936年—1940年，成为
浙江大学史地系首届
本科生。
1940年—1942年，从师于中国近代地貌学一代宗师
叶良辅先生，获硕士学位。
1942年—1943年，任资源委员会助理研究员。
1945—1948年，任统一地名委员会编辑，并调到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
1950年-，受
竺可桢副院长的邀请，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58年地貌研究室成立，并任主任，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兼地貌专业和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地理研究所党委委员。
1987年退休。从事地理科学60年，是中国现代河流地貌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国内外杰出的地貌学家，在河流地貌、地貌区划与地貌制图以及应用地貌诸领域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河流地貌研究体系，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调查实践
沈玉昌一向主张理论联系实践，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提高理论，再服务于实践。他身体力行，以完成国家的重大课题为己任。无论是50年代初的西南铁路选线和
汉江调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
三峡和长江上游河谷地貌考察，还是全国地貌区划与地貌制图工作，沈玉昌始终坚持地貌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
人物经历
沈玉昌成渝铁路
1950年7月，沈玉昌应竺可桢副院长之请，调到南京地理所工作。不久他便欣然参加西南铁路选线工作。沈玉昌回忆说，“当时去西南的共4人，我和孙承烈一组，负责隆一筑线；陈吉余和邓静中一组，负责湘黔线。一个地貌，一个经济地理，相互配合得好，任务也完成得好，深受西南铁路工程局的欢迎”。?
接着，沈玉昌又应邀察勘成渝铁路。当时成渝铁路已进入施工阶段，一些地段出现的问题很多，急待处理。沈玉昌和工程指挥部密切配合，以其扎实的地质、地貌知识，解决了永川大滑坡和黄鳝溪简阳桥等一系列工程地貌问题，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的表彰。沈玉昌撰写的“川黔之间的地形与铁路建设”一文对中国
工程地貌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早年经历
回顾1952—1962年的工作时，沈玉昌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项汉江调查，一项三峡和长江上游河谷地貌考察。黄河的工作只开了个头，没有做完。”沈玉昌对前两项工作是满意的，完成了国家的重大任务，撰写了《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自然地理部分)》和《
长江上游河谷地貌》两部专着。
汉江调查主要解决两个问题：选择水库坝址，调查淹没损失。在汉江修建大型水库是实施长江流域规划的第一步。地理所组织的综合考察队由楼桐茂先生任队长，沈玉昌任副队长。经过3年(1952—1954)调查，考察队选定丹江口为最优址。同时，沈玉昌还对引嘉(陵江)济汉(江)和引汉济黄(河)路线进行了调查。他指出，引汉入黄是完全可能的，工程不大；引嘉济汉，由于嘉陵江河谷深切，必须建200 米左右的高坝，工程很大。所以第一步以引汉济黄为宜。沈玉昌提出的这一引水路线就是“南水北调”的中线方案。
为配合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长江上游地区
南水北调工程，沈玉昌从1958年至1961年先后领导三峡地貌工作队和金沙江考察分队，不畏艰难险阻，深入高山峡谷考察。围绕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他和考察队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1)分析了三峡河床深槽的成因及其分布规律；(2)论证了三年坪坝区的地壳运动属于大面积拱形隆起，第四纪以来无断裂活动，基本稳定，可以修筑高坝；(3)否定了前人关于三峡内无河流阶地的错误结论。发现三峡内不但有阶地，而且有10级之多，最高阶地高达300多米。这些研究结果不仅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探索长江河谷发育史作出了贡献。
60年代初，长江的考察工作刚结束，沈玉昌便着手研究黄河。他一面组织力量，在地貌室设立渭河和黄土地貌两个研究组，一面亲自参加从陕西府谷至黄河口的地貌调查。“可是”，沈玉昌十分遗憾地叹了口气说，“‘文革’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使我至今欠着黄河一笔难以偿还的债”。
地貌区划
1955年，
沈玉昌构造地貌类型
沈玉昌患肺结核，被迫在家养病。他闲不住，广泛收集地貌资料，自学俄文，学习苏联的地貌区划与地貌制图经验。恰好，1956年上半年，成立了以竺可桢为主任的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是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地貌区划是其中一部分，由沈玉昌负责。当时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少，资料缺，如何在两年内完成这项全国性的大任务。只有靠集体的力量，协作完成。他讲述了和施雅风、严钦尚、陈吉余、杨怀仁、任美锷、王乃梁、周廷儒诸教授合作的经过，说“大协作是个好办法。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干，办不成大事”。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沈玉昌撰写了两篇论文：“中国地貌类型与区划问题的商榷”和“论地貌区划的原则与方法”。1965年，沈玉昌主编的《中国地貌区划》一书问世。这本书不仅系统总结了1958年以前中国地貌研究的主要成果，奠定了中国区域地貌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和《中国地貌区划》同时完成的1/400万中国地貌类型图也是一项重要成果，它有以下三个特点：(1)是根据若干地貌要素图，如地表切割密度和切割深度等，编制而成的，便于应用；(2)山地分类比苏联的详细，按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划分丘陵、低山、中山、高山和极高山，既附合中国地貌的实际，又有利于指导生产；(3)地貌类型突出外营力分类，这是从农业生产的需要考虑的。沈玉昌提出的地貌分类受到国内地貌界和生产部门的称赞。
为了给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提供可靠的资料，沈玉昌于1963—1965年组织地貌室的主要力量编制1/50万黄淮海平原地貌图。他满腔热情投身黄河两岸的考察，拟订图例系统、撰写说明书，决心为改变黄淮海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作贡献。然而，1966年使这项工作中断了。所幸的是，黄淮海平原地貌图的蓝图已被华北六省市广泛应用。经过地貌室努力，这幅图终于在1985年修改出版了。
治学严谨
沈玉昌以治学严谨、对事业对极端认真负责，而深受大家的尊敬。他常说，科学的认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工作稍有不慎，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沈玉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先生以参加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研究为荣，同时又一直担心自己所作的结论是否附合实际。1975年，三峡前期工程上马，他欣然应邀到现场考察、会商。10多年来地质队和水文队在三峡地区做了详细的勘察，结论与沈玉昌的一致。他才稍稍放下了心。
理论上的探索，沈玉昌也是一丝不苟。1961年，他着手总结长江上游的工作时，发现金沙江袭夺问题仍是个悬案。这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涉及长江发育的一个大问题，不容回避。沈玉昌说，他当时是赞同“袭夺说”的，但感到证据尚不充分，所以决定再去云南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沈玉昌的认识反了个过。许多证据证明，石鼓附近不存在袭夺弯，“长江第一弯”是适应断裂构造发育的河谷。洪文村至剑川之间的宽谷也不是金沙江古道，长江由此经漾濞江入澜沧江更不可能。据此，沈玉昌撰写了“滇西金沙江袭夺问题的新探讨”一文。他的这种大胆探索的治学精神无疑是值得称颂和学习的。
沈玉昌十分注意人才培养。对年轻，他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业务水平。他还动员他的夫人赵冬，为年轻开英语补习班。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沈玉昌不惜花费精力带研究生。他1977年患病以后，还亲自带了3名研究生。
对室里的优秀人才，沈玉昌总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和他们本人的意愿，妥善安排工作的。现任兰州沙漠研究所所长朱震达是沈玉昌50年代的得力助手。朱震达立志研究沙漠，得到沈玉昌的热情支持。20多年来，中国沙漠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沈玉昌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谈到当前的地貌研究工作，沈玉昌认为：(1)要面向经济建设，为四化多做贡献。他深信以任务带学科，通过实践提高理论，再服务于实践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是地理学的性质所决定的。(2)要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理论，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要提高实验和技术手段。(3)国土整治是件大事，地貌工作者理应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一定要做好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的工作。(4)1∶100万中国地貌图和地貌区划是相辅相成的两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地貌图已编成15幅，要继续编制。地貌区划要尽快修订。(5)要搞好协作，大协作才能干成大事。
主要着作
“中国地貌类型与区划问题的商讨”，《中国第四纪研究》，1958年，第1卷第1期。?《中国地貌区划》（主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
沈玉昌地理研究
“论地貌区划的原则与方法”，《地理》，1961年，第3期。?
“中国地貌学的任务和方向问题的商讨”，《科学通报》，1962年，第1期。?
《长江上游河谷地貌》，科学出版社，1965年。?
“中国地貌分类、区划与制图工作中的回顾与展望”，《地理科学》，1982年，第2卷2期。?
“试论国外河流地貌学的进展”，《地理研究》，1985年，4卷2期。?
《
河流地貌学概论》(与龚国元合作)，科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1：100万地貌图制图规范（试行）》和首批15幅《国际标准幅地貌图》，科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