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越(1917年10月10日—1992年10月27日) ,原名冯仁轩,男,中国共产党党员。
人物生平
1923年至1930年,沈越于吉林市东关小学、省立模范小学和文光中学读书。
1931年初,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发动了名震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沈越勇敢坚定地参加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
1936年初,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36年6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越借读于武汉大学,在《七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赞八百壮士》、《归来啊,北平》、《武汉烽火》等作品。
1937年底,沈越参加了刘澜波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为培养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办的训练班。
1938年初,训练班介绍他去山西临汾,经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介绍去了延安。
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1月,沈越被派往晋西北区党委任宣传干事兼晋绥解放区民先总队组织部长。
1939年1月至1941年4月,任中共兴县宣传干事、区委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1941年5月,调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教育科长。
1942年10月,沈越调回兴县任县委书记。
1943年7月,沈越任一专署专员兼兴县县长。
1942年10月,沈越组织建立了武工队、民兵自卫队、变工队。
1946年5月28日,沈越率部分干部经乌拉街、舒兰、蛟河撤至桦甸横道子(现属蛟河)。
1946年7月16日,沈越任中共吉南地委和吉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1948年3月19日,东北局专电,任命沈越为吉林市市长。
1949年4月,沈越任市委代理书记兼市长。7月任市委书记兼市长。
1952年10月,沈越调任中共热河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12月,沈越调任中共抚顺市委第一书记。
1965年4月,沈越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计委主任。
1972年10月,沈越被解除监禁,获得“解放”,分配到鞍山市任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7月,沈越调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主管工业。
1983年6月,沈越任国务院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兼党组书记,中共辽宁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92年10月27日,沈越因病逝世。
人物评价
中共辽宁省委、省顾问委员会在发布的文告中称:“沈越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沈越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经验丰富,有胆识、有魄力,成绩斐然;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动脑,亲自动手,他襟怀坦白,为人正派,刚直不阿,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他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严格教育子女,清正廉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兢兢业业工作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人物轶事
校园风云
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31年初,沈越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是吉林城建校较早(前身是1905年建立的吉林优级师范学堂)且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一师教员张乃人曾以“吉林教育界沪案合援会”副会长的身分,组织该校师生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1928年10月和11月一师学生又参加了反对日本修筑“满蒙五路”和延长吉敦铁路的游行示威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口“柳条湖事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19日占领长春,21日侵占吉林。同年10月,吉林城各学校相继复课,当局派日本人担任一师校长,引起学生不满,反日情绪高涨。对上日语课,更是敷衍了事,流传“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三年用不着。”此间,沈越受冯乃宣和校图书管理员的启发引导,先后阅读了郭沫若主编的《拓荒者》、丁玲主编的《北斗》以及鲁迅、茅盾、胡也频、殷夫的作品,从中汲取了许多进步思想和革命意识。常与同班同学许言(原任上海市人大科教文委会副主任)、韩容鲁(原任吉林光机学院党委书记)议论反满抗日问题。他们的言行逐渐引起了校方(日本人)的注意,视为“危险分子”列入黑名单,上报了日本宪兵队。
1933年5月6日,时任中共吉林特支委员的省立一中学生金景,因散发传单被警察发现,解送日本宪兵队,审讯时,他供出了吉林市党团组织的情况。7日开始,日本宪兵队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黑名单”上的进步学生。幸亏学校进步教师娄少石(冯国藩的挚友)暗递消息,沈越于当日离家逃往北平。
东北大学
沈越到北平后,先考入中山中学,一年后,进入东北大学补习班。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发动了名震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沈越勇敢坚定地参加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
1936年初,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同年6月,经同学纪希晨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此间。他还经常写些文艺作品投寄到天津《大公报》等报刊,从而结识了穆木天、彭慧、李辉英等东北进步作家。
武汉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越开始第二次流亡,辗转来到武汉,借读于武汉大学。此时,他满腔悲愤,秉笔直书,用蓬麦哲的笔名,在《七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赞八百壮士》、《归来啊,北平》、《武汉烽火》等作品。抒发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对故乡的怀念,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豪情壮志。
战争时期
积极学习
1938年5月1日,经该队指导员吕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选拔到成仿吾任班主任的高级研究班任班长。研究班学习结束后,到中央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此间,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马列著作,提高了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其后的成长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表文章
1941年5月,调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教育科长。为使干部群众正确认识抗日斗争的特点和发展前途,他撰写了《怎样学习(论持久战)》文章刊登在《抗战日报》(1942年4月9日二版)上。
文中写道:“《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辉煌著作。这里积累与发展了中国十年国内战争及抗战初期军事上的一切经验,解剖了中日两国之间基本矛盾的对立因素及其对比,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性,并基于对这种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制定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与战术”。文中还阐述了个人的心得体会。这篇文章对干部群众明确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坚定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起了鼓动作用。
三次村选,两次民选
沈越在担任县委书记和一专署专员兼兴县县长期间,为加强政权建设,先后搞了三次村选,区和县搞了两次民主选举,从而调动了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使基层政权更加稳定巩固。为支援抗日战争,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展群众性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男人当兵、妇女做军鞋”的“四大动员”工作。
全县共捐粮840万斤,白银1.1万两,白洋5.7万元,黄金27两,为部队输送850名优秀青年,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解决根据地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的吃粮问题,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大生产运动。兴县是一个贫瘠的山城小县,为提高粮食产量,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精耕细作,挖掘原有耕地的潜力;二是扩大开荒面积,鼓励群众开荒种地。县政府规定:“开生荒五年免交国税,三年不负担公粮,开熟荒三年免交租税,一年免交公粮。”由于沈越带领县级机关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和组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全县耕地面积增加到60万垧,其中历年开荒面积达18万垧,粮食总产达20万石,比1941年总产翻了一番,超过抗战前粮食最高产量。为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穿衣问题,在大生产运动中,试种棉花。兴县无霜期短,历史上没种过棉花。沈越从产棉区汾阳、交城、文水等县请来技术人员传授技术,指导兴县农民种棉。为鼓励农民种棉积极性,县政府规定:“因种棉所获收入,不论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征公粮,不计收入,不纳税。”
政府还发放植棉货款。县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纺织专业促进会”,沈越亲任会长。由于调动了广大农民种棉积极性,不但在高寒山区种棉成功,而且种棉、纺纱、织布都获得丰收。1944年,全县种棉50万斤,纺纱14.5万斤,织布120万丈,基本解决了全县军民的穿衣问题。
从1942年10月开始,日本侵略军加紧了对晋绥边区和兴县的反复扫荡,沈越组织建立了武工队、民兵自卫队、变工队,边生产、边战斗,开展游击战、麻雀战,配合我军正规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仅在1944年10月,兴县武工队和民兵就单独与敌人作战74次,配合正规部队作战62次,用地雷和手榴弹炸死、炸伤日伪军293人,缴获手榴弹,掷弹筒386件,夺回粮食10余万石,解放群众150多人。1944年12月,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会上,兴县被命名为晋绥边区模范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3日,沈越和兴县人民在县城东关大礼堂集会,热烈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沈越在兴县工作了七年,而且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他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卓越的组织才能,亲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兴县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载入兴县革命史册,成为晋绥边区的风云人物。
亲属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