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公报》于1719年12月21日诞生于北美殖民地，处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属于两派报刊中的爱国派，它是殖民地时期的三大报之一（另两个为《波士顿新闻信》及《新英格兰报》）。1755年，波士顿的本杰明·艾德斯接手了当时经营失败的《波士顿公报》。1797年停刊。
发展历程
1719年，时任邮局局长的约翰·坎贝尔在政治上失宠，威廉·布鲁克成为新任邮政局长。他要求坎贝尔移交《
波士顿新闻信》，但遭到拒绝，布鲁克只得创办一份新的出版物——《波士顿公报》，被打破了《波士顿新闻信》为期15年的垄断。后来由相继的五任邮政局长继续发行。到1741年才转给印刷商承办。
《波士顿公报》和《波士顿新闻信》一样，两面印刷，国外消息采自伦敦来的时隔数周的报纸，本地新闻自行采集。报纸以较低的费用发行，但这两份报纸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发行人谨小慎微，生怕得罪其所依赖的给予他们某些特权和津贴的政府官员，所以每期报纸出版之前都要经过审批，很少考虑读者的兴趣，发行量通常很少。
马库斯·丹尼尔在《丑行与文明：新闻及美国民主的诞生》（Scandal &Civility：Journalism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Democracy）一书中说，对当权者进行批评是18世纪出版商做得最好的事。新闻从业者的客观性标准19世纪才建立起来，在那之前，最重要的是要有观点。“出版业主要就是和人们的意见和评论打交道，”本杰明·富兰克林1731年在《为出版商道歉》一文中说，当时他已经开始在费城出版《
宾夕法尼亚报》，他曾提议每年都出一份万金油式的《道歉》，以免去每次冒犯某人时都要道歉的辛劳。在富兰克林看来，他的工作不是找出真相，而是充分刊登意见和评论：“出版商是受过信仰教育的，如果人们意见不一，公众就应该同时听到双方的说法。当真理和谬误同时登台，前者总是能胜过后者。”
1755年，波士顿的本杰明·艾德斯及其才质平平的合伙人约翰·吉尔接手了经营失败的《波士顿公报》。艾德斯是查尔斯顿一名帽商之子，并没有多少钱，还当过清洁工。与当时的很多报商一样，他也同样对统治者进行了批评。接手《波士顿公报》后两年，当地行政委员们把他叫去一顿臭骂：“你在报纸上登的那些小册子和文章非常有攻击性，因此我们通知你，如果继续刊登这类性质的东西，你就得不到我们的关照了。”艾德斯本可以做富兰克林式的“道歉”游戏，但是，他被迫发表了一个含糊但不可能做到的承诺，即未来“不出版任何让任何人不适的东西”。
接下来他怎么做了呢？他没有停下。1760年代，经他之手，曾经是行政委员们手中皮鞭的《波士顿公报》变成了爱国反对派的机关报。约翰·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小詹姆士·奥蒂斯、约瑟夫·沃伦这些自称“波士顿自由之子”的人都为艾德斯的报纸写文章。
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英雄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为它写了报头。艾德斯本人也为报纸写文章，虽然他的文笔并不炫目，但他和其他作者一样，知道如何对英国王室指定的统治者、英国士兵、税官进行进攻。
保守的出版商称该报为“每周粪船”，这一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早期的美国报纸看上去就像一篇长长的没有休止的恶言谩骂，一艘巨大的粪船。很多文章只是玩弄花招和嬉闹，其中一些非常任性，反复无常。有些是纯粹的居心不良，还有很多则更进一步。但所有这些痛骂加在一起，的确形成了一支长长的革命论战大军，反抗专横、独立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统治。
1764年，北美13个殖民地共有22家报纸。那一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食糖法案》（Sugar Act），对从北美进口的糖、酒、咖啡等课税，并警告说，印花税将随之到来。殖民地人已经一文不名，很不高兴。可怕的法印战争夺走了几千条人命，民不聊生。王室金库空空如也：战争使英国债务几乎翻了一倍。新任首相乔治·格伦维尔的理论是，我们是为殖民地发起这场战争，因此殖民地居民要为之买单。于是出台了《印花税法案》。“该法案对印刷商的影响最大，”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伦敦预言道，他恳求英国议会再考虑一下。事实证明，《印花税法案》是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格伦维尔内阁摔的大跟头，”历史学家亚瑟·史勒辛格写道。
在波士顿，本杰明·艾德斯拒绝买印花。他听从约翰·亚当斯的建议，将《波士顿公报》的口号改为“自由的报纸维持人民的权威”。当英王室任命的马萨诸塞总督弗兰西斯·伯纳德（他认为艾德斯的报纸“充斥着最恶毒的诽谤”）威胁要起诉艾德斯和吉尔时，亚当斯要求印刷商们继续。他告诉他们，“不要被任何伪装礼貌、优雅或庄重的人骗去自由，那常常是伪善、欺骗和怯懦的代名词。”
1765年11月1日，那个黑暗的日子，波士顿人在著名的自由树下为自由举行了一个葬礼。艾德斯的《波士顿公报》报道了殖民地举行的很多类似的葬礼。在朴次茅斯、新罕布什尔，一个棺材“经过了精心装饰，棺盖上写着‘自由，享年145岁，因印花税而亡，自我们的祖先登上普利茅斯时始。” “悼词还没念完，尸首就开始有动静了，还是有一丝生机留存”，自由还在动。
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独立战争爆发了。那天夜晚，在波士顿，这个由英国人占据的城市，艾德斯和吉尔迅速解除合伙关系。吉尔跑去藏了起来。在夜幕的掩护下，艾德斯独自一人把印刷机和字模载到了查尔斯河，在那儿把它们装上一条船，连夜划船逃离了围城。在附近的城镇，他临时开设了一个印刷厂，几周内就用粗糙的纸墨重印《波士顿公报》。在波士顿，英国军队到处寻找艾德斯，但一无所获，于是转而对付他19岁的儿子。彼得·艾德斯作为战俘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他透过监房的窗户看着狱友、一名波士顿画家被痛打，忍受不住心理折磨，终于喊出“天佑吾王”。
彼得·艾德斯幸存下来，他也变成了出版商。战争结束了。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领会，在一个共和国内，报纸是受到支持的。本杰明·艾德斯继续出版《波士顿公报》，但他已经失去了最好的作者。沃伦在
邦克山战役（Battle of Bunker Hill）中战死，奥蒂斯疯了，约翰·亚当斯永远离开了波士顿。政治氛围也变了。革命已经结束，现在是组建国家的时候了。过去的激进主义者现在找到了组建稳定政权的途径。艾德斯和很多落魄的生意人、长期遭受折磨的革命者一样，沉湎于过去的时光，不能自拔。他反对宪法，对他来说，它带着专制的味道。他反对它，但发现自己最终成了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反联邦主义者。当马萨诸塞通过自己的印花税征收方案时，艾德斯发表了激烈的抨击性文章，署名“印刷工的朋友”。
1796年，艾德斯曾经的朋友约翰·亚当斯击败托马斯·杰斐逊，成为美国总统。马库斯·丹尼尔对1790 年代报业进行研究后说，亚当斯的专横和有争议的管制使得报业变得更加极端、武断。印刷商们，不管是反对亚当斯还是狂热支持他的，都变得越来越大胆。“我不相信什么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联邦党报人威廉姆·科比特写道：“它们一无用处，是完美的废话。”《康涅狄格蜜蜂报》出版商承诺报道“财富流转，时局变幻，宠幸之失，伟业之殇，管理不善，杂税苛捐，既非真实，亦非虚妄”。
1798年7月，亚当斯签署了《惩治煽乱法》，令诽谤成了联邦重罪。亚当斯已经意识到出版商是一根鞭子，用来鞭笞统治者是相当好用的，但是如果统治者是自己，那就另当别论了。杰斐逊有意在1800年的大选中挑战亚当斯。《惩治煽乱法》预定于1801年3月到期，也就是新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前一天，因此很多美国人认定，亚当斯就是想让反对派声音消失，以利于他自己连任。当时有25人因煽乱罪被捕，15人被起诉，10人被判有罪。这10个人包括7名记者，他们和艾德斯一样，支持杰斐逊。曾在印度和英国坐过牢的杜安再次进了监狱。巴赫没出庭，因为他已经死于黄热病。编辑托马斯·库珀的罪名是试图“陷亚当斯于不义之地，煽动美国好公民反对他”。当要求自辩的库珀试图证明他所说的关于亚当斯的一切都是真的时，法庭拒绝了他要求传唤总统的请求，认定他有罪，判了他六个月监禁。
那时本杰明·艾德斯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1797年，他在他的《波士顿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可怜的请求，要用过去的光荣换钱，说自己作为一名报纸编辑，过去四十一年来一直是公众忠诚的仆人，现在需要公众的仁爱和帮助。亚当斯任他绝望。艾德斯相信亚当斯已经背叛了战斗的一代为之战斗的所有信念。他们把自由及其“哥哥”报纸从坟墓中拯救出来，只是为了让亚当斯成为“残酷的收割机”吗？艾德斯比大多数人更受不了这种背叛，他被击倒了。国会通过《惩治煽乱法》后两个月，艾德斯出版了最后一期《波士顿公报》。“现在，我的市民朋友们，”他写道：“我要向你们永别了！保持你们的美德，珍爱你们的自由。”他关闭了印刷厂，将印刷机搬到家里，让它占据了小小的客厅。年迈的艾德斯整日俯在印刷机边，眼镜吊在鼻子上，将铅字模排好，又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