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之战

晋、奉军阀在涿州的会战

涿州之战，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晋军和奉系军阀部队在河北涿州进行的一次战役。当时阎锡山的晋军改称国民革命军，阎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阁锡山部在京汉、京绥线出击奉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领所部为挺进队，突入直隶(河北)省，占领涿州。在奉军的猛烈围攻下，傅部孤军坚守涿州城3个月。经双方多次谈判，晋军第四师残部出涿州城，移驻通州，奉军万福麟部进驻涿州城，战争结束。

战争背景

在这次战役以前，奉张和晋阎曾于一九二六年联合对冯玉祥军作战，把冯军驱逐至陕西、甘肃一带。这年秋天，奉军在河南与北伐军作战败退时，阎、冯又联合对奉，企图断其归路。一九二七年九月阎锡山亲率主力部队突然东出娘子关，到达定州，并分兵自晋冀边区山岳地带渗入京汉线北段和京绥线东段各地,号称十路大军，进取北京。晋军谋定后动，来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迭失要地。后奉军采用军团参谋科长夏鹤一的方案，重加整顿后，派第二十九军戢翼翘部从左翼迂回晋军侧后，才逐渐将晋军各路分别击破，晋军纷纷撤离铁道线。奉军重新占领定州、正定、石家庄及宣化、张家口、柴沟堡等地。阎锡山逃进娘子关时，司令部的印信等都被奉军所截获，狼狈情形，可以想见。但傅作义所率晋军第四师，占领涿州一带，作孤军的奋战，企图挽回颓势扭转全局。

涿州虽在平原地区，近郊无险可守，但城垣高厚，距京汉铁路线仅千米左右，车站和往来列车都在它的枪炮射程以内。城垣是长方形的，南北长约三里,东西约二里半，高度大约三丈多，四面各有一门。城中有双塔，高十丈多，可以用作炮兵观测所，城周数十里都可以望及。城外有护城河，作战时已经入冬，干涸了。

战争经过

当傅作义部乘虚进占涿州时，奉军兵力正分散于京汉线中段及京绥线东段，仅有王以哲旅驻扎保定，勉可调动应战。王旅共有步兵三个团，装备精良，训练也比较好。第一团团长刘多荃，第二团团长于兆麟，第三团团长韩麟征，都相当勇敢善战。王以哲先命第二团进攻涿州车站，极为得手，迫使傅军西退人城。傅军登城坚守，经常射击车站和铁道线，往来列车非经奉军炮兵开炮掩护无法通过。后来，傅军可能因为节省弹药起见，这种射击才停止。

王以哲调来炮兵后，就选定东北角为攻击点，在炮火掩护下，令第三团爬城进攻。傅军居高临下，反复冲击，双方死伤很多，攻势顿挫。不料当夜傅军突由东门冲出，袭击奉军后方，奉军反被迫撤退至涿州东北二、三里地的清凉寺，互有伤亡。

张学良闻讯后，便增调第十五师黄师岳部、第二十三师安锡嘏部、炮兵第六旅乔芳部及工兵司令柏桂林部共三万余人加人战斗，紧缩包围圈，而在城西留出空隙地带，以备傅军后撤。但傅军恐出城西撤，反而可能招来腰击，顾虑很多，决定继续全力防守。自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奉军连续进行四次总攻击，使用大、小炮一百余门，日夜进行轰击，声闻百里，战况极为激烈。担任攻城的黄师岳师长在第一次总攻击中就被子弹打伤，所部官兵虽有奋勇爬上城墙的，但因炮兵没有及时延伸射击,反被打死、打伤数十人。

第二次总攻击选定东南城角作为攻击点，由工兵司令柏桂林指挥。工兵趁黑夜向城根铺设轻便铁路，把铁斗车(俗称“轱辘马”)反扣，作为装甲，冒着城头密集的枪火，运送大批炸药，埋放城根，拉好导火索。事前集结步兵近万，准备爆破后立即冲锋。但炸药威力虽大，城墙却特别坚固，轰然一声，仅炸塌城角半壁(有一部分炸药未爆炸，被傅军丁夜间运进城内，后来用来制造手榴弹和手雷)，仍旧无法登城。然而城外奉军集结点，反而时常遭到傅军炮火的袭击。这时候，才想到城内的双塔是傅军的炮兵观测所，便调来加农炮两门，在离城三里的西河村地方放列，轰击塔顶，第二发炮弹就把南塔的东南面轰塌一角。但放第三炮时，一声巨响，炮弹未及出膛就爆炸，炸掉了一节大约三尺长的炮筒，炮击双塔从此停止，使得它们还能保存到现在。

第三次总攻击是全线绑扎云梯，梯高三丈多，用士兵多人，抬到城根，一声令下，同时竖起，攻城部队立即奋勇攀登。但傅军一阵手榴弹及手提机关枪又打死、打伤奉军多人，仍然无济于事。

第四次总攻也是由柏桂林指挥的，调工兵在距城数百米的房屋中开挖坑道、四尺高，四尺宽，因为工兵不敷分配，特打电报到北京，强迫调动门头沟煤矿工人数百名来到涿州帮同作业。这时已是寒冬，坑道所留气孔中冒出白气,引起城上守军注意。他们因此也在城里沿着城墙挖开一道横沟，隔一段路叩上一口大水缸，在缸下伏上一个人来谛听，测得正在作业的坑道的方向，然后派几名机关枪手象猫守着耗子洞似的监守着，一经挖通，马上迎头痛击。奉军工兵及门头沟煤矿工人因此死于坑道中的，为数不少。

此项坑道，同时在九处开挖，有八处被破坏，仅西南城角一处成功。这一天又是我在前线值日，目击装人炸药约两吨，另组织冲锋队一万人，期在必胜。拂晓时，由柏桂林亲自发火，轰然一声，尘土腾空，砖石纷飞，冲锋步兵一时杀声震天，齐向爆破处冲去。但城墙虽已崩开，飞起的砖土随即落下，竟将豁口堵上一半。同时城内傅军预备队听到消息，从各方涌向现场进行抢堵，双方以手提机关枪和手榴弹对战。从早上一直到中午，双方死伤一千多人，奉军攻势，又告失败。这次总攻击，张作霖曾派大员前来督战，并由万福麟亲自指挥。

开战的时候，曾有飞机到前方散发劝降传单。张学良曾乘机亲到涿州上空视察。在各次总攻击中，也曾有单机前来执行轰炸任务。但有次竟将炸弹误扔在本军阵地开了花，炸死、炸伤了好多士兵。从此，一听到机声临近，围城奉军便首先跳出工事，向后方奔避。

由于涿州攻守战旷日持久，城区不断受到炮火和炸弹的轰炸，居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断扩大，繁盛的南北大街成了一片瓦砾场，经涿州旅京同乡的呼吁和中国红十字会向双方提议，把围城中的老弱妇孺放出，以免作无谓的牺牲。双方同意后，于十二月十六日定时暂停战斗，由城里放出居民一千多人，都是面有菜色，精神憔悴不堪。奉军在战壕前加以监视，并由炮兵司令邹作华逐一询问，对城内傅军弹药、给养情况及傅作义的司令部所在地询问尤详，知道了傅的司令部设在东门内商会里。当晚八时,邹作华调集重炮兵团,以三十六门大炮同时向东门内商会方面集中轰击，一时迅雷掣电，弹如雨下，听说除了打死、打伤许多居民外，房屋损毁尤多。傅作义臂部受伤，也是由于这次炮兵轰击，地下室中弹坍塌时被压坏的。

奉军几次总攻击不但未能得手，且招来重大伤亡。万褔麟忽然想调用坦克队参加作战，当时就开来了六辆，主要目的是消灭城头机枪火力点。我奉命参加作战，指示攻击点。我同坦克队队长商业昌率领坦克前进。奉军坦克都是从法国买来，共三十六辆。这种坦克原是世界大战后的废品，行驶时发动机的声音特别大，动作却很缓慢，而且不是全金属制品,无限轨道里的大小轮子，都是木制的，外面包上一层钢皮，正面装甲相当厚，可以抵御机枪及手榴弹。车上配有平射炮一门，机关枪一挺。

我们把坦克纵队引进到吊桥附近，就在吊桥下面找到了掩蔽(护城河里冬季无水)。这时候，城上傅军已对坦克枪炮齐发，坦克着弹很多。但都没有击中要害。坦克迅即向城墙放列，开始射击，把对方火力完全制压。但在变换阵地的时候,车身刚向右拐,就被由城根火力点发射出来的炮弹击中侧面，立即有两辆歪倒在地上，无法行动。人夜，仅有四辆回到后方。那两辆坦克的车长和炮手都阵亡了，坦克上的平射炮、机枪、子弹及其附件，都被傅军于夜间拆卸了运进城去补充了他们的军实。第二次作战时又损失一辆。这个坦克中队，两战损失了半数的坦克，但对战事并没有发生有利的作用。(奉军坦克在南口与冯玉祥部作战时损失四辆。冯军以鸟枪用砂子射击瞭望孔成功，坦克手双目失明，无法作战。在河南与北伐军作战时损失六辆。连同涿州损失的三辆，共损失了十三辆。)

经过多次总攻击，奉军一筹莫展，而傅军愈战愈勇。万福麟不断受到张作霖的严责。他“狗急跳墙”，决定进行化学战争。万说：“咱们有氯气炮(即毒瓦斯弹)，把他们都给熏死吧!”不几天，就运到毒瓦斯炮弹五百发,弹头有红有黑:红色的是燃烧弹，黑色的是毒瓦斯弹。弹身长两尺多，有尾翼，插人炮膛的时候，弹头伸出在炮口外面。用小钢炮四门同时发射。发射前，万福麟亲自到炮兵阵地视察，还说：“我作了损啦!不用说城里的人，就连耗子也会给熏死!”

待五百发毒瓦斯弹和燃烧弹发射完毕，步兵部队开始攻城时，不料城上枪炮依然齐发，攻势又遭顿挫。万福麟马上叫指挥化学战的那个白俄来到指挥部，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方回答说：“炮弹太少!欧战时一次战役发射几万发才有效!”其实这种炮弹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剩余物资，或者早就是已失时效的废品了。有几颗毒瓦斯弹出膛就落地,发出烟雾和怪味，把炮兵阵地的官兵吓得乱跑。涿州开城后，据城内傅军士兵说：“这种炮弹发出的气体比空气重,直往地下室或壕沟里沉，气味使人恶心。我们在高处,就没有受害。”阎锡山曾为此通电全国，谴责张作霖使用毒弹，绝灭人性。张却以烟幕弹作辩解。然而张作霖当年使用毒瓦斯弹的现场见证人，至今恐尚不只有一个人吧。

这是第九次总攻击，至此，万福麟已经智穷力竭，证明涿州已非力所能致。张作霖也下命令说：“不用打啦，把涿州四周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他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里。”

于是万福麟就下令：攻城部队不再进攻，全力挖筑围城壕沟，深一丈，宽两丈，加紧封锁。但张作霖父子仍没有和平取得涿州的打算，先利用一线士兵对晋军士兵进行瓦解活动。因围城日子多了，城上城下双方士兵经常对话，傅军人城时着的是单衣，现在已经是隆冬，饥寒交迫，奉军士兵就用粮食、寒衣来拉拢傅军。但效果不大，只有极少数士兵因为同乡关系，从城根的工事里走出来投人奉军。后改由奉军中的高级军官，以与傅在保定军官学校同学的情谊，派人持函人城劝傅投降，保证优待，傅置之不理。其后，张作霖又派高级参谋于国翰到涿州督战，于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战术教官，与傅有师生关系，也派人向傅投递劝降书。这次，傅作义给了回信，大意说：老师教授我们的战术中，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课，因此不敢从命，云云。

谈判停战

从11月底开始，双方暂停攻击，各自休整。奉军筋疲力尽，黔驴技穷。张作霖下令:“把涿州四周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傅作义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里!” 晋军初入城时，傅作义就责令军需长杨维藩与县长李梦云等人，组成“商民维持会”，核实城内储粮，统计全城人口，统一分配口粮。无奈晋奉双方，战事持久不罢，城中粮源断绝，不久存粮殆尽，只好把造酒“烧锅”所存杂粮，以及糕点铺的存粮，全部征收。动员部分商民献出个人存粮，所获无多。

晋军9月离山西时，穿的是单衣，时已近隆冬，衣食无着，真是饥寒交迫。

12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派代表来涿州调处放出妇孺400余人。11日，山西旅京同乡会代表王剑秋入城。次日，前国务总理王士珍，前清史馆总裁赵尔巽，前国务总理孙宝琦，以及涿州旅京同乡会等许多机构及个人，各遣使或派代表，陆续入城，调处、规劝、慰问，傅作义以礼相待，却滴水不漏，婉辞各方盛意。城外奉军，借此机会向城上晋军以食物棉衣进行瓦解，除个别士兵因同乡关系出城投降，大多数士兵不为所动。张作霖手下的高级参谋于国翰,做过保定军校教官,与傅作义有师生之谊，来涿州督战去信劝降，傅作义回信:“老师教授我们的战术之中，学生并未学到投降这一项，故不敢从命。”

由于食物已绝，酒糟将尽，晋军士兵因食酒糟日久，大多病倒，或头足浮肿，或便溺不通。商民百姓食用告罄，病饿而死者日益增多，街巷号哭之声日夜不绝。14日，城中妇孺百余人，环绕傅作义的师司令部伏地泣告，请速罢战。官兵要求限定固守日期，傅作义许诺15 日为期。

请求总部增援的电报发过去无数次，有的泥牛入海，有的是些“尽军人最后之天职”之类的话。一直到等无可等，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阎锡山才松了口，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

12月29日，晋军第4师第4旅参谋长朱锡章出城赴奉军司令部和谈，议请奉军退兵 20里，晋军引兵退出涿州。奉军不肯接受此项条件，双方进行了三次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新年临近，傅作义连续两次在国内各报登载通电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二期)。仍无法达成协议，援军无望，协议久拖未决，而答应固守的日期逼近，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傅作义决定亲赴议和。

他在出城前，撰写《与部队临别训话文》，表彰部队艰苦奋战的功绩。鼓励士兵坚持革命军人精神，并叙述自己出城的苦衷。并写了《临别慰谢涿州全城父老子弟词》，让师参谋长陈炳谦在他出城后公布。“吾一身赴敌军为质，要其解围。幸而得允，吾军与众或可由旅长率部退却，吾死而不虚矣。……吾死而城开食人,亦吾所以谢涿人也!”他在家书中写道:“作义束发从军，以救民为职志。……涿人由我而死，作义宁不痛心!”

情势紧急，多拖一天，城内军民就多一分危险。1928年1月5日黎明，傅作义率朱锡章和师部中校参谋金中和出城，辞别了众人及涿县县长李梦云、商会会长朱德恒、好友李一峰等人，上马直奔火车站。由奉军师长万福麟陪同到达保定。时任保定总指挥的张学良对傅作义甚是赞许，见面先是安慰一番。傅作义直接说:“作义此来，首要的请求是，涿州城中已有两天没有一点吃的了……”未等他把话说完，张学良就让万福麟传令前方：“马上给涿州城内三天的食物。” 傅作义心下才安，感谢不已。张学良说：“两家本是一家，同为国事，此事不必介怀。” 随后，晋军4师代行指挥的旅长白儒青、第七团团长张葆亨、第八团团长赵锦彪、第36团团长袁庆曾、炮兵四团团长曾延毅，陆续被召至保定。双方自此方达成议和条款。仿照三国时代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办法，将傅部挺进军改编为国防军，直接受陆军部的指挥，永不参加内战。

张学良履行诺言，向涿州运送了大批粮食和物资，以救济灾民。12日，历时90余天的涿州之战结束，晋军第四师残部出涿州城，按受奉军改编为第 36 师，以白儒清为师长，移驻通州。奉军万福麟部进驻涿州城。随后，张作霖将该部调往中苏边境满洲里一带，但不久又将其遣散。傅作义则被张学良留置在保定，软禁起来。

历史影响

涿州一战，傅作义一举成名。各派政治力量都以重金或封官许愿的办法。竞相对其拉拢和争夺。蒋介石于1927年12月28日任命傅作义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涿州之战，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著名一役。虽以傅部向奉军妥协而告终，然而在军事史上，“举国上下认为这是优良军事传统的一个突出成就”。显示了傅作义有胆有识，有谋略，善于扬长避短，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出色的军事才干。

涿州之围三个月，守城伤亡仅500人，但百姓受害的程度却远比军队严重：城内繁盛市区南北大街共有商店274家，全部毁于炮火；民房被毁者十之八九。居民按户分配粮食，粮尽时以酒糟为食，并拆卸门窗以供炊暴之用。各户为防空避弹均建有地窖，奉军打进城内的炮弹，最多一天高达5000余发。故战后，县长周存培给阎锡山的《上大元帅请账恤书》称：炮火纷飞，屋记庐黔，比比皆是。战后多日，人民之居于地窖无屋可栖者，十之八九……人食牛马之食，追牛马之食既尽，则食酿酒之糟，百病丛生，死亡相继，饮民号泣呼呼，求娠于晋军司令部者，动至千百……晋军一切所费，皆取诸民……综计以上各项，共合洋一十四万三千三百余元……”皆是涿州战后情形之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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