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生态学

西方生态哲学提出的与浅层生态学相比较的概念

深层生态学是西方生态哲学提出的一个与浅层生态学相比较的概念。由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Naess)在1973年提出。将生态学发展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并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

简介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是当代西方激进环境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流派。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环境意识形态和环境运动由浅层向深层的一个转折，有人甚至把它作为激进环境运动的一面旗帜。深层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与它的开创者阿伦·奈斯紧密联系着。他建构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体系（生态智慧T）已成为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对于深层生态学的研究者来说，奈斯的思想如此地重要，以致于不弄清他的思想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深层生态学。

“深层”相对于“浅层”而言,浅层生态运动局限于人类本位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深层生态主义者把浅层生态运动视为一种改良主义的环境运动，试图在不变革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的社会机制和技术进步来改变环境现状。深层生态学认为这种试图减轻人类对环境冲击的努力最终会导致人们寻求用技术方法来解决伦理、社会、政治问题。

作为一种激进的环境主义，深层生态学从一开始就以反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姿态出现，而且态度十分鲜明。奈斯指出：“‘深层的’强调了我们追问‘为什么’、‘怎样才能’这类别人不过问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何把经济增长和高消费看得如此重要？通常的回答是指出没有经济增长会产生的经济后果。但是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对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和接近自然的权利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提出疑问，在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也就对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质疑。”所以，阿伦·奈斯说，“我用生态哲学一词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它强调不仅仅从人出发，而应该从整个生态系统（生物圈）的角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自然”作为统一整体，来认识、处理和解决生态问题。

挪威哲学家A·内斯在说明绿色运动的理论基础时所运用的一个概念。内斯在1972年提出了“浅”生态学和“深”生态学的区别,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浅生态学的特点是把人和环境截然分开,以人类为中心,认为人类保护环境不是为了环境本身,而是因为环境对人类具有价值,它在哲学上坚持一种机械唯物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深生态学已远远超出了浅生态学的这种经验科学的狭隘范围,它否认“环境中人的形象,而赞成关联的、总体的形象”。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体一样,都是“生物网的网结”。人并不是处于自然界之上或之外,而是构成生物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力求不以人类学为中心,生物体的非人成员的内在价值也应该给以肯定。这种关于“事物”相互联系及其不断变化的看法不证自明,它就是所谓深生态学的直觉。意思是说,世界根本不能分为彼此独立存在的主体和客体,人类世界和非人类世界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各种因素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这种“无基础的、自我一致的”宇宙论,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因而是直觉的,是生态学促进“人与自然的统一”的一种直接意图或心声。绿色和平组织及其理论家正是以这种“不可分割的整体”观点为理论根据,去动员群众,开展保护生态环境,反对浪费自然资源的运动的。

深层生态学理论的结构

在生态智慧T的基础上,奈斯等人又进一步建构了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框架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由四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是由两条根本性的原则,即最高原则;第二层据第三层次而得到的具体的行动规则。5)[这种推演与假说一演绎模式有共同的特征。相反,我们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经验问题进行深层的追问,便能自下而上地进人形而上学的层次。深层生态学立论的基础是两条最高原则,即自我实现原则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作为内核,它们位于深层生态学理论体系的中心。这两条根本原则是内在地相关的,但它所依据的前提却十分广泛,既有西方的文化传统,又有东方的智慧,但更多地来自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哲学信条。从前提向最高原则转换的基础是直觉而不是逻辑。奈斯指出,人们不能指望从根本前提中构建出合理的结论,因为没有“更高的”结论可利用。在深层生态主义者看来,逻辑并不比直觉可靠,看似严密的逻辑推演,最终的依据仍然是直觉。所以,深层生态主义者更愿意相信直觉。他们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不断提高的方式来把握直觉。直觉方式在深层生态学的方法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思维方式特点

①特别重视多样性，包括风格、行为、物种、文化的多样性；

②认为人类成熟是从“小我”到“大我”的发展；

③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只能以朴素的生活作风为途径。

基础

①地球上人和人以外的生物的繁荣昌盛有它本身的价值（或内在价值），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为人所用；

②生命形式的丰富多样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而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③除非出于性命攸关的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式的丰富多样性；

④人类生活和文化繁荣与人口的实质性减少是相互一致的；

⑤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干扰超过了限度，而且情况迅速恶化，因此，政策必须改变；

⑥意识形态的变化主要是力求提高生活质量，不是力求提高生活标准；

⑦同意以上各点的人有责任促进必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