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歌集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最重要的诗作之一

《漫歌集》又名《全体的歌》、《诗歌总集》等，是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最重要的诗作之一。该诗集于1938年开始创作，1948年完成，1950年在墨西哥城问世，同时在智利秘密出版发行。后来再版时又进行了扩充。

内容简介

巴勃罗·聂鲁达创作的初衷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将矿工、农民、士兵等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作为社会历史舞台的主要人物，同时却将总统、司令、将军、征服者、统治者作为他们的陪衬。全书由15部长短不一的组诗构成，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诗集的前六章（《大地上的灯》《马丘比丘之巅》《征服者》《解放者》《背叛的沙子》《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唤你的名字》）是第一部分。其中第一至第五组诗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个别时候，也有例外）。它反映了诗人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看法。《大地上的灯》向读者描述了拉丁美洲的诞生（在“礼服和假发”到来之前，是无所谓拉丁美洲的）和那里的自然风貌（“植物”“兽类”“鸟儿”“河流”“矿藏”和“人类”）。第二组诗《马丘比丘之巅》可以独立成章，是全书的精华，是大史诗中的小史诗。它反映了诗人从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变成被压迫者的代言人的转变过程。这组诗分为12小节，描写了坠入深渊的主人公又登上了印加帝国的古城马丘比丘的顶峰。这是一次在历史中的邀游，表达了诗人对建造这座古城的无名英雄们的崇敬。马丘比丘是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象征。它是用“巨石和语言”构成的永恒的丰碑，然而它又是“由那么多人的尸骨堆成的”。正是这座宏伟、壮观的建筑将深渊与高峰、死亡与永恒融为一体。在登上马丘比丘高峰之后，诗人便开始褒贬“征服者”、歌颂“解放者”、谴责“背叛者”，并在《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唤你的名字》中，抒发了自己与劳动群众的手足之情。

从第七到第九组诗（《智利漫歌》《名叫胡安的土地》《伐木者醒来》）是全书的第二部分。在《智利漫歌》（这是全书的原始部分）和《名叫胡安的土地》中，诗人表达了自己对故土的热爱和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工人和农民的敬意。第九章《伐木者醒来》同样可以独立成篇，这里的伐木者指的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61-1865在任）。他在青年时期曾以劈栅木为生。聂鲁达认为林肯是美国民主、自由的象征。他呼吁林肯重现人间，使美洲恢复民主与自由。在这首著名的长诗中，作者将美洲大地的山川、景物人格化，并巧妙地运用历史典故，表现拉丁美洲人民渴求解放的迫切心情。

全书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十到第十五组诗，记述了聂鲁达个人的经历。在第十组诗中，诗人回顾了自己的”流亡”主涯，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独裁统治的憎恨，洋溢着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布尼塔基的花朵》反映了农民和矿工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歌的河流》是诗人致友人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委内瑞拉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西班牙诗人）、贡萨莱斯·卡巴略（阿根廷诗人）、席尔维斯特·雷布埃尔塔斯（墨西哥作曲家）、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西班牙诗人）的诗篇。《新年大合唱，献给我黑暗中的祖国》和《汪洋大海》表达了诗人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的赤子之心。全书的最后一组诗《我是》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己之歌》异曲同工，描述了诗人的人生历程：从出生一直写到1949年2月5日——《漫歌集》完成的时候，其中包括诗人的家庭、童年、爱情、外交生涯的见闻、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感受，乃至诗人的《遗嘱》与《后事》。

作品赏析

《漫歌集》是一部宏伟巨著。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倾注了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这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天赋。就其规模和深度而言，在拉丁美洲诗坛上是空前未有的。《漫歌集》是聂鲁达的代表作，是他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是他献给整个拉丁美洲——首先是献给智利的史诗。在这部庞大的诗集中，聂鲁达已经成了人类的代言人。就其本质而言，《漫歌集》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作品，然而它不是政治口号的堆积，它不是简单的宣传手册，而是神话与历史、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聂鲁达不是形式主义者。对他来说，诗歌创作不是自我表现、自我雕塑、自我满足的工具，而是一种传递和表达思想信息的手段。因此，他从不过多地注意语言本身，而是始终瞄准现实，无论是主观的、客观的、个人的、社会的或者自然界的现实。他的语言不过是准确或者近似，清晰或者朦胧地表述现实的符号。

通过《漫歌集》，读者可以看到，聂鲁达的创作意图不仅是表现世界，而且要理解世界并揭示理解的过程和途径，以达到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他作品中的“我”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实实在在的“我”（而不是抽象的、泛指的、中性的“我”），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无病呻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因而富有感染力。聂鲁达的诗又是美的结晶：他很注意诗的形象、节奏、词藻、句式和押韵。聂鲁达是一个既瞄准现实又富于联想的诗人，因而他的诗歌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当他要表现通过自己神秘、原始的视觉所观察到的日常的、自然的现实世界时，他的语言是形象的、朦胧的、模棱两可的；而当他要表现通过非个人的、客观的视觉所观察到的历史的、进化的、社会的现实世界时，他的语言则是清晰的、规范的、不容混淆的。这两种倾向在《漫歌集》的诗作中交替出现。或者在一首诗中同时并存。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时而像互相吸引的两极一样互相撞击，放射出耀眼的火花。这正是《漫歌集》所特有的艺术魅力。

一个是虚幻的、怀古的，它将读者置于原始的、停滞的状态中，那里的一切都是可以超越的，就连“生”与“死”都是可以转化的。另一个是历史性的、展望性的、不断前进的，它将读者引向未来，那里的一切都可以充分地发展，那里的黄金时代不在起始，而在终极，在社会革命完成之日，对诗人来说，历史就像一部发动机，在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之后，将达到幸福的目的地。聂鲁达在创作《漫歌集》时，他已经不再苦闷、彷徨，已经经受了生活的磨炼和斗争的洗礼，已经把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在谈到《马丘比丘之巅》一诗的创作时，他在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中写道：“我在秘鲁停下来并登上了马丘比丘遗址。因为当时没有公路，我们是骑马上去的。我从高处看到石砌的古老建筑跃在青翠的安第斯高耸的群峰之间。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千百年的城堡奔腾而下。维尔卡玛约河上的白雾袅袅升起。在这岩石的脐心，在这傲然矗立、似乎是我所归属的、被遗弃的世界的脐心，我感到自己无限渺小。在遥远的时间里的某一点，我的手似乎曾在这里掘过沟堑、磨过岩石。我觉得自己属于智利，属于秘鲁，属于美洲。在这崎岖的高地，在这辉煌的、分散的废墟，我找到了继续创作诗歌的信念。《马丘比丘之巅》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在《漫歌集》中，这首史诗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章。这是一首抒情的政治诗，将聂鲁达诗歌的两种倾向、两种风格熔为一炉。它既不同于《西班牙在我心中》的明朗，也不同于《大地上的居所》的晦涩。它的结构严谨，文字凝练，意境清新，视野开阔。这是泥土与岩石的赞歌，是对自然与人生的思考，是一次寻根的旅行。诗人对于现代人单纯追求物质文明的悲悯，对于轰轰烈烈的战斗和牺牲的向往，都通过丰富的想象和隐喻表露出来。它不是单纯的怀古诗，也不易读，但具有鲜明的主题。读者只要充分发挥想象，就可以了解诗中扑朔迷离的内容。

《漫歌集》所展示的历史画卷是绚丽多姿、雄浑悲壮的。在这部煌煌巨著中，聂鲁达继承并发扬了贝略、奥尔梅多、卢贡内斯的诗歌传统，同时又没有摒弃自己作为先锋派诗人的艺术风格。因此，这部作品不仅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典范，也是继承与创新的楷模。

作者简介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那斯·巴索阿尔托，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在他刚刚满月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1906年他随父亲迁往南部新开发的特木科小镇。虽然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他最亲密的童年伙伴却是森林中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聂鲁达从14岁开始正式发表作品，19岁时出版的《黄昏》和次年发表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紧接着他又发表了诗集《无限之人的努力》（1925）、《戒指》（1926）和小说《居民及其希望》（1926）。从1927年起，他开始在外交界供职，先后担任驻仰光、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墨西哥城的领事或总领事。在马德里期间，他主办了《绿马诗刊》。这个时期的诗作有《大地上的居所》（1933）及其第二集（1935）。1936年6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他积极参加保卫共和国的战斗，并为此被迫离职。1937年他发表了著名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从此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献给斯大体格勒的情歌》等诗篇就是那时的代表作，1945年在聂鲁达的人生旅途中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当选国会议员，荣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加入智利共产党。1946年他遭到反动政府通缉，被迫转入地下，隐蔽在人民中间。1950年《漫歌集》在墨西哥城出版。这部巨著的创作于1948年完成，时断时续地经历了十个年头。1949年2月他离开智利，先后出访欧美各国，投身于保卫和平运动，曾获加强国际和平奖金（1950）。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人民以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欢迎他归来。回国后专心致志地从事诗歌创作，先后出版了《元素的颂歌》（1954）、《元素的新颂歌》（1956）和《颂歌第三集》（1957）。1957年他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个人生活条件的优越，不能不对他的创作灵感产生影响。然而在一个历尽沧桑的诗人的心中，希望之光是不会泯灭的。他从未停止对人生和自然的探索，并将自己的感受提炼为诗。1969年他是智利共产党提名的总统侯选人。当人民联盟推举阿连德为共同候选人时，他立即退出竞选，并支持阿连德直至取得胜利。1971年4月阿连德政府任命他为驻法国大使，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同年9月23 日聂鲁达在智利圣地亚哥逝世。他的主要作品还有《葡萄与风》（1954）、《爱情十四行诗100首》（1959）、《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智利的岩石》（1961）、《黑岛纪事》（1964）、《鸟的艺术》（1966）、《世界的终结》（1969）、《烧红的剑》（1970）、《孤独的玫瑰》（1972）以及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1974）和散文集《我命该出世》（197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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