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展

中国公学原校长

潘公展（1895年10月23日—1975年6月23日），原名有猷，字幹卿，号公展。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中国现当代作家。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潘公展，原名有猷，字干卿，浙江省吴兴县菱湖镇人，1895年10月23日生。吴兴乃产丝胜地，其父经营丝业，曾设大集成丝行。潘公展少年时入吴兴丁氏私塾读书，私塾教师受革命风潮的影响，经常向学生讲授革命救国的思想，受其熏陶，潘公展与同学秘密组织革命团体，编写《自强》壁报鼓吹排满。潘公展发给同学每人一把小刀，准备谋刺清朝官吏。潘公展离开私塾后，经当地一个美国传教士介绍，于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潘公展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成绩斐然，常在英语讲演比赛中获第一名，为老师所称赞，同学所羡慕。潘公展的文笔也甚好，经常为校刊《约翰声》投稿，并先后兼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的特约撰稿人，他经国文老师庞檗子介绍参加了著名诗社“南社”。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闻讯积极响应。5月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潘公展被推举为评议部秘书、财政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学生会会刊主编，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骨干。

1919年夏，潘公展大学毕业后，到上海私立市北中学执教，兼教务主任。教学之余，潘公展常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发表时事评论和学术性杂文。

上海亚东书局还请潘公展编著《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全史》，潘公展文笔犀利、见解独到，他的文章深受读者喜欢，在新闻界的名气日胜一日，故在1921年《商报》正式出版时，汤节之聘潘公展为电讯主编。潘公展自有一套，他一改往日成规，按事分类，有条不紊地编列电讯与要闻。《商报》的“每日时评”和“每周大事述评”也由潘公展负责撰写，时陈布雷任《商报》主笔，陈、潘二人共事6年，珠联璧合，文名渐著。

加入国民党

1926年年底，潘公展与《商报》主持人发生矛盾，亟欲离去。《申报》负责人史量才，遂乘机请他任《申报》主编，主编要闻。恰在这时，蒋介石以党政军首领自居，欲在南昌重新筹组中枢机关，急需秘书人才。经陈果夫介绍，潘公展于1927年1月与陈布雷同往南昌拜见蒋介石。两次长谈之后，潘公展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示从此要与蒋共命运。2月，与陈布雷一起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后蒋介石决定独留陈布雷在南昌任秘书，潘公展返沪继续在《申报》任职，“以利鼓吹国民革命”，“为本党宣扬主义”。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在上海设立政治分会，张静江任主席，潘公展任分会委员。潘公展由一个报人变为国民党要员，其政治生命由此开始。5月上海特别市党部开始清党，潘公展被聘为整理委员，又当选为常务委员。自此，从事人事党务工作达数十年之久。6月上海市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任市长，潘公展任农工商局局长。不久农工商局改社会局，潘仍为局长并兼任市政府秘书长。

1929年，国民党“中央俱乐部”成立。“中央俱乐部”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中心，集结蒋介石的亲信、党徒，为蒋的独裁统治效命。潘公展加入“中央俱乐部”，并很快成为CC系的主要骨干。潘公展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出席了国民党第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1932年8月，潘公展改任上海市教育局长。他活跃在上海文化宣传和教育界，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镶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国掀起反蒋怒潮。潘公展在上海唆使和支持一批反动文人进行文化“围剿”，制造白色恐怖。他制定了一套新闻、书报送审制度，就连小人书画稿也要经过审核，企图以此“杜绝赤化宣传”，“达安内镶外之成功”。

“一·二八”事件后，上海各高校学生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多次选代表赴南京请愿、包围《中央日报》、火烧上海真如车站，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甚至擅自开火车载请愿学生直冲南京，学生们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希望政府能迅速起兵抗日。潘公展身为教育局长，一方面假意答应学生的要求，安抚学生，一方面又会同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上海市党部常委吴开先等人，在各高校精选“优秀青年”，组成上海大学联合会，从内部瓦解学生运动。

同时，在教育局领导下，另成立“中学联”、“大教联”、“中教联”及文艺团体等其他组织，以压制广大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减少中央麻烦”。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波及上海时，潘公展严令各学校阻止学生游行示威。当500余名学生到市政府请愿时，潘公展竟悍然下令“所有全市公私中学校于即日起提前放假”，企图以此破坏学生爱国运动。

潘公展于1932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晨报》，自任社长，建立起自己的反共宣传阵地。他鼓吹“本位救国论”，即所谓：“人人均宜为本业致其最善之努力，谋如殊途同归之救国。”他还说：“吾人若不唤起国人本位救国之意义，则国人或将中风发狂”，以此诱导工人、学生脱离抗日救亡运动。以后，潘公展又办起《晨报晚刊》(后改名《新夜报》)和《儿童晨报》、《儿童画报》。

1934年3月，国民党统治集团标榜“依据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文化”，设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蒋介石为名誉会长，陈立夫为理事长，潘公展为常务理事兼书记长。潘公展随即在上海组设分会，借口“把以往此种凌乱的无条理的各自为政的文化工作，改变为有计划的协作，将上海的文化界谋通盘规划的办法”，以改变“以往的所有个人或团体做文化工作没有中心”的状态。他力图严密控制，以扼杀革命文化事业。潘公展还鼓吹要彻底“剿匪”，就要“肃清有阶级色彩及共产主义的出版物”。他下令销毁大量进步书籍和杂志，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和《蒋光慈遗集》等均未能幸免。

1935年8月，吴醒亚因高血压逝世，潘公展兼上海市社会局局长。11月，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时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进入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潘公展却仍顽固地坚持国民党独裁专政的反动立场。1937年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潘公展执迷不悟，诬蔑中共的主张“是有糖衣的毒药”，并于2月18日至24日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表了题为《统一与和平》的长文。他重弹“先安内后镶外”的谬论，鼓吹“必须内部统一，才能抵抗外敌…统一就是安内，抗敌就是壤外。”为蒋介石制造内战进行粉饰。

1937年11月，上海落入日军之手。潘公展离沪经港到达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并参加了国民党临全大会。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汉口开办独立出版社，潘公展任出版社经理。这一年，他写了一本题为《领袖、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家”及“一党专政”，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摇旗呐喊。

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后，潘公展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长沙大火后，湖南省政府改组，潘公展辞职赴渝。不久，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继而兼任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2年12月升任主任委员）、中国公学副校长，并在中央训练团、中央政治大学及新闻学院授课。

潘公展利用手中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打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建设三民主义”的旗号，竭力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破坏进步文化事业。潘公展还在重庆创办了胜利出版社，在福建等省设立分社，除出版一些鼓励抗战、揭露日军暴行的书籍外，还出版了一些反马列主义的书，进行反共宣传。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潘公展一面不准《新华日报》报道事件真相，一面指挥国民党报刊反诬新四军“违反军纪”、“破坏统一”。潘还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军纪根源论》，说“新四军之违反军纪，其根源乃由于三民主义信仰不诚、信仰不坚所致”，为蒋介石残杀抗日将士开脱罪责。

潘公展利用手中的宣传大权，密切配合蒋介石的每次行动，深得蒋的青睐，其地位也日益提高。在1942年11月国民党举行的五届十中全会上，潘公展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讨论抗战和准备实施“宪政”为名，实际上反共才是中心议题，国民党冀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维持其一党专政，潘公展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在5月12日的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总报告”，诬蔑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还说：“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他提出“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

大会根据潘公展的报告，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对外发表的，说对中共要“采取政治解决之方针”，“尽力于团结御侮”；另一个是对内的，说“根据中共问题之总报告，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决议要求国民党员对共产党“提高警觉，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一些代表不满蒋介石、陈果夫等人控制的代表，在选票上画乌龟或骂“总裁独裁，中正不正”。潘公展得知后，提议阴谋加害这些“不听话”的代表，遭到一些代表的责骂和反对，并有二三十人喊打，拉起椅子奔向潘公展。潘公展对蒋介石的忠心由此可见一斑，因而继续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日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潘公展奉命回上海参加接收工作。他先接办《申报》，并任社长，后任临时参议会议员，并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后来蒋介石标榜“还政于民”，“实施宪政”，在各地建立参议会。1946年3月上海参议会成立，潘公展以高票当选为议员。杜月笙以体弱为由坚辞议长之职后，潘公展被选为议长，他以“民意领袖”自居，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四处奔忙。1946年11月，上海3000多摊贩为抗议当局的无理取缔，结队游行示威。潘公展以议长身份公开出面讲话，要求“当局施政必须慎重，亦望市民共同维持秩序”，貌似公正。可当上海当局无理拘捕700余人，并拘捕送饭家属160余人时，潘公展犹如缩头乌龟，没有再公开露面。

1947年，蒋介石决定用召开“行宪国大”和选举总统的办法，来挽回败局，稳定统治。潘公展在上海积极响应，到处发表“竞选演说”，鼓吹“行宪要义”，“民主政治真谛”等等。1948年3月，潘公展以上海市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的身份亲赴南京参加“行宪国大”，并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但“行宪国大”也没能扭转时局，到1948年底国民党的统治已是朝不保夕。潘公展希望美国能在蒋介石危难之时出手相助，便出面联络上海各界名流，窃取人民名义，致电美国政府：“当此决定生死存亡之际，我们人民不得不向阁下及贵国人民呼吁，假如欲及时避免此人类历史上之大惨剧，数万万爱好和平之士被迫而受共产党之迪克推多统治，则贵国必须加以援助，刻不容缓。”同时，潘公展发起成立“上海自救救国会联合会”，号召“拥护元首，协助政府”，“坚定人心，自救救国”，他在市参议会上声称要“全力救上海”。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想以此苟延残喘。潘公展立即起而呼应，以上海参议会的名义，于3日“呼吁停战，商谈和平”，并于9日“建议”各省市参议长、各团体理事长或代表，于2月10日来沪开会，“共商促进和平”问题，极力为蒋介石的假和平张目。

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中共中央于1月14日，提出和谈的8项条件。潘公展于16日指出：“此时亟应暂时不提出任何条件”，而应“先立刻同时命令停战”，企图为国民党反动派争得喘息机会。此外，他还在上海拼凑起“全国和平促进会”，并扬言“人民代表应参加和平谈判”，想要挤进和谈会议，直接从事破坏活动。4月15日，国共双方和谈代表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案”。潘公展于当晚立即召开上海市参议员座谈会“征询”意见。他首先发言反对修正案，并主张发表一份反对和平协定的意见书。最后他不顾部分参议员拥护和谈的态度，悍然发表了意见书，暴露了他追随蒋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

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任潘公展四处奔走呼号，也丝毫不能挽救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厄运。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潘公展逃到香港，应赵棣华、董霖二人之邀，开办“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文摘》，年底跑到加拿大。次年5月又转赴美国，初在《纽约新报》撰稿。1951年5月与陈立夫、项定荣、赖琏等人创办了《华美日报》，潘公展为社长兼总编辑。

他虽庇身美国，却经常写文章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献计献策，历时20余年，陈立夫夸赞他“是近数十年来最难得的一位文化斗士”。除此，潘公展还被浙、苏、赣三省华侨推为其统一组织“三江公所”总董，主持侨务。美国务院讨论中国问题时，常邀潘公展参加。

晚年生活

1974年10月，潘公展80寿庆之时，《华美日报》社长项定荣搜集潘公展著作300余篇，经陶百川选120篇，编为《潘公展先生言论选集》，作为一份特殊的寿礼出版发行，潘公展还得到10万元的礼金。他将此巨款移作奖学金，遂在台湾设立“潘公展先生新闻奖学金管理委员会”，推陈立夫为主任委员，季灏为总干事，周世辅为副总干事，决定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及新闻系、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文化学院日、夜间部新闻系和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等校，设奖学金6名（后增加为8名），每名4000元，1975年9月1日进行了第一项颁奖。潘公展死后，又有50余万元并入奖学金。

1975年6月12日，潘公展因脑溢血住进纽约市皇后区医院，昏迷多日，6月23日逝世，终年81岁。因潘公展是佛教信徒，在美亲友于27日为他举行佛教仪式的追悼会。潘公展的灵柩安厝于一殡仪馆室内，期望有朝一日能“落叶归根”。7月18日，台湾当局在台北善导寺为潘公展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祭，“总统”严家淦、“资政”张岳军、“院长”倪文亚、“院长”余俊贤、“院长”杨亮功、秘书长郑彦棻、秘书长谷凤翔，以及谷正纲、萧铮、吴开先、胡健中等400余人参加了公祭，极具哀荣。

主要作品

潘公展著有《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史》、《罗素的哲学问题》、《陈英士先生传》、《战时政治制度》、《领袖、政府、主义》等。他后期写的文章，编有《潘公展先生言论选集》，晚年诗词编为《潘公展先生诗词选集》。他还主编过《五十年来的世界》、《五十年来的中国》两书，并译有《儿童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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