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庆林

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潘庆林，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中国侨联常委，第七届、第八届天津市侨联副主席，天津市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蒙古国国立大学政治学名誉博士，天津市滨海新区驻日本国总代表，日本《新华时报》社会长，日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长。2009年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提出各级地方纪委脱离地方政府管辖改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垂直领导的谏言；首先和多次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谏言；《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建议；2010年在两会期间提出《制定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五年计划”》的提案，后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将拐卖妇女儿童和生产制造伪劣假冒食品者处以极刑》的谏言；2015年“两会”期间率先提出《用“四个全面”的指导思想，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议案。

人物经历

1969年在中国海军部队服役，1985年自费赴日本国留学，1993年在世界华商大会与香港霍英东先生一同被评为海外杰出华商。归国后，积极投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改革开放引进数百亿外资做出了突出贡献，2009年荣获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友谊贡献奖”，2012年因对中日两国政治文化作出突出贡献而荣获日本国天皇家族最高荣誉“东久迩宫文化褒奖”。与此同时，凭借着广泛的国际关系，结识了许多国家元首及政要，传播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展示了其独特的外交魅力，在海外华人世界享有“民间友好大使”的称号。

身为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代表人民参政议政中视角敏锐、见解深刻，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睿智之言。其鲜明的立场，真诚的态度，引起国内外政要及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他积极献身‘公益慈善事业，为中国教育、扶贫及再就业工程等先后捐善款数千万元。

由于身份特殊，潘庆林每年参加全国“两会”，都会成为众多中外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在每次的会议“”期间，他先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东方电视台、香港卫视、澳门卫视等国内外几十家知名媒体的专访，已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潘庆林在接受每一家新闻媒体采访时，他都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和国家，扩大祖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潘庆林身为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曾经自费到过世界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也曾与克林顿、比尔·盖茨等世界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结识。说起与世界拳王泰森的交往，也是为人所津津乐道。潘庆林与泰森是2003年在美国第一次见面的，当时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泰森也表达出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敬仰和钦佩，之后潘委员以个人的名义自费邀请泰森来北京访问，他如愿以偿地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

著作及影响

潘庆林积极参政议政，关注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经常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建设性理论文章，著有《我所认识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从求真务实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从中国56个民族的大团结，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从山东农村的变化，看中国农民的希望》、《敢于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中国改革开发以来的“得”与“失”》、《老虎苍蝇一起打，救党治国得民心》、《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坚定中国人民的理想和信念》、《用“四个全面”的指导思想，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等。

由于他在民间外交领域的贡献，他被蒙古国国立大学授予政治学荣誉博士学位。2012年由于对中日两国政治文化作出突出贡献而荣获日本国天皇家族最高荣誉“东久迩宫文化褒奖”。与此同时，潘庆林还利用广泛的海外关系，积极开展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及政要的友好交流，为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他积极推动践行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

提案及谏言

“两会”提案及谏言

关于制定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五年计划”的提案

2010年1月8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国务院也已经明确要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

为此建议，国家应实施“国民收入倍增五年计划”，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的战略决策，使中国经济迈向内需与出口均衡型布局、可持续发展的稳定轨道。在世界各国仍未能摆脱经济危机及再次危机的威胁之际，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这是党和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果断决策的成果。但是，对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相对弱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多年来一直未能与国民收入的增长“接轨”，并引发出一系列社会稳定问题，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课题。其中，需求尤其是内需不足，更是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日本曾于1960年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十年计划”，结果是在1967年提前达成了“国民收入倍增”的政策目标。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日本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提高国民收入、“启动内需”着手，为缩小国民收入差距、平息社会阶层矛盾、促进消费结构变化，推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借鉴的国家发展战略方式。

中国，较之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更有必要和可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五年计划”。日本花了7年时间完成了原定10年完成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们可以在5年之内达成目标。“国民收入倍增五年计划”既是政府出台的大政方针，又能让老百姓一听就懂。这一计划的实施，将有效提升城乡居民的长期收入增长预期；有利于推动“工资、保险、福利和税收”四位一体的社会改革；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最终形成“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格局；建设内需和出口均衡发展的经济结构。总而言之，这是一项“增收入、安民心、促内需、保增长、减差距、添和谐”的计划。

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谏言

主题——尽快废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违背的“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已实施半世纪之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一段时期内，为巩固政权、稳定社会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背景下，也酿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一个过程，“劳动教养制度”正是这一过程中的特殊产物。这一制度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可留待后人评说。

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时期。“依法治国”已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和治国纲领。一切依法办事，包括“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问题也不例外。依法办事，首先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而“劳动教养制度”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在法律上没有存在的合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劳动教养制度”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明显剥夺，而无论这种剥夺以何种理由实施，都是违背宪法准则的。

这一制度对“被劳教者”在剥夺其人身自由，实行“劳教”的过程中，不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任何程序，没有公安机关的拘捕，没有检察机关的起诉，也没有律师的辩护，更没有法院的审判。这“一不四没有”，既违宪，更违法。

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违法问题，一再被中国公民（尤其是众多网民）质疑,也被海内外舆论病垢。近年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要求废除，但没有下文。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推进，需要进一步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已势在必行。这也是我国司法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班子，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尽早通过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

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教育应无私甚至免费

2010年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侨联副主席潘庆林在接受《中国日报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取消对海外华人华侨不合理的招生规定，对他们的教育应该是无私的甚至应该是免费。潘庆林表示：“应该尽快制定政策，不设任何条件恢复海外华人华侨在当地或者回国之后的正常学习环境。这种环境应该是带有中国血脉特色的。比如让他们知道祖国的一些重要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以及像今天3月8日的妇女节。我做过很多调研，很多海外的孩子并不知道，我认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迫在眉睫。”

用“四个全面”的指导思想，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改革开放已经36年，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绩，也存在重大失误。怎样运用“四个全面”指导思想总结改革开放的得与失，从理论上弄清是与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上两次关键时刻的总结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巨大影响。因此需要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再进行一次全面正确总结，这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实现建党100周年、建国100周年的历史任务具有“一举定乾坤”的作用，是当代中国的首要政治工程。

“四个全面”，简洁明了，好记好用。似乎是再通俗不过，却蕴藉丰富内涵;看似平白朴素，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和力度。“全面建成小康”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路径，“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用来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直面中国现实问题，是适应中国需要而产生的。在当前，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6年的实践经验，便是一次具体的运用。

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面临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一些问题日益严重：政治上，党纪松弛，腐败严重;经济上，泡沫泛滥，转型困难;文化上，信仰危机，拜金主义风行;社会上，贫富分化，干群对立;生态上，污染严重，资源匮乏。古代韩非子有《五蠹》，今天的中国也出现了“五蠹”现象，这便是政治“腐”，经济“虚”，文化“乱”，社会“散”，生态“坏”，“此五者也，邦之蠹也!”这“五蠹”将使共产党有面临着脱离人民的危险，执政的合法性面临挑战。正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解决突出矛盾和众多问题，回应全国人民的强烈期待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总结，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建党24年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在以后的短短几年，便取得了全中国的胜利。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总结，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肯定了1978年到1981年广东省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该决议通过以后，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使得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得以顺利进行。

又过去36年，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然而有些不同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结论，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党内腐败、政商伙同、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现象是在什么原因与背景下形成的。在理论上、实践上弄清楚为什么这些问题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对一个国家和政党来说，确实需要一次全面、系统、深刻的整理和总结。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组织总结并起草《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该决议的制定，就是运用“四个全面”作为指导思想，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全面就是统领全局，系统总结，不偏不倚，客观真实。以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来检验实践，提出真正符合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的改革，中国人民在看，世界人民也在看。

当然，全面总结必然会遇到阻力。在推进全党全面总结时，要破除一种错误认识，即“为了政局上稳定，是非没必要分得太清”。这是一种折衷主义、温情主义，所谓的“团结高于一切”，实际上就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也是一种和稀泥的态度，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就是政治腐败，因为它从本质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坦率地说，党内会有一部分人出于自身的利益，以各种形式反对或者拖延总结。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与1981年两次历史总结时都面临着要不要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分歧，而毛泽东、邓小平都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智慧力排众议，坚持弄清“得与失”，讲清“对与错”，分清“是与非”，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的新局面。只有思想理论上弄清是非，政治上才能保持更高层次的稳定，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为此，我建议：

第一，建议以“四个全面”为指导思想，引领并总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第二，建议对改革开放36年来历史上所发生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建议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全面的总结，宜早不宜迟，早总结比晚总结要好，总结过去是为了指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同心协力，争取“两个100年”目标的顺利实现。

总的来说，这次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第三次大的总结，这次总结是对建国65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这次总结重点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6年的总结。通过这次总结为今后35年，即建国100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确保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爱国情怀

潘庆林在美国加州参加一个由美国华人慈善机构主办的高尔夫赛时，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相识，当克林顿向身边的人询问，有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时，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宾客，潘庆林走上前介绍了他自己，也介绍了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事后，潘庆林明确表示“这是我应该做的。”

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中国教育和环保宣传演讲活动中，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作为中国四川省卧龙大熊猫保护委员会的名誉会长，潘庆林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他及到会的所有人介绍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介绍中国对人才培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高科技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潘庆林发现比尔·盖茨对此很有兴趣，潘庆林还告诉他，中国是一个开放度很高、极具发展潜力的国家，特别是在科技教育发展战略上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特别欢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学者到中国考察和合作。

2006年潘庆林委员与台湾地区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会面，这是马英九先生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会见大陆政要，由此开创了海峡两岸高层次交往的新局面。马英九饶有兴味地欣赏潘庆林赠送的“马踏飞燕”造像，双方的会见在友好真诚兄弟般的气氛中进行。

慈善事业

潘庆林积极献身公益事业，为偏远山区的教育和扶助贫困群众以及天津的再就业工程无偿捐款先后总计达数千万元。

1991年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时，正遇中国东北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潘庆林当即捐出70万元支援灾区。1993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上潘庆林被评为杰出华商代表之一。特别是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归国华侨，特别关心尤其关注我们国家的贫困群众，特别是受灾群众的疾苦，为困难群众多尽一份心，多出一份力，被潘庆林当作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多年来，潘庆林每当听到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为困难群众及受灾地区送温暖、献爱心的号召时，他和夫人都率先带头、积极配合各级政府一道在不同省市自治区及海外捐献善款，扶贫助困，展示了他拳拳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人物事件

2016年12月30日报道，大陆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12月28日下午曾搭机赴台湾，但因为通关时隐匿大陆“党政军”人员的身份，而且资料填写不实，因此遭台当局拒绝入境，甚至还被扣留在台湾“移民署”的办公室内，12月29日搭机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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