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念之

华东政法学院原副校长

潘念之（1902.2.1—1988.3.10），又名枫涂、湘澄。浙江新昌县石磁村人。1919年入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考入上海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执教于宁波崇德小学。1923年底，经张秋人介绍，成为宁波首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宁波地委书记、中共宁波支联委员，是党在宁波地区工作的开辟者之一。

人物生平

潘念之，原名潘枫涂，潘湖澄，1902年生于浙江省新昌县石磁村的一个中农家庭。他的父亲是前清秀才，以担任私塾教师，兼种田为生。潘念之在高小读书时，因非议“天地君亲师”的封建伦理，被学校记大过两次。1919年，他考入宁波第四师范，因公开参加反帝反封建行列，领导学生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并反对读经，要求改革教育，反对封建式的办学方针，被学校当局视为异端，受到训斥，被迫离校。随后，他到了上海报考江苏第二师范学校。两年以后，他毕业了，仍返宁波，任崇德小学教师。在这个教会办的学校，他又起而反对宗教迷信，并联络了俞秀松、王任叔（即巴人）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雪花社” ，宣传革命思想，出版进步刊物《宁波评论》，不久即被查封。

1923年秋，党中央从上海派张秋人到宁波建立党团组织。潘念之在当年即由张秋人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1924年)又由张秋人和周天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潘念之发动宁波的工人、学生响应和声援上海的工潮、学潮，并推动宁波各界人士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号召全市工农商学兵一齐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宁波空前的一次革命浪潮，也是浙江革命史中重要的一页。当时，宁波的教会学校中的许多女生因为反对教会禁止学生参加反帝运动而离校，潘念之与蒋本菁等人在宁波办了启明女子中学，吸收这批学生入学，他自任教务长。与此同时，潘念之还在宁波开办了“宁波书店”，介绍党的刊物，如《响导》、《中国青年》等，政治影响很大。1925年10月党中央调潘念之到上海，在上海大学附中教书，兼任闸北区区委委员。1926年3月，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党中央派潘念之到杭州组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他被选为常委兼组织部长，吸收了大量的革命人士参加国民党。当时中共地委书记贺威圣与潘念之共同反对国民党右派沈定一等人，国民党左派势力在杭州日益壮大，引起了军阀政府的仇恨。同年10月，贺威圣被捕牺牲。潘念之幸得贺威圣母亲的掩护，得以逃离杭州，前往南昌。不久仍回到浙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潘念之再度逃到上海，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

上海解放后，负责接管国棉一、二、三、八、十九和申新纱厂并被党指定为国民党上海代市长赵祖康和接收上海公安局的张登(沙文汉)的联系人。接管任务完成后，仍任正大公司总经理。9月，当选为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1950年10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潘任参事室副主任。1952年，兼任华东局统战部政权处处长。1953年，受到开除党籍错误处理。1954年底调华东政法系统作行政工作，1955年后任华东政法系统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1977年3月，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同时、被任命为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1980年，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任上海社科院顾问。先后被推选为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顾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员会顾问。1988年3月10日病逝于上海。

人物著作

解放前撰(含合撰)有《宪法论初步》、《思想家人名大辞典》、《世界人名辞典》等著作，译有《经营经济学》、《蟹工船》等著作。解放后著有《七个法律通俗讲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国外法学知识译丛》(总主编，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经济法理论探索》(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等书，还参加了《辞海》(编委及政治法律分科主编)、《法学辞典》(常委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总编委委员及法学卷分编委副主任)等书的撰写。

主要学术观点

(1)关于修改宪法问题。认为修宪的战略眼光:既要看得高一点，远一点，又要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社会主义应是宪法的中心内容与根本原则，除了写上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宪法还应写上四个坚持。

(2)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概念，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历史范畴，是有阶级性的。要发展与提高民主，民族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十分重要的。而法制又必须具有稳定性与权威性，能保证确实实施。比如在如何加强人大制度方面，认为要改进人民代表的人选条件与产生方法，减少代表人数，延长会议日期;各级常委会改为专职制，完善各种专门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扩大人大及其代表的权力;保障大会决定贯彻执行;加强对违宪案件的监督处理等。又如在法制建设方面，认为，我国法制应该是怎样一个体系，应该深入探讨研究。没有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制和法学体系，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遇到什么情况就临时搞一个法规或看到外国有什么法律就搞一个法律，就难免零碎散乱，彼此矛盾，发生差错，难符法制建设的要求。

(3)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切方面。首先不仅要体现在司法方面，同时还应体现在立法方面。因为法律的适用是以法律的制定为前提的，没有立法上的公民权利平等，就没有法律适用上的人人平等。而立法平等不仅体现在立法活动中公民都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法律的制定，更重要的是所制定的法律要充分体现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平等原则。其次人人平等原则不能只对一部分公民讲平等首先且主要的是指公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平等。即确认任何公民都同样享有政治权利、民主权利及其他各种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财产权、劳动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并平等地加以保护和实施。对于义务也是如此。至于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来说，也只是依法在一定时间内的剥夺，不是永久的，并不因其阶级成分或社会身份而加重或减轻其处分，也不是以一个阶级或等级来对待。

(4)关于法的本质属性问题。认为:法律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特殊的行为规则。它与没有阶级性，不需任何强制的原始习惯是根本不同的;不存在超阶级的人类共同的法律，一切法律都是有阶级性的。应以完整而统一的法律所体现的观点去看待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认为一部分法律有阶级性而另一部分法律没有阶级性;社会主义法律也有鲜明的阶级性:首先，它必须在打破旧法律的基础上创立新法制，当然这并不排斥法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意志的反映，其本质属性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对其它人民大众来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对敌人来说，工人阶级及其他人民大众则是统治阶级。再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也是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民主与专政这两方面及其结合都是阶级性的表现。最后，社会主义法担负着消灭阶级，最终使国家与法律归于消亡的历史任务，而这也正是它的阶级本质属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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