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查希拉

印度教的教义

潘查希拉（Pancasila）：直接来源词源于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理想，是印度佛教的“五戒”，是古代印度的佛教徒用于描述道德经的五条戒律，带有喜庆的意义。

词条释义

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一协定简称“西藏协定”或“潘查希拉”协定，因为协定的序言中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印度称为“潘查希拉”。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借用了“潘查希拉”作为自己的立国原则，因此“潘查希拉”既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代名词，也是印尼建国原则的代名词，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五项基本原则。

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说：“原来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潘查希拉’，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含义，进而被人们所广泛地接受和应用，大大促进了亚非许多民族的友好团结，这是亚洲这个古老的大陆为整个现代国际关系所做的伟大创造”。

提出

其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周恩来总理1953年12月31日接见来北京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提出的。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及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开始，印度政府对放弃英国过去在我国西藏地方的一些特权是有保留的。1952年2月11日，印度政府向中国交来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共开列了七项涉及中国主权的权益，周总理于同年6月14日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指出：“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9月2日，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政府尽早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总理于10月15日致电印度总理，欢迎印方建议，提出双方的谈判可于12月在北京开始举行。1953年12月31日晚，周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他说：“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国时确定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经过4个月的友好协商，4月29日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换文。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协定签订和公布后，两国总理互致贺电。周总理在贺电中指出，只要各国共同遵守上述各项原则，采取协商方式，国家间存在的任何问题均可获得合理解决。

当时举行的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没有邀请印度参加，尼赫鲁便派他的密友克里希纳·梅农作为特使在会外进行活动，周总理多次会见他，并通过他向印度转达了友好的情谊。尼赫鲁总理为表示感谢，在6月底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空隙特邀周总理访印，当周总理在1954年6月底访问印度期间，再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尼赫鲁总理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不仅热烈支持周总理的倡议，而且同意在两国总理联合公报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中。一时间中印友好掀起热潮，周总理所到之处响起“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金德巴”（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后来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条景致优美的大街还被命名为“五项原则街”。随后，周总理对缅甸的访问再次确认了这个原则。

推动者

在1954年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万隆会议）上，尼赫鲁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共同倡导了被称为“潘查希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因此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并成为而后兴起的不结盟运动领袖。1954年的10月和11月，尼赫鲁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问了中国，尼赫鲁和吴努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多次会晤，就进一步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达成广泛共识。尼赫鲁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推崇备至，回国之后，三句话不离“伟大的中国”。在万隆会议前后，中印之间、中缅之间、印度和印尼之间已开始将这个原则作为各自双边关系声明的导言，随后，中印两国在处理各自双边和多边关系时开始有意把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进联合公报、宣言和声明中去，这样在亚非国家政府首脑互访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联合公报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7年，印度、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和瑞典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作为联合国的目标和责任，并得到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瑞典人）的正式确认。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成为指导和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准则而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五项原则

潘查希拉作为印度尼西亚立国的哲学基础，不仅反映了爪哇文化崇尚自然、崇尚和谐、强调尊卑等级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借用了爪哇文化比较典型的重感性领悟的表达方式。从其功能上讲，这样做固然可以比较容易引起印尼人民的共鸣，使其有很大的包容性和适应能力，但其表达方面的模糊性也导致了其在运用中的不确定性。苏加诺和苏哈托总统时期在外交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外交姿态，但都声明以潘查希拉为指导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苏加诺主政时期，印度尼西亚比较外显的外交政策，如主持召开万隆会议、与马来西亚进行对抗等，截取了潘查希拉中强调民族平等的一面；而苏哈托上台采取了相对内敛的外交态势，如倡导国家抗御力整体安全观念、在区域合作中强调-协商与一致原则等则截取的是潘查希拉强调和谐的一面。正是由于潘查希拉有这样的一种特点，无论那一个总统上台，潘查希拉都被作为立国基础和指导思想，因此潘查希拉也就成为理解印尼外交政策的一个十分有用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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