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上王

高句丽第14任君王，상부 相夫, 插矢娄，公元292年-300年在位。

公元293年八月，鲜卑慕容氏率军攻打高句丽，烽上王狼狈奔逃，手下五百骑死战抵挡了慕容的追兵。

公元296年，慕容再次攻打高句丽。这次进攻后，慕容军队把烽上王的先王西川王（西襄王）的陵墓给挖了，掳去烽上王的生母，高句骊几乎灭国。

烽上王在位期间，干旱、地震、霜降等异常气候导致了百姓生活困顿不堪，烽上王在外有鲜卑慕容家族崛起的忧患之下，还加修宫殿等严重的奢侈行为。且不听贤臣进谏，为了维护君王的威严，还把百姓抓来充当劳役。

高句丽名臣仓助利等众大臣一起商议废除君主，推举了烽上王的侄子乙弗，辅佐他做了美川王（好攘王）。

烽上王知道民心的离背后自杀身亡。

一、文献记载中烽上王的罪错

烽上王是高句丽历史上所谓因品行暴虐而被臣下发动政变弑杀的三位大王之一。在其为王的九年间犯有三个重大的过失，即枉杀功臣安国君达买，诛杀王弟古邹加咄固及其追杀咄固之子乙弗，在发生灾情的情况下仍不恤民苦而执意营修宫室。这些过失，无疑都是导致民厌其戾，臣弑其命，侄代其位的有利借口。

1、枉杀功臣

达买为西川王的王弟，烽上王的王叔，其在西川王时立有大功，不仅击退了肃慎的来犯，而且降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西川王拜其为安国君，知内外兵马事，兼统梁貊、肃慎诸部落，[1]而这之前能有此殊荣者唯椽那（绝奴部）出身的明临答夫家族。[1]而椽那（绝奴部）又历来是“世与王婚”的后族所出之部，明临家族自新大王时期掌以国家权柄，中途虽因左可虑裹挟四椽那叛乱，对其部造成了削弱，但很快就因拔奇（发歧）争位不成，带走消奴加三万口而给绝奴部再掌国权的契机，这种一部独大的权力把持，势必引起高句丽王的隐忧和担心。于是，在中川王时期，在北部绝奴部出身的国相明临于漱死后，其不再以绝奴部人为国相，转以消奴部的沸流沛者阴友为国相。[1]迨至西川王即位，其鲜有的册立了非绝奴部出身的西部（涓奴部）大使者于漱之女为后。而且，继续任用西部人阴友为国相，[1]足见此时对绝奴部的压制、对消奴部的全面启用。西川王任用的达买应当是一位亲消奴部者，让其任知内外兵马事，兼统梁貊、肃慎诸部落就是对绝奴部势力的压制。然而，到了烽上王即位后，这种母族外戚的迅速崛起显然并不是作为国王的他所想见到的，所以，作为延缓外戚母族消奴部的专权，烽上王第一步做的就是先翦除王室里的亲消奴部势力，于是安国君达买才成为其即位后第一个打击的目标。

2、诛杀弟侄

在解决了亲消奴部势力的安国君达买之后，烽上王下一个目标就是随时威胁自己王位的王弟咄固。咄固为古邹加，《三国志·高句丽传》中载“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称古邹加；消奴部…今虽不为王…得称古雏加…；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邹之号”，[6]而烽上王之弟咄固，正是古邹加之爵位，其非后族部长，而是宗族王子，但从其子乙弗藏匿于沸流水地区，即涓奴部可见，咄固极有可能为主掌西部消奴部之职的古邹加。四部虽各有部长，但从大武神王时期，仇都、逸苟、焚求三人俱为沸流部长可见，四部部长不是唯一性的官爵，这就可以防止一部权重而威胁王室的王权甚至王位。初期高句丽王将周边各星罗的小国部一一征服，整合为四个大部，但不可能将四部头领者另立王族之外的他人，助其势大，反为王室的威胁。所以，笔者认为，虽分四部，但主掌该四部者还应是王室成员。而这四部者当以王室建国起家的消奴部最为重要，形成也最早。因此，最有可能是以太子领消奴部，其他三部则由其他王弟、王子领之，这就是“本消奴部为王”的初衷。所以，才有了拔奇因领消奴部而不得位，故而愤然西投公孙氏，由此改变了“本消奴部为王”的传统，成为自山上王起“桂娄部代之”的新局面。山上王之后，太子转领桂娄部，虽领消奴部者不再是太子，但在消奴部势大之时，仍旧是王位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烽上王对于西部消奴部的堤防和警觉，令其不得不对王弟咄固予以铲灭，以解除他对于自己王位的威胁，同时，也是抑制消奴部势力过大的手段。乙弗作为咄固之子，同样是烽上王的隐忧，所以同时成为烽上王翦除的目标，但乙弗在消奴部的庇护和隐匿下，成功的躲避了烽上王的杀戮。

3、不恤民苦，营修宫室

如果说烽上王前两项罪错尚可从保全王位、制衡国家权力来理解，那么，他的第三项罪过却是没有借口辩解的，也是导致其最终连南部灌奴部等都不再对其支持、令其被四部联合废杀的直接原因。烽上王七年（298），“秋九月，霜雹杀谷，民饥”；九年（300），“春正月，地震。自二月至秋七月，不雨年，饥民相食。”[1]这两年高句丽国内发生了灾荒，虽史上也曾多次遭遇，但烽上王却不合时宜的在重灾之年大兴土木，征调民役，修建营造宫室。早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陈寿(233-297)便记其国素有“好治宫室”的习俗，[6]可见营建宫室不是烽上王所独有的，但是其在重灾之年劳民伤财，营修宫室，不恤民苦的做法显然是足以引发众怒民怨的。对此，烽上王在位七年（298）第一次修宫时便遭到群臣反对，但其却未能采纳臣谏，这就与仓助利这样的贤臣产生了间隙，埋下了被逼宫的伏笔。如果仅仅有298年的第一次修宫尚不至于彻底让仓助利等对其彻底丧失信任和忠心，两年后，即其在位第九年（300），国内发生的灾难是十分罕见的，不仅有地震之灾，而且全年干旱，灾情雪上加霜，造成了饥民相食的悲惨局面。此年的灾情显然比两年前的民饥严重异常，但是烽上王却一意孤行，仍执意征调民役，再修宫室。此举造成了国内民情的极大紊乱，民多“困于役，因之以流亡”，在此危亡之际，国相仓助利苦劝无果的情况下，彻底对烽上王失去信心，下定了废之而另立明主的决心。[1]

二、还原真实的烽上王

好治宫室，不听从臣下规劝固然是烽上王自断王命咎由自取，但其本人绝非是一名一无是处的“暴君”。其实，烽上王不失为一位知人善用、军事能力出众的国王，今天文献中所见之烽上王昏聩暴虐的形象，只是因为继任者美川王是篡其王位者，而蓄意将其丑化，将文献加工改造的结果。

烽上王即位的第二年（293），便发生了西晋鲜卑都督慕容廆来侵的事件，由此，拉开了高句丽与慕容氏之间的战争帷幕。此役，烽上王任用北部人高奴子，成功击退慕容廆的进犯，取得了高句丽与慕容氏之间的首胜。从该战可以看出，首先，烽上王知人善用，高奴子能以五百骑而胜慕容廆足证其确为优秀的军事人才；其次，烽上王赏罚分明，在高奴子取胜之后，加其为大兄，赏赐以食邑；最后，还是可以看出烽上王有意以北方绝奴部人取代西部消奴部人的势力。就在此役刚刚结束，烽上王便诛杀了王弟咄固，更加明显透漏出王权与消奴部部权之间的政治角逐。但在重新任用北部绝奴部的同时，烽上王显然总结了前代诸王的经验，不愿意看到王权在西、北两部之间寻求平衡的无奈，意图重新寻求第三方力量来制约消奴部和绝奴部的交替，于是转向了势力相对较弱的灌奴部，由此才于在位第三年（294）西部人尚娄卒后，转以南部大使者仓助利为国相。仓助利为国相不久，面对王征策如何防御慕容廆之际，极力推荐北部大兄高奴子，不过是明知烽上王有以北部压制西部之意图，而顺势之策罢了，只因当时仓助利所出的灌奴部根本无法与消奴部和绝奴部相抗衡。

在烽上王期间，慕容廆共两次用兵侵袭高句丽，除烽上王二年（293）来犯外，在烽上王五年（296）年再次来犯。与第一次进犯不同，此次慕容廆军队直接进兵至高句丽国都西侧，埋葬有先王墓冢的故国原地区，实则已兵临国内城城下。但对于此役的记述，明显透露出有后人的曲笔加工，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丑化和抹杀烽上王的成就。《三国史记》载：“慕容廆来侵，至故国原，见西川王墓，使人发之，役者有暴死者，亦闻圹内有乐声，恐有神，乃引退。”[1]如果说慕容廆第一次来犯，其经由北部所在的鹄林，烽上王在北部小兄高奴子参与下，击溃慕容军队可以将功绩记在高奴子头上的话，那么慕容廆的第二次进犯显然无论是西部消奴部还是北部绝奴部都未能抵挡其兵锋，慕容廆的军队直抵国都所在。那么，从结果来看，慕容廆显然是已经兵临城下而未能破城而入，愤恨之下才有了抛坟掘墓之举，以泄未能破城之愤。而国内城中总指挥者必烽上王本人无疑，为了不将成功击退慕容廆进犯国都的功绩记在烽上王身上，后人居然曲笔记载了墓圹传乐的荒诞之事，不愿肯定烽上王优秀军事才能的用意十分明显。纵观高句丽与慕容廆之间的战事，共发生五次交锋，除烽上王在位时的两次外，其余三次皆为继任的美川王时期（319年两次，320年一次），从战争结果来看，烽上王两次皆胜，而美川王则三战皆败。[7]作为篡夺王位的继任者美川王及其后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的。所以，对于烽上王两次击败慕容廆来犯都想尽办法，使之与烽上王本人无关，前一次是归功于高奴子，而后一次则归功于神明。类似的载记还不止一处，在烽上王八年（299）中，还载有“鬼哭于烽山，客星犯月”[1]的记述，次年（300）便发生了“侯山政变”，[1]可见此处分明是谶纬之书，多为后人伪矫之笔，是为美川王顺利篡权编造合理借口罢了。

三、对烽上王被杀的辨析

1、烽上王的死因分析

烽上王为西川王的太子，当为王后所生，即西部大使者于漱的外孙。山上王即位时，消奴部因随拔奇叛乱还住沸流水而势衰，在中川王时期，消奴部重新受到高句丽王的倚重，此前北部椽那绝奴部大姓明临氏为国相，后族基本亦多出自北部绝奴部的椽氏、于氏等，如《三国志》中所言“绝奴部（北部椽那）世与王婚，加古邹加之号”，所以除消奴部（西部）多有加古邹加号者外，其余多为绝奴部（北部）长，即执掌后族所在的部长加古邹加号。在发生了山上王时期西部消奴部西投公孙氏叛国事件后，西部遭到了政治肃清，势力骤衰，而北部绝奴部则趁势基本把持国相之位主政，中川王时北部绝奴部国相明临于漱死后，为了压制北部势力的过大，其又开始任用西部人为国相，预示着西部消奴部又重新开始回到并参与政权的核心。西川王时期，又进一步册立西部大使者之女为王后，这是王室少有的与北部后族之外的部族联姻，标志着西部消奴部势力的再次崛起，西川王仍以西部人阴友之子尚娄为国相，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权力的天秤越发呈现西部盛北部衰的态势，烽上王在西部人尚娄死后，再次转用北部人高奴子，暗含着对西部势力迅速崛起的担心。而高句丽历史上西部消奴部与北部绝奴部之间的权力之争此消彼长，高句丽王借助一部的力量来打压相对势大、威胁王权的另一部是其常用的手段。但是，以往政治权力此消彼长的经验对于烽上王当有深刻的警醒，出于对西、北两部的双重不信任，其试图对此情况加以改变，寻求第三方力量来抵消和制衡西部、北部的两方独大。于是，此时在消奴部和绝奴部之外遴选国相成为烽上王新的策略。其实，早在大武神王时期，在北部绝奴部尚未成势之际，大武神王就曾采用以南部（灌奴部）使者邹壳素取代沸流部（西部消奴部）长仇都、逸苟、焚求三人的办法，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只是后来随着北部势力的崛起，尤其是备受王室信赖和倚重，成为“世与王婚”的后族后，用以制衡西部涓奴部过于势大的角色便由绝奴部取代。反之，在北部绝奴部势大之时，高句丽王则又会借以西部消奴部的力量来压制，如故国川王时期，后族椽那部（绝奴部）于畀留、左可虑执国权柄，左可虑发动叛乱，后叛乱被平后，故国川王便以西部沸流部的乙巴素为国相（乙巴素为西鸭渌谷左勿村人，西鸭渌谷，从方位上看便地处西部，而左勿，为多勿之转音，原沸流国国王松让在朱蒙建国不久来投，被封为多勿侯，[1]可见左勿村即为西部沸流部之村落）。这种西、北两部，即涓奴部与绝奴部的权力抗争始终持续在高句丽中前期政权中，是高句丽王制衡两部的砝码，也是防止其威胁王权的一种手段。然而，有的时候，这种制衡手法并不一定完全奏效，其结果便是高句丽王自身反倒成为两部妥协的牺牲品，而烽上王因为自身的暴虐，不体恤民疾，不仅使失去国相权位的消奴部和绝奴部不满，而且失去了南部灌奴部的支持，南部出身的仓助利从国家角度出发，与西部共同推举了涓奴部（沸流部）所支持的乙弗来取代烽上王。咄固极有可能就是主领涓奴部的古邹加，烽上王对咄固的所谓“冤杀”正是对西部消奴部势力的打压，由此造成西部的不满，直接引发了烽上王的被杀。乙弗逃亡于野期间，其实就是在西部消奴部的庇护之下，文献中称仓助利遣北部祖弗、东部萧友寻访乙弗于沸流河而得之，显然，沸流河就是沸流部境内，即西部消奴部境内，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南部仓助利、北部祖弗、东部萧友与身在西部的乙弗，四部共同协商废黜烽上王的隐喻。

2、从大武神王到烽上王期间消奴部（西部）与绝奴部（北部）的权力交替

烽上王与大武神王同为少数由西部涓奴部（沸流部）出身的王后所生的大王，然而，他们都不愿看到自己的母族外戚对政权的过度掌控，都采取对母族外戚打压措施。这种压制的本质，是不愿部权过多掌控权柄而威胁王权。大武神王时，虽成功的以南部（灌奴部）邹壳素取代了沸流部三部长，压制了西部消奴部的势大，然而终究没有摆脱其子慕本王死于政治谋杀的结果，而得称“古邹加”的再思，根据前面的分析，此“古邹加”身份应该说明其就是主掌涓奴部的王子，再思的儿子宫最终在西部的支持下取得了王位。随着北部绝奴部形成，尤其是与王室联姻关系的确立，其实力不断壮大起来，成为高句丽王制衡消奴部柄权的又一砝码。到次大王时期，北部出身的椽那（绝奴部）皂衣明临答夫又弑杀了次大王，帮助新大王取得王位，使绝奴部在新大王时期执掌权柄。迨至新大王之子故国川王时期，后族椽那部（绝奴部）势大，外戚左可虑与四椽那谋反被平后，故国川王再以西部乙巴素为国相，北部绝奴部势力暂时得到压制。然而，故国川王死后无嗣，后族（绝奴部）借机拥立山上王伊夷模（延优）为王，消奴部支持的拔奇（发歧）未能继位而叛归公孙氏，还住沸流水地区，西部消奴部的势力又被削弱。东川王和中川王时，绝奴部（椽那）大姓明临氏出身的明临于漱身兼国相兼知内外兵马事，独揽权政，其一死，中川王便转任沸流沛者阴友为国相，预示着西部消奴部势力的再次崛起。西川王为压制绝奴部的权柄过大，转立西部大使者之女为后，即涓奴部人为后，且继续任用西部沸流部人为国相。至烽上王时期，情况再次发生逆转，其母族消奴部的势力过大，王弟咄固任古邹大加，显然主掌西部消奴部，而西部势力的崛起随时威胁着烽上王的王权，于是其不得不以“冤杀”王弟的方式保全自己的王位，同时，试图转变策略，转以南部灌奴部仓助利为国相，以南部制约西部和北部。但这次因烽上王的暴虐，不恤民苦，执意劳民修宫，不仅失去了西部和北部对其的支持，而且断送了灌奴部对他的支持，将自己送上了自经之路。但究其实质，乃是试图以势薄的灌奴部来制约和析分势重的消奴部和绝奴部策略失败的结果。

四、烽上王之死的影响

高句丽五部之中，桂娄部形成较晚，当是在拔奇（发歧）与山上王争位率消奴加三万口西投公孙氏，还住沸流水地区后，高延优（伊夷模）才在国内城组建了桂娄部，桂娄部当是高延优部的急读转音。但是桂娄部虽是高句丽王保卫王室的京畿属部，然而对国家权力，尤其是国相权力的柄持却一直是由西部消奴部（沸流那、多勿部）和北部绝奴部（椽那、掾那）交替把持。因为两部的权力之争，甚至直接影响了高句丽王位的继承，相继有三位高句丽王因为两部争权而丧命，足见两部势力之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王权的稳定。美川王乙弗即位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从此再未记载高句丽王对王后的册立和国相的任用，可见册后和立相完全是两部执掌国家权力的写照。烽上王之死，使后继者已经深感两部夺权的诟病，尤其是对王权的严重威胁，所以势必开始加强自身力量和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不再重演两部轮流争权白热化时而导致弑王易主的事情发生，从而采取了一定的集权措施。所以，自美川王开始，不再有册立王后和任用国相的记载，说明两部争权的局面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如前文所述，美川王乙弗的即位，是四部协商的结果，作为远离国家权力核心的南部灌奴部和东部顺奴部能够与势力庞大的涓奴部和绝奴部坐在一起协商国王的册立，可见四部亦看到了两部争权对国家命运的戕害，尤其是被新推举出来的美川王乙弗，深感这种两部争权对王权的损害，想必在四部协商之时，统治者和各部部长便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而涓奴部和绝奴部此后再未权压国王，足见两部对国王绝对集权的默认和接受。可以说，两部争权极大损害了高句丽的统治，而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后，尤其是故国原王时开始凸显高句丽王权的明显加强，迨至广开土王时期，这种中央集权呈现出国家迅速对外扩张，国力的凝聚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国王集权的状态一直到建武王后期才被打破，以盖苏文为代表的西部泉氏家族再次专政，[1]而此时已然是高句丽末期，王权的旁落最终迎来的是这个有着七百年国祚的王国的灭亡。

烽上王之死直接原因是因其残酷的役民治宫、涸泽劳力引发的官怒民怨。尽管如此，但并不能抹杀烽上王本人的历史功绩，即政治上大胆启用仓助利、高奴子这样的贤士能臣，军事上成功击退慕容廆军队的两次侵犯。后继者因是通过发动政变而嗣位，所以蓄意将烽上王塑造成骄逸、多疑、暴虐及利令智昏的形象，以为其能代位而君寻求合理的借口。通过对烽上王死因的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导致其被杀的根本原因是王权试图以部权压制其他部权策略失败的结果，这种策略手段显然已经越发不适用于此时高句丽日臻发展的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烽上王之死是高句丽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后继者们注意到部族权力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开始着手解决部权对王权的制约。由此，高句丽中央集权政治开始形成和强化，为高句丽日后走向全盛奠定了政治基础。

[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M].孙文范校勘.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213、212、199、211、212、214、214、214、214、215、185、175、549.

[2]张甫白.高句丽五部与统一的民族和国家[J].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1).

[3]朴灿奎.《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65-79;薛海波.高句丽早期“那部体制”探析[J].东北史地.2007(2);刘炬、付百臣:高句丽政治制度研究[M].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8:217-242.

[4]杨军.高句丽早期五部考[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李大龙.由解明之死看高句丽五部的形成与变迁——以桂娄部为中心[J].东北史地.2009(3).

[5]刘炬.试谈高句丽绝奴部的兴衰[J].北方文物.2013(1).

[6]（晋）陈寿.三国志·高句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843.

[7]张久和.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3).

注释：

1关于椽那究竟演化为五部中的哪一部，学者持两种意见，刘子敏《高句丽历史问题》中（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6—67页）认为是灌奴部；而孙进己、艾武生《关于高句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朝鲜史通讯》第4期，1982年）、朴灿奎《<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4—75页）及刘炬《试谈高句丽绝奴部的兴衰》（《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中认为是绝奴部。笔者遵从学界普遍的观点，即椽那为绝奴部的前身。

2高句丽与慕容氏共交战十四次，其中五次是与慕容廆对战，两次对战前燕，七次对战后燕，主动出击六次，防御战八次，共胜七战败七战，总体呈现前后期主胜，中期主败的态势。

3 《三国史记·盖苏文传》中记“其父东部（或云西部）大人大对卢”，根据高句丽各部的权力渊源，东部顺奴部势力从未主掌过国家的权力中心，而西部消奴部历来是重臣及权臣所出之部，所以笔者更相信其父当为西部大人，而非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