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为王氏书楼》是宋朝诗人苏轼的作品之一，嘉佑四年即公元1059年苏轼路过犍为时见到王氏书楼，从而与书楼结下了一段因缘。
诗词正文
树林幽翠满山谷，楼观突兀起江滨。
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
山猿悲啸谷泉响，野鸟嘐戛岩花春。
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
先登搏战事斩级，区区何者为三坟。
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
古人不见悲世俗，回首苍山空白云。
注释
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嘉佑四年即公元1059年苏轼路过犍为时见到王氏书楼，从而与书楼结下了一段因缘，时间跨度达30年，这一时间段是苏轼生命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他与王氏书楼的因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同时犍为是一个历史名城，汉武帝建元六年就“开西南夷”设立犍为郡，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置犍为县，在汉武帝时期，首位对《尔雅》作注的汉名儒扬雄寄居犍为留下子云亭，北宋名流邵伯温寓居犍为建立安乐窝。李白、岑参、苏轼、陆游、范成大这些大文人也都写诗描述犍为。犍为王氏书楼与苏轼的这段因缘也是犍为灿烂悠久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美丽的浪花，近千年前犍为就已存在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书楼，也证明了犍为人文荟萃的渊源。
王氏书楼作为犍为的历史记忆已逐渐地远离我们，如今其楼已废。清蒋琦龄在《空青水碧斋诗文集》中重走苏轼南行路描述王氏书楼时写道“楼废已久，今不知其处”，并有诗云：“我闻蜀中有楼压鱼鲫，藏书七世眉江滨。犍为之楼乃后出，文采相望绝尘埃。想见当时万玉轴，炉烟山气相氲氤。迩来楼废书散久，江花江草空复春。古人好事不可及，或令后人讥苦辛。人生长物何必有，此论非可概典坟。筑楼藏书固不易，忍令扪腹羞将军，我家遗篇幸好在，数椽遥隔湘山云”。王氏书楼在苏轼之后就已成为了历史，具体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据民国二十六年版《犍为县志》第五册文事卷记载苏轼“又尝游览犍南山水，于子云亭下，访王氏书楼古遗迹，赋诗寄慨”因此诗中描述的风景应该是在犍为子云亭附近。张芑的《行经子云亭》中描述“鸡鸣曙色开，苍烟漫浩浩。遥望子云亭，青峰殊缥缈。”民国版《犍为县志》记载：“子云山石壁临江，岩壑深邃，入山数里，一峰巍然”，这些与苏轼所描述的书楼处的风景十分相似。按以上记载书楼位于现在子云亭附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郭璞也指出：“犍为县北百里，有书楼山”。但郭璞卒于324年，早于苏轼700多年，其指出的书楼山应与王氏书楼无关。南宋范成大（公元1127年-1206年）在《犍为江楼》一诗中写到“河边堵立看归篷，三老开头暮欲东。涨水稠滩连峡内，浅山浮石似湘中。无人驿路榛榛草，有客江楼浩浩风。种落尘消少公事，胜裁新语寄诗筒。”《吴船录·峨眉山行纪》：“己亥。发峨眉。晚，至嘉州。庚子、辛丑。皆泊嘉州。壬寅，食后，发嘉州。癸卯。发王波渡，四十里至罗护镇。岸有石如马，村人常以绳縻之，云：‘不然，为怪。’百里至犍为县。县有江楼，甚高爽，下临长川。过县二十里，至下坝（今孝姑镇）宿。”唐代薛能（公元817年-880年）在《
监郡犍为将归使府登楼寓题》中也提到“江楼”：“几日监临向蜀春，错抛歌酒强忧人。江楼一望西归去，不负嘉州只负身。”范成大与苏轼几乎在同一时代，而唐代薛能所生活的时期也应该是在王氏的“七世”之内，按“藏书七世”推算，两人诗中所说的“江楼”可能就是指的“王氏书楼”。如按以上记载王氏书楼应该在现在的犍为石溪附近，犍为词人赵伯州也赞同这一观点。
顺着王氏书楼的脉络我们可以将苏轼人生的一段历史作如下还原：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己亥，苏轼完成丁忧，十月与父、弟携眷赴京，沿岷江、长江东下，第一次见到了犍为王氏书楼，并写下《犍为王氏书楼》从此与犍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苏轼踌躇满志，希望能有机会为国出力。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
乌台诗案”入狱，次年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刚到黄州只有他和儿子，人生地不熟，心情非常的忧郁。元丰三年来到黄州十来天后偶然认识了犍为王氏书楼的主人犍为人王齐愈、王齐万兄弟。苏轼住黄冈，王氏兄弟住鄂州，两家人隔河相望。由于两家人意气相投遂成挚友，苏轼经常到王家吃饭并留宿。王氏兄弟本是西蜀富家又是皇亲，犍为王氏书楼就是王家人所修建，当年修建的情形十分壮观，书楼也非常雄伟，后来不知何故王家人带着书籍离开犍为，在湖北鄂州过上了隐逸的日子，并遇到了苏轼。在苏轼的《季常帖》中还描述了与王氏兄弟之间有书籍借阅的关系，与王家作为著名藏书家族是相符的。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写诗赠予王家《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诗中描述了两家人的交往和情谊，并对王家的背景和王氏书楼的修建进行了交代。被贬而遇到知己对苏轼是一大高兴事，两家人既是朋友又是蜀地老乡，解除了苏轼在他乡的孤寂。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时写下了《别王文甫子辩》，《再书赠王文甫》回顾了两家人的交往并表达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同时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也对这一段友谊进行了描述，足见情谊之深。五年的贬官生活，苏轼体会了人间冷暖，通过王氏书楼与王氏兄弟的友谊使苏轼感受了友谊的温暖，同时一大批朋友聚集在苏轼身边，所以这几年也是他完成经典作品最多的时期，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
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犍为王氏书楼使犍为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见证了一代文豪苏轼与王氏兄弟的一段真挚的友谊故事，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况。
《再书赠王文甫》：“昨日大风，欲去而不可，今日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当使风水与我意会，如此便当作留客过岁，准备也。”
这两篇文章生动地刻画了苏轼与王氏两兄弟在其被贬黄州期间的情意，流露出他对过去几年友谊的美好回忆和对即将离去的依依不舍。从元丰三年（1080年）到达黄州至元丰七年（1084年）离开黄州，苏轼与王氏兄弟有百余次的交往，可见相互之间关系已到了非常熟悉的地步，特别是《再书赠王文甫》中苏轼甚至以玩笑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舍，这种表达方式只在至交之间才可能使用。
王氏后人的身份虽然可以确定为王齐万和王齐愈两兄弟，但对王氏家族为何能藏书如此丰富，却又突然离开犍为从军而去，其原因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在《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一诗中对书楼主人的身份和书楼的变迁有这样描述：
君家稻田冠西蜀，捣玉扬珠三万斛。
塞江流柿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
倾家取乐不论命，散尽黄金如转烛。
惟余旧书一百车，方舟载入荆江曲。
江上青山亦何有，五洲遥望刘郎薮。
明朝寒食当过君，请杀耕牛压私酒。
与君饮酒细论文，酒酣访古江之濆。
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
诗中前两句指出了王氏是西蜀大户相当富有，这就解释为何他们有能力建造如此规模宏大书楼的原因。同时诗中第二句又描述了书楼建造时的盛况：“塞江流柿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第三、四句诗描述王氏兄弟性情豪放“散尽黄金，方舟入荆”的过程。从这首诗中可以大致还原王氏书楼的历史。但对于王氏从军一事却还是没有交代，以至到了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仁寿人廪生毛瀚丰在《王氏书楼》一诗中也表露出自己的疑问：
窗中江雾乱氤氲，幽翠漫山路不分。
玉躞犹温摊落日，牙签半湿过飞云。
石房梵夹余香染，灯阁书声带瀑闻。
坐拥书城兼万斛，不知何事欲从军？
苏轼的朋友，也同是一名藏书者的岐亭监酒胡定之也作诗《犍为王氏》指出书楼主人从军的历史：
花雾氛氲散绮窗，山猿悲啸谷泉淙。
主人被甲长征去，不及岐亭监酒艭。
苏轼在《答秦太虚书》说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胡定之是苏轼在黄州期间的朋友，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应该也与王氏兄弟相识，因此胡定之也说“主人被甲长征去”，那书楼主人曾经从军的历史应该是可信的，至于因何从军则成为千古之谜。
王氏兄弟在《宋史》中无传，但在苏轼《黼砚铭》中记有：“龙尾黼砚，章圣皇帝所尝御也。乾兴升遐，以赐外戚刘氏，而永年以遗其舅王齐愈，臣轼得之，以遗臣宗孟。且铭之曰：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声而玉色也。云蒸露湛，祥符之泽也。二臣更宝之，见者必作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推断王齐愈可能是宋真宗皇后刘氏族人刘永年的舅舅，这样王氏家族与王后刘氏家族就有姻亲关系，这点也佐证了王氏家境富裕有能力藏书的原因。
中国的私人藏书发端于春秋时期，到宋进入繁荣期，据曹之《中国印刷史的起源》统计，宋代藏书家见诸记载的有311人，并出现了少数藏书世家，“藏书七世”的犍为王氏应该就是少数藏书世家之一。王氏书楼是中国私人藏书进入繁荣期的代表之一，由于与苏轼的一段因缘得以留在历史记载中，成为了研究中国私人藏书史的一个重要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