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梅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中共西藏委员会原书记

王其梅（1913年12月27日—1967年8月15日），别名时英、瀚伯、时杰。桃源人。就读于常德晋新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高中。1931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兵运工作。1936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半年后经营救出狱。历任豫东特委书记，新四军四师三十三团政委，河南军区独立七旅政委、河南四军分区副政委兼地委副书记等职。发动和依靠群众，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解放战争时期，率部战斗在豫、皖、苏地区，是刘邓大军逐鹿中原的一支重要武装。后任十八军五十三师政委兼党委书记、十八军副政委，率部向西南进军。1950年春进军西藏，先后任昌部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中共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和常委书记，次年9月抵拉萨。1952年2月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军区党委副书记。不久，领导修筑川藏公路。1961年任中共西藏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他热爱西藏，热爱边疆。1967年8月15日在北京逝世，遵其遗愿，将骨灰安放西藏。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其梅，学名时英、瀚伯，曾用名：时杰。1913年12月27日出生，今桃源县三阳镇红岩挡村人。其祖父王成九(排名王帮炼)是清朝秀才，父亲王明皆是桃源县三阳港的地主。王其梅年幼时在祖父王成九所授私塾启蒙。

1927年，王其梅考入桃源县漳江小学读书。时值北伐战争胜利，农民协会禁烟、禁赌、镇压土豪劣绅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对少年时期的王其梅以深刻的影响。

1928年春，王其梅考入常德隽新中学读初中。次年，由其父母一手包办，不顾年仅16岁王其梅的强烈反对，逼他与桐木港(今深水港乡)姚丕菊之女结婚。王其梅十分痛恶家庭之专制，曾吞食鸦片以示反抗未果。

1930年冬，王其梅只身离家出走(走前留言，“不要追我，否则我跳河”)，前往北平继续求学。他到北平后，即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所感染，很快走上了自觉革命的道路。

土地革命时期

1931年春，王其梅进入北平私立弘达学院读书。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而蒋介石反动集团却采取退让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各省相继沦陷。国土受侵，民族受辱，人民受难，王其梅义愤填膺，参加了北平进步学生的游行示威。

1932年，王其梅考入国立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此间，同学沈继芳经常向他宣传马列主义，加之进步学生举行的游行示威等活动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同年，他在国立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加入反帝大同盟，任该组织23支部书记。

1933年1月，王其梅由同学沈继芳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4月23日，因参加我国著名的马列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公葬示威游行被捕入狱。拘留8天后，由学校具保获释。短短8天的监狱生活，更加激起了王其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同时，也使他领悟到：革命不能赤手空拳，要以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出狱后不久，他向党组织请求投笔从戎，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5月，北平党组织批准了他的申请。

1933年5月，党组织派王其梅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起义，先到冯玉祥部政训班学习，从事兵运工作，开始了军人生涯。5月28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成立，政训班改为总司令部宣传队，王其梅任上尉宣传员，在军事干校受训。7月，经姜旭同志介绍并经前敌委员会批准，王其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王其梅已经接受党组织交给他做兵运工作的任务，毅然放弃了大学的读书生活，潜入同盟军第五军阮兴武部当战士，在国民党军队中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他当过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和下士副班长，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因党的上层组织被破坏，9月他又去吉鸿昌部宣侠父师教导大队任小队长，党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日寇步步向晋、察、冀、绥、热等地侵犯，导致华北危机。王其梅随部转辗于察绥热边。占领小汤山后，他被选为大队党代表。10月中旬，在日寇、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夹击下，宣部在昌平小汤山全部覆灭，王其梅只得折回北平寻找组织，11月，担任中共北平东城区组织委员。12月，中共北方局派他前往国民党41军孙殿英部从事兵运工作，任青年团西北特派员。行至包头时，由于党组织遭破坏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一时生活无着落，他就寄居当地一烟馆，一边给人卖烟，一边寻机找组织。1934年2月终于与组织接上关系，后帮助军队赶牛车，行至宁夏城郊，时值41军118师4团副团长(中共党员)牺牲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王其梅在旅部当上补充勤务兵，拟组织兵变未成。3月，4l军全军覆灭。4月，王其梅回北平找组织，经张大鹏介绍，王决定去天津参加吉鸿昌起义，成立红军，因吉鸿昌被捕未果。

1934年秋，王其梅在中国大学经济系学习，任经济系党支部书记。学习期间，他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被校方发现，令其转学。

1935年9月，王其梅离开中国大学，转入民国学院并担任该院青年团支部书记兼西城街头支部书记。1935年底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民国学院抗日救国会交际股长，他不辞辛劳奔走于街头巷尾，呐喊于冰天雪地之中，宣传组织群众，两次组织民国学院的革命师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1936年3月5日，因叛徒出卖，王其梅再度被捕，在敌人狱中，面对酷刑拷打，百般折磨，宁死不屈，并拒绝家人用金钱营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此时，中共北方局考虑日本侵略者攻占山海关，国民党当局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方针，势必狗急跳墙，加害狱中中国共产党人等情势，出于斗争策略，遂报中共中央批准，促令狱中包括王其梅在内的61位同志履行登报自首手续出狱，以保存革命实力。

1936年9月，王其梅出狱。11月，中共北方局派其赴河南省东部西华县，扩建中共地下组织。初在西华县三区陵头岗普理学校当教员，后任校长。他白天教书，夜晚联系群众，积极培养并吸收中共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此间，他在西华任过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部长。

1937年春，豫东发生严重春荒，广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王其梅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发动群众，领导饥民分了一家恶霸地主多年的陈粮，赈饥济贫，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群众得以度过春荒。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时任西华县县委书记的王其梅(公开身份为普理学校校长)举办第二期抗日干部训练班，亲自授课，带头赤脚出操，为豫东地区培育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春，当日寇铁蹄踏进豫东大地时，又遇上一次大春荒，王其梅一面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抗日，一面带领群众拦截奸商运往敌占区资敌的17船粮食，达130多万斤，并就地分粮，使数万饥民得救。西华地区一带群众，无不称赞普理学校的“王先生”是专门为穷人办好事的人。

1938年5月底至6月初，蒋介石不顾百姓死活，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西华县成为黄泛重灾区。王其梅不顾个人安危，率领群众和进步青年积极抢救灾民，帮助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赢得了西华人民的交口称赞。

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王其梅在主持开办抗战训练班的同时，组建抗日游击队，先后任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团政治部主任，豫东特委组织部部长和特委书记。没有武器，他想方设法筹集；没有军事干部，他认真组织培养，终于建立起一支约6000人且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当时，西华县爱国进步知名人士胡晓初有一支2000多人的武装，王其梅对这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势力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1939年冬，胡决然拒绝国民党军队的改编，率部参加我军。这时，王其梅也率国民抗敌自卫团教导大队偷渡新黄河，开往永东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他领导的西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睢杞太独立第3营，王其梅任营长兼政委。

1940年后，日伪企图消灭我睢杞太独立团抗日武装力量，王其梅频繁地对这一地区进行“扫荡”。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面临平汉，北靠陇海两大铁路，是我华中、华北两大战略区的咽喉通道。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开封、商丘和徐州要地，另一方面在我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架起了一座紧密联系的桥梁。在反“扫荡”战争中，王其梅率部与日伪军多次交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40年12月，王其梅任新四军第4师33团政委。1941年4月，被派回水东(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任该地区中共军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至1942年11月仅1年多时光，他和当地党组织一道，领导水东地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在远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在千里黄沙的豫东平原，在日、伪、顽、匪的四面夹击中，开展武装斗争，英勇作战，顽强坚持，建立民主政权，战胜连续自然灾害，粉碎敌人的凶残扫荡，部队由原来的200多人壮大到近12000人，活跃在睢县、杞县、太康等地，像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敌人心脏。

1943年5月，王其梅奉命暂时离开抗日前线，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1944年1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被党组织派往豫西，任河南省军区独立七旅政委。1945年3月，改任河南四军分区副政委兼地委副书记，这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依靠群众，机动作战，灵活地打击敌人，特别注重摧毁敌伪政权，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武装，除掉敌人的手足耳目，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扫荡”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5年12月，王其梅任豫西桐柏军分区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1946年2月调中原局组织部。4月，中原局决定派他回湖南桃源执行潜伏任务，并已成行，因敌人有所发觉，5月回抵邯郸。7月任冀鲁豫六分区副政委兼中共地委。

1947年9月，王其梅先后任冀鲁豫六分区和豫皖苏五分区司令员、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区委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王其梅率部战斗在豫、皖、苏地区，成为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逐鹿中原的1支重要武装力量。

1948年10月，他奉命参加河南省会开封的解放和接管工作。开封第二次解放后，王其梅担任开封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渡江追歼国民党反动军队，向解放大西南进军时，王其梅担任二野18军53师政委，同年12月，任18军副政委兼川南泸州军管会主任。

建国之后

1950年春，党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在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和平谈判的同时：命令18军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并建立西藏工委，调王其梅任西藏工委委员，兼18军政策研究室主任，负责进军西藏前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为加快进军西藏的步伐，18军组建了以王其梅为政委的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为大军西进作开路准备。他率部跋山涉水，到甘孜、康定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为后来中央和西南局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调查研究的同时，王其梅率领前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一方面，每到一地，亲自拜访当地土司头人、寺庙活佛、堪布等，按照西藏礼俗，向他们敬献哈达；另一方面，十分重视发动部队广大指战员作基层群众的工作，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藏胞办好事，以实际行动消除民族隔阂，很快赢得了康藏地区藏族上层人士、群众的支持和信赖。藏族同胞称颂解放军是“活菩萨”，为我军进军西藏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军事上，于1950年10月7日至17日，前指决定发起昌都战役，王其梅亲自指挥，历时11天，全歼昌都负于顽抗的反动藏军，解放了通往西藏的东大门，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通道，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重要条件。同年12月至1951年1月，王其梅当选为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主任，兼昌都地区工委书记。

1951年7月，为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配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的行动，王其梅奉命任西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先遣支队党委书记，再次担负起为大军开路的重任，西进拉萨。在艰苦的行军途中，王其梅坚决执行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决贯彻西南局、西南军区刘伯承、贺龙和邓小平等军政领导的各项具体指示，要求部队处处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部队出发前，他曾告诫先遣支队的指战员：“到山上经过‘马尼堆’时，只准从右边走，只能往‘马尼堆’上添石头，不准从上面拿石头，这是藏族人民的信仰和习惯，我们一定要尊重!”从边坝到太昭间的8天路程，是川藏公路上视为畏途的“穷八站”，先遣支队途中濒于断粮，王其梅号召指战员学习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带头以马料掺和野菜充饥，绝不允许任何人违犯群众纪律。他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用实际行动影响干部战士；他耐心地向当地爱国进步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征求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他对广大藏族同胞寄予无限的同情，帮助他们解决切身困难。在王其梅和广大指战员的影响下，藏族同胞逐渐消除了对解放军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在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王其梅率领先遣支队于1951年9月9日顺利抵达拉萨。

王其梅率军初抵拉萨时，形势十分严峻。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方面散布谣言，煽动藏族同胞反对我军进驻西藏；另一方面，则派人向我外出人员扔石头，寻衅闹事，形势相当紧张。对此，王其梅镇定自若，及时将情况向上级机关报告，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他经常轻骑简从，登门拜访僧俗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晓以爱国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经常按照藏族同胞的信仰、风俗和习惯，到寺庙去朝佛和布施，感化藏族同胞。王其梅采取这一系列的行动和措施，有效地稳定了西藏局势。

1952年1月，西藏军区成立，王其梅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政委兼军区党委副书记。同年12月，兼任西藏军区后方司令部政委，负责指挥川藏公路工程建设。时值隆冬，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要他取道国外回到内地，但他为了不给国家增加外汇开支，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从拉萨出发，跋山涉水回到内地。在工地上，他深入实际，具体解决筑路中的各项具体问题，克服重重困难，加速了公路建设进程，胜利提前通车。

1953年，中共中央拟调王其梅到北京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王其梅亲谒贺龙，请求继续留藏工作，并获批准。 1955年，军队开始实行晋衔制度，王其梅被授予少将军衔。以后，他一直驻守在我国的西南边陲。他政治上坚定，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与广大藏族同胞打成一片，同艰共苦，始终把藏族同胞的冷暖挂在心上；他工作勤奋，埋头苦干，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处处模范带头，为西藏的建设、发展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中共中央虑及王其梅患高血压、糖尿病等症，欲调王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设在成都市)工作，王仍坚持请求留藏，当获批准时，不禁喜笑颜开地说：“我又留下了，再也不走了!”真正做到了“我活着和大家一起干革命，建设西藏，死后也要把这副骨头埋在西藏”的决心。后在上级领导和住院医生的再三催促之下，王其梅方住进青岛疗养院，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住疗养院。住院一月多期间，他仍不忘记请1位藏语教员教自己学习藏语。

1960年国家正碰上经济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10000多元津贴交公。接着，又先后汇款600元，给桃源县三阳中学和茅叶寺小学等4所学校购置图书和教材，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了一份心意。

1961年以后，王其梅就任中共西藏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党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边防委员会主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民族委员会委员。

十年“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重大错案，使王其梅蒙受不白之冤，但他即使被迫害到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西藏的工作和建设大业，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巨大的痛苦，艰难地写下了最后的遗言，用他的心血总结出《对今后西藏建设的意见》。1967年8月15日，王其梅这位充满传奇色彩、饱经风霜的党的忠诚战士，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病情急剧恶化，在北京含愤逝世，终年53岁。弥留之际，他仍断断续续地对爱人王先梅说：“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中说：“王其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机智，斗争坚决，他在敌人监狱中，坚贞不屈，富贵不移，经受了各种考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炮制的‘六十一人’重大错案，使王其梅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对王其梅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必须推倒，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中共中央追认王其梅为革命烈士。王其梅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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