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英

明代官员

王叔英(?—1402年)，字原采，号静学。浙江黄岩亭岭(今太平小河头村)人。学醇行正，与方孝孺为至交。洪武二十年（1387年）荐为仙居训导，改德安府学教授，迁汉阳知县，建文元年召为翰林修撰，上《资治八策》。燕王朱棣兵临仪真（今仪征）时，奉诏募兵于广德以抗燕师，后闻南京陷落，为表对建文帝的忠心，乃沐浴更衣，书绝命词，自经于玄妙观的银杏树下，祠山道士盛希年将他葬在了广德城西五里处。后其妻金氏自尽于狱中，两个女儿投井自杀。杨士奇早年受知于叔英，正统中，表其墓曰：“呜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为文以祭。成化中，进士周瑛重修王叔英墓，作墓记。嘉靖中，邹守益谪广德判官，为之立怀忠祠，太平知县曾才汉又于皇华亭北建祠祀之，万历间同知朱世忠题其祠曰忠节，又建贞烈祠于右，祀其妻及二女。弘光初，追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忠。

人物评价

杨士奇：先生之学，圣贤是师；先生之行，纲常久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

谢铎：武王放伐，微子已归；千载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独行，孤竹君子；不惑众见，百世以俟。岂其周粟，实薇乃甘；我饿以死，唯义之耽。昌黎有颂，特笔莫继；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黄绾：先生与正学先生，生当兴运，怀经纶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义以死，悲夫！尝闻太孙聪明好古，笃信儒术，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余于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难，又信祖法之未可以轻议也。读先生贻正学书，为之至复流涕者久之，呜呼识虑远哉！

邹守益：受中以生，孰匪正气？嗜欲所伐，天机日瘁。有能充之，塞乎天地。课其得丧，孰愚孰智。西山之薇，嗤彼千驷。圣谟洋洋，来者其志之。

尹守衡：杨东里之于元采，不可谓非知己也。是时，方希直正得君，居然王佐自期，而元采弗之许，至其所称公辅，乃在于户瓮之一书生，是何识藻？《资治》一疏即大学治平之要旨，一辈腐懦乃远寻于周礼之弥文，近仿智囊之故事，何舛也！

钱士升：臣尝读史，至袁粲承刘宋祚，襄阴谋反正，及文信公身遘胡运方兴，图复本朝，徵兵江上，事虽不成，未尝不哀其志，叹天命不可以力争也。当靖难时，以天下全势，不能当一国之师，迨宝极已移，虽百侍中辈，噬脐何及？且淮南残旅铁梅等犹不能枝柱，况他邪？二子班同侍从，又非素负韬铃者流，一旦遭遇国难，抗义徵募，不得则死，继之使袁文有知，相从地下，不其烈乎！夫江流浩汗，彭咸所居；古院幽深，仙真所宅，谓二子今未死可也。

查继佐：观原来所以勉正学者，良非迂阔不近情，预八策何以不一及战守，募兵广德之日，帝若逊荒，挟至尊以名使人，尉陀之业万一可幸，而大率从正学死社稷一策，遂使文皇无战闽、战粤、战滇蜀之劳。宫中自焚，豪杰意冷，海内有心人，逃名字不暇，正学不讲时，宜是以无建文矣，使后世追谥曰让。夫荆蛮采药亦曰让，太伯虞仲之于文王昌，与燕王棣之于惠宗炆，今古异用，伤哉！

生平

王叔英(?—1402年)，字原采，号静学。浙江黄岩亭岭(今太平小河头村)人。自幼丧父，随母姓为陈，母改嫁后随继父姓徐，后复本姓。学醇行正，与方孝孺为至交。洪武中，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等人召至京，唯叔英固辞归乡。

洪武二十年（1387年）荐为仙居训导。

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任德安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迁汉阳知县，四月干旱，作《祷雨文》向神祈祷，发誓四日不下雨就减一食，五日就减二食，六日则绝食，当日夜夕就下雨了，又恐雨多成涝灾，次日作《祈晴文》向神祈祷放晴，又应验。杨士奇当时在汉阳的村落中教书，王叔英行部经过，闻读书声曰：“兵革之后，久不闻此矣。”很稀奇，入视，杨士奇避去，得书桌上的杨士奇诗文，题曰：“此公辅器也，何避为？”遂以文字相推重，推荐杨士奇任府学训导。

建文元年五月（1399年），召为翰林修撰，当时方孝孺欲大复古，行井田制，叔英与之书曰：“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如夏时、周冕之类，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而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贵乎得时措之宜也。”孝孺感其意而不能用，叔英又上《资治八策》以鉴国事，曰务学问，曰谨好恶，曰辨邪正，曰纳谏诤，曰审才否，曰慎刑赏，曰明利害，曰定法制。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王朱棣兵至仪真（今仪征），王叔英奉诏募兵以抗燕师，行至广德，闻南京陷落，见兵部尚书齐泰奔来，还以为齐泰有二心了，拘捕了他。齐泰把实情告诉他，两人遂抱头恸哭，共图后举。

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知局势已不可挽，书绝命辞曰：“人生穹壤间，忠孝贵克全。嗟予侍君父，自省多过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见缠。肥甘空在案，对之不能咽。意者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尝闻夷与齐，饿死首阳巅，周粟岂不佳，所见良独偏。高踪远难继，偶尔无足传。千秋史臣笔，慎勿称希贤。”又书于案曰：“生既久矣，愧无补于当时；死亦徒然，庶无惭于后世。”以辞裹金，让道士买棺材，深夜起床后沐浴更衣，遂自经于玄妙观的银杏树下，祠山道士盛希年将他葬在了广德城西五里处。

著述

《静学文集》，又称《静学斋文集》或《静学斋稿》，据林佑《静学文集原序》判断文集成书于洪武年间，永乐时文集一度遭到禁毁，现可见的作品多是由杨士奇保存、经成化同邑谢省首次刊刻流传，明清两代共刊刻六次，民国时期刊刻一次，文集作品数目也在刊刻过程中不断辑补。文集初刻于明成化壬辰年(1472)，二卷本，谢省募辑文章刊刻并为之序，徐孚为《跋》。二刻于明万历丙子年(1576)，二卷本，由当时太平县事翁仲益主持刊刻，补加《汉阳祈雨文》三首、黄绾《王静学先生传》。三刻于清康熙乙酉年(1705)，二卷本，郭镇邦主持刊刻。四刻于清嘉庆甲子年(1804)，二卷本，由同邑项调阳及裔孙王秉乾、王国永主持刊刻，文集增加《利害策》及吊谒诗。五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卷本，由广东顺德龙裕光主持刊刻。六刻于宜统庚戌年(1910)，刊刻情况没有详细记载，只可从刘承干《书静学王先生文集后》“是集凡五刻，一明成化壬辰，一万历丙子，一国朝康熙乙酉，一嘉庆甲子，一宣统庚戌”得知刊刻时间。七刻于民国七年(1920)，三卷本，由吴兴刘承干主持刊刻。

史籍记载

周瑛《翠渠摘稿》、黄佐《革除遗事》、宋端仪《立斋闲录》、焦竑《国朝献征录》、、何乔远《名山藏》、尹守衡《皇明史窃》、朱国祯《皇明逊国臣传》、周镰《逊国忠纪》、钱士升《皇明表忠纪》、张岱《石匮书》、查继佐《罪惟录》、戚学标《台州外书》、张廷玉《明史》。

思想评析

王叔英的思想比较开明，注重实际，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的文章多讲道德修养，其论纲常仁义，源于汉儒，但比较地通达切近，不象宋儒那样迂执。在《资治八策》中，虽然总的来说未脱离儒家的传统思想，有些观点比较片面保守，如对工商业的歧视和排挤，但也有不少观点比较深刻，并能针对时弊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如关于“富”、“庶”、“教”的论述，提出从经济的角度去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等等。他在《送孙生序》谈到君臣关系时，从现实的利益和人之常情出发，劝说读书人忠君报国，比空谈纲常伦理更为入情入理。又如在《与方正学书》中，他反对方孝孺恢复井田制的主张，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注重实际，因时制宜特点。

作品文章

与方正学书

仆与执事别十余年，其间情慕之浅深，书问之达否，曰事之细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执事之身，系天下之望。仕之进退、天下之幸不幸与焉。侧闻被召，计此时必已到京，获膺大任矣。兹实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说以进于左右焉。

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难，自用其才者尤难。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则？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后言，言之未尝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当时受其利。故亲如樊、郦，不可得而间；信如平、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萧、曹，不可得而夺，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贾谊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过，故大臣绛、灌之属，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获用其言，此贾谊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圣天子求贤用才之意，上追尧、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执事致君泽民之术，远方皋、夔，亦非子房、贾谊可伦。真所谓明良相逢，千载一时者也。将见吾君不问则已，问则执事必能尽言；执事不言则已，言则吾君必能尽用。致斯民于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岂非天下之幸欤！

虽然，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如夏时、周冕之类，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而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贵乎得时措之宜也。执事于此，研诸虑而藏话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犹反掌耳，尚何待于愚言之赞哉！然仆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思者千虑，必有一得。故不能无言于左右耳。

夫人情爱其人之深，而虑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于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后救之，是乃爱之浅而虑之疏也，其得为忠乎？天下知执事之深，爱执事之至，如仆者固多矣，窃谓忠于执事，未有能有过于仆者，伏惟少垂察焉。

资治策

臣惟三代之下，得天下以正者，惟汉、唐、宋而已，汉高祖起布衣，顺人心，除暴秦，此最得其正者也；宋太祖平五代之乱，虽以周臣代其位，然出于人心所推戴，亦得其正者也；唐高祖虽隋臣，亦因人厌隋政，以除其乱，亦庶几得其正者也。惟其得之以正，故其传之也远，自汉唐宋外，无足数者矣。

惟我太祖高皇帝，当元政衰乱，群雄竞起之时，以布衣提三尺剑，扫除凶伪，卒成攘夷狄、安中国之大功，创业之迹，方之唐宋，尤无惭德，真可与汉高并称矣。是则三代以降，得天下最得其正者，惟汉与我朝而已。

然汉自高祖之身，已受挫于匈奴，而其土宇亦未甚开广，历惠帝文景之世，皆有匈奴之患，至于武帝，穷极兵力而后夷越以定，匈奴渐衰，岂若我太祖皇帝，疆土渐辟，四夷咸宾，身亲致之，其功比之汉高，盖益隆矣。且汉高又以过爱宠姬，欲废嫡子而立庶子，后虽以太子能致四皓之故，位由以定，然终非出其本心，于德有损，而我太祖皇帝无有偏宠私爱，立子立孙，必以家嫡，比之汉高，尤无遗憾，是以天下有识之士，观我朝创业垂统正大隆厚如此，以是上知国祚当有万年之永，非汉唐宋之远可比隆也。

今皇帝陛下缵承大统，诞修文德，善政仁声，日益布闻，四海之内，若臣若民，罔不欢庆，万姓一辞，咸谓圣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复见今日，是以天下之士，莫不顾仕于当时；天下之人，莫不顾生于斯世，国祚灵长之符已可验矣。天下人心娱乐若是，何以于今日始见之？盖太祖皇帝除奸剔秽，抑强锄梗，不啻若医之去疾，农之去草者也，夫急于去病者或伤其体肤，严于去草者或损于禾稼，固自然之势，夫体肤去疾之余则宜燮养其血气，禾稼去草之后则宜培养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太祖皇帝之心固以此待于陛下，天下之情亦以此望于陛下，今既上有以副皇祖之心，下有以答群生之望，固宜乎人心之娱乐见于今日也，人心之所归即天命之所属，岂有得人心而不可以得天命者哉！

臣窃以为得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永久者难，今陛下即位之初，人之所望者尤浅；他日治政既久，人之所望者不止如今日而已。盖今日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为尧舜，观陛下今日所发号施令而措诸天下者，固皆本乎尧舜忧民之心矣，安知异日之治不能俦于尧舜？而臣为是言，诚以其身已能而不厌乎人之告戒者，尧舜之君也；其君已能而不忘乎己之告戒者，尧舜之臣也，稽诸虞书可以见矣。

臣学术疏浅，才无一长，固不足以为尧舜之臣，然独有忠君爱国之心可自许，平居每思当世之务，时有管窥蠡测之见，私窃自顾处职疏贱，欲以上陈则有出位之嫌，恒恐碌碌无分寸补益当世与草木同腐，今幸遭陛下以尧舜之道为己任，求贤用言，惟日不足，如臣之愚昧亦蒙召，爰自闻命以来，且喜且惧，所以喜者以获睹圣颜，庶可陈其平时素蓄之知，所以惧者以才术疏短，不足以应明主非常之求，既又自念凡人知识各有短长，臣之事君惟当竭其所知而已，固不可强其所不知以为知，亦不可因其不知而遂废其所素知以为不知者，于是辄自奋励而敢陈其夙昔微见于陛下也。

臣闻帝王之治无他求，以安民而已，盖为治之道，必本于修身，必在于亲贤，亲贤而后可以任官，任官而后可以立政，立政斯可以安民，安则雍熙之治可以驯致矣。臣今谨陈资治策八条，其一曰务学问，其二曰谨好恶，所以修身也，其三曰辨邪正，其四曰纳谏诤，所以亲贤也，其五曰审才否，其六曰慎刑赏，所以任官也，其七曰明利害，其八曰定法制，所以立政也，立则民安矣。

伏惟陛下自继位春宫，日与儒臣讲求理道，固已体诸心而见诸行，及即位以来，凡所设施，无非顺民之心而不私于己，则于学问不为不务，好恶不为不谨矣；日以进贤退不肖，听言用谋为务，则于邪正不为不辨，谏诤不为不纳矣；俾内外大小之臣，各举在位贤否，赏不僭而刑不滥，则于才否不为不审，刑赏不为不慎矣；闻利必举，闻害必除，著而为令，布之天下，则于利害不为不明，法制不为不定矣。是则凡臣所陈，皆陛下之所已能者也，知陛下已能而尤不已于言，亦庶几追慕乎尧舜之臣所用心耳，惟望陛下恕其狂愚之罪，纳其忠爱之情而裁察之，毋恃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则于久安长久之道，未必无补于万一，而人心可以永得，天命可以永膺矣，谨陈其策如左:

一：务学问

昔傅说告高宗之言有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必师古，乃克永世。”臣以是知为人君者，不可以不学；而所以学者，必于古训而后可。盖古训者，先王已行之法，载诸方册，而善恶治乱之效，已章章乎可验而不可诬者。后世君臣虽有贤圣，所言所行岂能过之？故为人君者，诚能于古训学焉，而以其善而致治可以为法，恶而致乱可以为戒者，体之于身，验之于当时，而力去取之，则于治天下不难矣。

臣窃观三代之善恶治乱载于经，汉氏以下善恶治乱载于诸史，陛下如欲师其治而鉴其乱，宜仿前代置经筵，以有识儒臣为经筵官，听政之余，使之朝夕以经史善恶治乱之说讲陈于左右，陛下闻一善行，则宜反而体之于身，曰“彼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无则修之，有则加勉可也。”闻一不善之行，亦必反而体之于身，曰“彼非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也，如是则吾之行无不善矣。”不独于行然也，闻一善政，亦宜反而验之当时，曰“彼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无则举之，有则守之可也。”闻一不善之政，亦必反而验之于当时，曰“彼非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有则去之，无则益修可也。如是则吾之政亦无不善矣。”行无不善而政无不善，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伊尹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此之谓也，董仲舒曰“事在勉强而已，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由是言之，陛下如果以臣言为然也，亦惟在乎勉强而已矣。

二：谨好恶

臣闻人君之所好，天下之所趋；人君之所恶，天下之所弃。是故上好仁则人皆兴于仁，上好利则人皆兴于利，上好忠则人皆兴于忠，上好佞则人皆兴于佞，譬之形立则影随，声发而响应，固自然之势要，不可以不谨也。

凡人，惟豪杰之士为能自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从化于上者。昔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盖矩于隋非不能忠也，以忠非隋所好，故不为忠而为佞；以佞非唐所好，故不为佞而为忠。夫忠之与佞，固若薰莸冰炭之相反，而矩以一人之身，而其变化之易如此，以此推之，则知臣之善恶惟视君之好恶何如耳。

《君陈》之书曰“凡民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又曰“尔惟风，下民惟草。”皆言为人上者不可不谨于好恶，如汉之张释之，盖亦有知乎此，故其于文帝善蔷夫之口辩，欲超迁之，而释之不奉诏，因言于帝曰：“恐天下随风而靡，为口辩而无实，下之化上疾如影响，举措不可不审。”帝善之而止，释之可谓知教化之本矣，非文帝之贤，乌能从之？今陛下之好恶固未闻有不得其正者，可谓皆谨矣，惟顾谨而益谨焉。谨而益谨之道何如？必也于一举动之间，内以度其可否于心，外以质其是非于人，善则行之，不善则勿行，或已行而速改之，如是则凡发于身而措诸事者，无不得其正；而天下之所趋者，无不得其正矣。

三：辨邪正

自古人君身修而天下治，未有不由亲正臣而远邪臣者。身不修，天下不治，未有不由亲邪臣而远正臣者，稽诸史传可见矣。故《冏命》之书曰“后德惟臣”，刘向之言曰：“正臣进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乱之机。”当乎正臣之得君也，正臣固得以邪臣为邪而去之；及乎邪臣之得君也，邪臣亦得以正臣为邪而去之，甚矣邪正之难并立究。观前代朋党之祸，良可哀也。

人君固未有好乱而恶治者，然而往往易于亲邪臣而难于亲正臣者，何哉？盖邪臣志在于利，而务于从君之欲，故人君悦其适己而易得以亲之；正臣志在于济时，而务于格君之非，故人君恶其违己而易得以疏之。世之庸君不足论，刚明英武如汉武，犹不能不惑于公孙弘，而汲黯、董仲舒亦以弘之谲计疏远，邪臣易亲而正臣易疏如此，可不慎哉？观武帝当时所以任弘者，岂不以弘贤于黯与仲舒乎？及淮南王安谋反，所惮者惟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公孙弘，如发蒙振落耳。如是观之，邪臣虽见亲于人君，乃为天下之所轻；正臣虽疏于人君，乃为天下之所重。为人君者，乌可不致辨于邪正而决于用舍哉！

辨之之道当何如？平居察之，在廷之臣，凡其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推贤让能，直言极谏，志在致君泽民者，正臣也；凡其比而不周，同而不和，嫉贤妒能，阿意苟容，志在窃位坏禄者，邪臣也，此其大略也，苟能即此而察之，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于邪正之辨亦庶几矣。

四：纳谏诤

臣闻傅说告高宗之言曰“惟木从绳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此可以见人君不可以不从谏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纳谏而治，拒谏而乱者，奈何为君而拒谏者常多，为臣而能进谏者常少，何哉？盖适意之言，常情之所好；而逆意之言，常情之所恶。予人以所好则喜，投人以所恶则怒；不欲人违其意，而惟欲顺其情，务欲得人之喜，而不欲取人之怒者，虽朋友之间犹然，况君臣乎！是以谏诤之言，自非忠臣义士能忘身徇国者，不能进之于君；非有仁君圣主能舍己从人者，不能受之于臣。

古昔圣哲之君，知人臣之难于进谏也，是以开诚以求之，和颜以纳之，厚赏以劝之，故行有过则必闻，事有失则必知，身无不修而政无不举者，凡以此故也，故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庸君不然，虽有忠正之臣，不使之立于朝，虽有骨鲠之言，不使之入于耳，接邪佞之臣则悦，闻谗谄之言则喜，是以行有过而不闻，事有过失而不知，身不修而政日乱者，凡以此故也，故曰“人君与谗谄面谀之人居，治可得乎？”

非独庸君难于纳谏也，虽以唐太宗之贤，号为“善听谏”者，亦不能保终如始，至于魏征数谏，为廷辱而不能容之，曰“会当杀此田舍翁。”非有贤后主明臣直之讽，征亦几于不免，而太宗亦不得称贤矣。夫贤如太宗，保终如始，犹有不能，是则人君受谏之难可见矣。然则曷为而能受之哉，必也察其忠爱之心，毋恶其牴牾之意而后可，伊尹告太甲之言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斯言也□□□□□□□□□□□□□□□□□□□□□□□□□□□□□□可不法哉！

五：审才否

□□□□□□□□□□各当其职而已，欲使才各当其职□□□□□□□□□察之于既用之后可也，凡官之□□□□□□□□□有繁有简，而人之才有广有狭，有□□□□□□□□□□广者斯可以任大，狭者惟可以□□□□□□□□□□者惟可以任轻以敏，而任简是□□□□□□□□□□之职，固不得其当事也，或以狭□□□□□□□□□□任繁，是以不足之才而授之难□□□□□□□□□□才必当其职，则政毕修而天下以治，才不当其职，则政不修而天下以乱，要不可以不审□□□□□□□□□□小之臣，各举所知，而又令政宪□□□□□□□□□□谓审矣，臣愚以为未得其要也，苟□□□□□□□□□□宜令内外大小百职，各举一人，使□□□□□□□□□之当否者加之赏罚，又令或他有□□□□□□□□□举其才可任何职而当者，量其□□□□□□□□□加赏，举而不当者亦量其人之多寡□□□□□□□如此则百官不敢不多方以举人而□□□□□□□□□者，人君用人之职，责在宰相，宰相□□□□□□□□□以得人，为人君者不忧乎百职之无人？惟忧乎宰相之不得人而已？今既无宰相之职，则用人之职，宜责吏部之大臣，吏部大臣之职，必明足以知人，公足以用人者，然后任之，令宜得其人也。然今天下大小之官，数以万计，非吏部大臣之所能尽审，宜限之自四品以上诸职，及七品以上要职，若府州长佐县令之属，则尚书考其能否而任之矣；五品至七品非若府州县要职，及七品以下至未入流官，分属各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考其能否而任之，考之得其当者则得以为功，考之不得其当者纪以为过，如此则吏部之官，不敢不尽心于审才而所用之才，庶称其职矣。既用之后，宜令诸官各以上下之事，分属考察，如方伯政宪二司之官称否，则责之六部即都察院大臣，如各府州官称否，则责之亲临政宪二司长佐之官，如州县官称否，则责之于二司长佐之官，其余大小百职皆仿此例，尽责之于其所辖上司，若首领官称否，则责其本衙门之正佐官，考察其得当者，亦得以为功，其有不称职而考察之不至，亦必量其人之多寡，及任之大小而加之罚，如此则凡上司及正佐官者不敢不用其心于下司官及首领官，而贤不肖庶不至于混淆，则天下万事无不理矣，万事无不理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之也，由是言之，任官之法如此，亦可谓得其要矣，虽未必能尽于得人，亦可以得其十六七矣。

六：慎刑赏

人君御天下之大柄在刑赏，而刑赏之用惟在乎明信而已，用之不信则人将视其令为虚文，用之不明则人将视其法为虚器，《诗》曰“不僭不滥”，刑赏明信之谓也，古昔明哲之君，赏一人而能使千万人劝，刑一人而能使千万人惧者，以是而已，此刑赏之用所以不可不慎也。陛下自即位以来，惟闻有恤刑之令，而无滥刑之失，惟闻有大赏之恩，而无吝赏之过，可谓慎矣，臣愚以为操刑赏之柄，固在乎君；而佐刑赏之用，则在乎臣。然而为臣者多欲示其奉公之能，而常欲避其徇私之嫌，故往往于人之有罪者，则必深文以明其当刑；而于人之有功者，罕肯正义以明其当赏，是以有罪者多受罪外之刑，而有功者多失功内之赏，为人君者虽有明信刑赏之心而不得施，率由于此。今日在朝之臣，宜无此失，更愿陛下时发德音，谨谕佐用刑赏之人，使无蹈前失，令在朝群臣，不限官资大小，凡遇朝廷用刑行赏之属或致过差，苟有所见，并许奏明，如此则刑赏之用，不患乎不得其当也。

七：明利害

臣闻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为人君者将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后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从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尝读《大学》而知之矣，有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怕足矣，是则平治天下之道实本于此。

臣窃观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颇知其略矣，恒产未制而贫富不均，赋敛未平而田多荒芜，此二者生之乏本之害也；军卒有多余之丁而惟务于工商，僧道有污杂之众而失助于耕稼，民之务末者常胜而务本者常贫，此三者生之未众之害也；养兵太多而有徒食之军，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员，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夺其时，或尽其力，此二者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养之物而不养民，粟有可储之时而不储民，用有可省之费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

臣请得而详言之：

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亩，故民生业均一，后世井田既废，故民业不均。至于后魏有均田之法，北齐有永业之制，唐有口分世业之田，虽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几使民有恒产者。自唐以后，恒产之制不行，富强兼并，至有田连阡陌者，贫民无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输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此恒产未制之害，是以贫富不均也。

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税，通乎天下而赋敛以平，后世田有官民之分，税有轻重之异，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系于民者，其赋不得轻；惟系于官者，其赋重而亦有过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则赋税有差，然或造籍徇私，往往以肥为瘠，赋当轻而反重者有之；以瘠为肥，赋当重而反轻者有之。若夫官田之赋，虽比之民田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然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租赋之余，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后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则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赋敛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芜也，斯二者岂非有害于生之之本乎？

古者兵出于农，则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为兵者，既不耕而食于农者多，而又多有余丁，不为商则为工，是亦不耕而食于农者，今务末者众而务本者寡，实由乎此，此军卒有多余之丁，可以裁减归农而未裁减之故也。

古之为民者四，曰”士农工商”而已，后世益之以僧道而为民者六，故务农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净无为为宗，而后世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利，由是为之者众，然能守戒律者甚少而不守戒律者甚多，往往食肉饮酒，华衣美食，肆然营利，无异于污民，是则于其本教既忍违之，况可律之以吾圣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为生，无补于世道而有败于风俗如此，愚民不知彼之身已获罪难免，犹谓人之事彼者足以获福，且辍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诬民甚矣，昔唐高祖尝议除之，以此故耳。人之坐食者众而资食者少，实由于此，此僧道有污杂之众，可除省助农而未除省之故也；

古者制民之法以农为本，故常厚之；以商贾为末，故常抑之。后世抑末之法犹存，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费广食众，不能行之，故为商贾者益多，然商贾获利既厚，而财货有余，农民往往衣食不给，反称贷于商贾，况又有工艺之家，男女或尽弃耕织，不务生业，而施奇技淫巧为服用之物，以渔厚利，徒多费工力而无益于实用，农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当其一夫之获；积一岁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务末者恒有余而务本者恒不足，斯三者岂非有害于生之未众者乎？

古者天子不过六军，诸侯用兵不过三军，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亦不过二十万，以十万屯京师，十万屯外郡。今京师之兵已十万，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几，以此推之，今之兵过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实由于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后世事渐繁密，故官亦渐增，唐太宗省内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贤足矣”，今内外大小之官数以万计，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员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赋敛之难平，储蓄之难丰，亦由于此，斯二者岂非有害于食之未寡者乎？

古者用民岁不过三日，然役之必于农隙之时，后世事繁，故徭役浸多，然唐太宗制租庸调之法，其役民岁不过役民一十日，盖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称之。今天下有司，役民无度，四时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县，人丁应役不给，丁丁当差，男丁有故，役及妇人，奈何而民不穷困乎？盖由州县有应并省而不并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县，虽不尽其力，亦夺其时；民稀州县，既夺其力，又夺其时，斯二者岂非有害于为之未疾者乎？

古者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是以斧斤以时入山林，而材木不可胜用；数罟不入洿池，而鱼鼈不可胜食。后世之民，困于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时；急于近利者众，故其人洿池多以数罟，由是材木常用之不给，鱼鳖常食之不充，此所谓土地有可养之物而不养者也；

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储，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积，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民无菜色，后世赋重役多，故民无余蓄，然汉宣帝时以岁数丰谷贱，农人少利，因置常平仓，令谷贱则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则减价而粜以利民，至隋唐皆有义仓，于收获之后劝农出粟，以防饥馑，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灾，何以备之？此所谓民粟有可蓄之时而不蓄者也。

古者制民之用，宫室饮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丧葬祭祀宾客之礼，贵贱各有等差，不得过侈，而又无有释斋醮之设、妖淫鬼神之祠，故民无妄费而财用常足，后世虽或有制而未必尽行，故以庶民之贱苟富有财货之家，其居处服用之物与夫吉凶之礼，拟于公侯者有之，至于斋醮则累日之设，费用至数百千缗者有之。其贫无财货者，虽居处服用之物无以适意，至于婚姻之事，往往假借于人，务为浮靡以资观美者有之。及有亲戚之丧，或穷竭家资，设作斋醮者以杜外议有之。若疾病则访之巫祝，必归咎于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己资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或举债于人而致田庐典卖者有之，此所谓民用有可省之费而不省者也，此三者岂非用之未舒之害耶？

凡此数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尽知而遍举，欲致民富之道，有害如此，此所以未能遂民之庶，而教化所以难行也。陛下亟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为害则除之，明其为利则兴之，将见富庶之效，不数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难矣。

八：定法制

臣闻先王之治皆因时制宜，无非求合乎天理，以适乎人情而已。然合乎天理者，未有不适乎人情；惟徇乎人情者，未必能合乎天理，何则？天理无不正而人情有公私也。大抵人情之公者，即合乎天理；人情之私者，则违乎天理。君子当循公而弃私，不当徇私而废公，观乎先王之制，因革不齐，无非因时制宜，以为久安长治之计，初不以人情之私而害天理之公也。今欲继先王之治，必当酌古今之宜，定天下之制，亦惟合乎天理，以适乎人情可也，岂可顾人情之私而违乎天理之公哉！臣于古今所宜之制，略陈于利害之条矣，陛下如欲择其可者而行，惟在斟酌损益，使不违乎古之意而宜乎今之俗，则无不可行者；若欲顾人情之私，则必违乎天理之公矣，其何以行之哉！今姑以制恒产一事言之，如先王井田之制，固难猝行；若如后世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之于今者，论者必曰“夺富民以予贫民，虽可以得贫民之心，而足以致富民之怨。”殊不知民之所当益者贫也，所当损者富也，此天道亏盈益谦之义，乃出乎天理之公者，固不可避富民之怨而不为也，如欲避富民之怨而失贫民之心，则是徇乎人情之私而违乎天理之公，其不可也明矣，况天下之民贫者众而富者寡，又岂可忘其寡者而忽其众者乎？以此推之，则于法制可得而定矣。伏惟陛下，谨择而毅行之，则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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