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华（1904-1978），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统计学家。1904年2月生于河北乐亭县。在北京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又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他于1926至1930年，留学法国、英国，早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活动。1930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担任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参加左翼教联，热情宣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教员，中国经济研究社社长，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主任，西北财办计委副主任，辽北省政府秘书长，东北财委常委兼东北统计局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他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7月23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王思华，又名王慎铭，1904年出生，乐亭县王滩镇十家子村人。王思华小学毕业后，到北京中学读书。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后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的北京大学经过“五四”运动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共产主义思想在北大广泛传播，王思华在此读书期间，经常受到同乡李大钊的培养和指教，为他介绍并指导他阅读马列主义著作。1926年，王思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赴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经济学。为进一步深造，又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其间，他开始翻译《资本论》，并写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普鲁东主义》的博士论文。
1930年冬，王思华在法、英学就回国后，应聘在北平大学和中法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教育部督学。
“九一八”事变后，王思华对日寇的侵华罪行无比愤慨，对国民党腐败媚外极为不满，在讲坛上，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向青年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公开号召学生说：“国难深重，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每个同学都要关心国家大事，为伟大祖国的救国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王思华经常和中共地下党干部
李乐光来往，并对不少地下党员进行政治上的掩护和经济上的资助。他以公开教授身份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先后参加过“
反帝大同盟”、抗日救国会等革命组织，并被选为北平第二战区动员委员会委员。在从事革命活动中，他还结识了中共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同志，二人交往甚笃。
1934年冬，王思华因参加情报工作，由叛徒告密，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审讯时，他立场坚定，意志坚强，与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保释后，曾被周恩来同志安排去苏联，后因时局紧张，未能前往，仍留在北平参加革命活动。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主义，置民族危亡而不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次运动中，王思华站在斗争的前列，积极赞助学生的罢课斗争，支持进步学生去战区参加抗日工作。王思华在北平任教期间，一方面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一方面与侯外庐合作，继续翻译《
资本论》。1936年6月，一部以王慎铭、侯外庐署名的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问世，由国际学社出版发行。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王思华还撰写了《资本论解说》一书，此书还被译成日文发行。
赴延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抗日战争爆发，形势日益危急，王思华的革命活动这时已被暴露，在北平沦陷时，根据地下党的紧急指示，他急速离开北平，经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李葆华同志的介绍，携带全家人，经过长途跋涉，于是年9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一到延安他就投入到火热的革命生活中，他脱下了毛料服，穿上了布军装，吃起小米饭，住进土窑洞，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在精神上却十分愉快，在思想上大为提高。延安时期，揭开了王思华新生活的一页。最初他被分配在中央党校任政治经济学教员。他团结同志，努力工作，受到大家的尊重。当时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王思华就逐个了解学员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备课，授课时深入浅出，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再三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样的授课方法，使大家都能接受，因此，受到领导和学员的好评。1938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军政学院成立，王稼祥同志担任院长，他特意把王思华从中央党校调来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并主讲政治经济学。王思华除完成教学任务外，对日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先后写出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日本财政的困难和枯竭》等专著，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末路。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央宣传部所属中国经济社的社长。1942年，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国经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陕北绥德专区的农村调查工作，为中央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1943年，他还担任了陈云同志领导下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利用他所学的政治经济理论积极为边区经济建设服务。
在东北
抗战胜利后，王思华受党的派遣进入东北，先任辽西行署、辽北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1947年底以后又任黑龙江省副秘书长，东北财委常委兼东北统计局局长，并负责东北地区《计划经济》月刊编辑部工作，还兼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王思华在东北任统计局长期间，在缺乏统计工作经验和资料，条件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首先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东北全区的规模统计工作，并通过对哈尔滨市工商业的调查，研究了资本主义在东北的发展情况，组织整理了解放前东北地区的经济资料，编印了《伪满时东北经济统计资料》。他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理论建设，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从北京、上海等地招聘了一批知识分子，从事统计工作。在他的建议下，东北人民大学开设了统计专修科，后又举办了专职统计干部轮训班，他亲自讲课多次。经过王思华几年的苦心经营，在东北地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建立了统计制度，开展了国营厂矿企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普查，搜集整理了历史和现实的经济统计资料。他还主编出版了《新统计学概论》、《工业统计学教程》、《社会经济统计辞典》、《论人口调查》和《马克思列宁与统计》、《为马列主义的统计理论而奋斗》等统计丛书，后来都成为全国统计干部的学习材料。王思华非常重视统计资料的正确性和及时性。他鲜明地提出：“正确是统计工作的首要原则。”他对统计数字准确性要求很严格，建立了统计人员的责任制，狠抓了基层核算制度的建设。他提出厂矿企业要建立健全原始记录，要求企业结合经济管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他还根据在东北从事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写了《三年来东北统计工作总结》，这些措施和资料为提高我国统计工作的准确性、及时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思华在从事统计工作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了经济理论的研究。他在原来教授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基础上，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在书中，他对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一直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作了较详细的阐述。王思华还就东北地区工农业生产比重和经济形态问题，撰写了《东北工农业生产比重问题》。此外，他还分析研究了我国五种经济构成，撰写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构成是什么》。
调北京
王思华坚持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观察和统计监督。1952年，中央采纳王思华的建议，成立了国家统计局，他被调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并兼任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委员会经济学家顾问。他认为，“统计是一种全面性、业务性很强的专业工作，统计工作者首先要学习计划、熟悉计划是怎样制订的，其次是统计指标、统计范围、计算方法、计算价格都要认真学习。”1956年和1957年，王思华先后到苏联和印度考察。回国后，他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抽样调查。他还先后撰写了《关于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的经济规律和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规律问题》等多部专著。1961年，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而当时的统计数字是在“高指标”“浮夸风”影响下形成的严重失实，整个统计工作亟待整顿。王思华对此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了改进统计管理体制，健全统计机构，王思华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于1962年向中央提出 “各级统计部门都应受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的建议。同年 4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决定》，使我国统计工作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是年 5月，王思华发表了《十三年来我国统计工作经验总结》一文，此为中国统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统计工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63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全国农产量调查队”，进行抽样调查。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 10月，王思华尚未得到平反，但是他已开始思考如何整顿被搞乱了的统计工作。王思华在读了 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统计工作要紧紧跟上”一文之后，即打电话给国家计委党组，建议整顿全国统计工作。1978年，王思华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虽身患重病，仍带病参加了大会。同年7月，王思华病情恶化，不幸于23日逝世。
人物评价
王思华同志在党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于培养训练革命干部和宣传马列主义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统计工作，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显著成就，对于创建新中国社会主义统计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王思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也是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
主要作品
《资本论》（翻译，1936）、《大众资本论》(1937)、《政治经济学教程》(1949)、《资本论解说》(1949—1955)、《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1956)，《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国家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相互适应问题》(1956)、《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19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