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鼎

中国近现代著名中医学家

王文鼎（1894—1979），著名中医学家。四川省江津县人（今属重庆）。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我党地下工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1956年调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工作。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五届常委，卫生部顾问，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主任等职。（概述图来自《中国科学家词典》）

人物生平

王文鼎(1894~1979)，男，四川江津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学时期，他带头组织学生会，反对袁世凯称帝，被勒令退学后，便从师学医。曾师从四川名医傅秋涛，并刻苦自学，先在武汉悬壶，后长期在四川成都行医。由于受“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于1926年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下，掩护过革命同志并帮助地下党进行过通讯联络。1936年入党后，他利用行医的有利条件，不仅在经济和物质上支持党的工作，而且深入旧军队上层人物中，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从事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准备四川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文鼎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对党忠诚，从未泄漏任何机密，后经多方营数，才得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王文鼎先在四川省委工作。1950年调中央任持级医师，在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医研究和中西医结合工作。1964年。王文鼎担任中医研究院院长，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积极团结中西医，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进行不解的努力，继后，他又担任过卫生部秘书长、部长助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保健医生等职。

王文鼎曾亲聆过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与周恩来总理的往来也比较密切。十年浩劫期间，他也遭受迫害，直至“文革”后期才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解放出来，担任卫生部顾问。他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常告诫晚辈“学中医首先要学辩证唯物论”他说：“我愿做卫生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一息尚存，战斗不止”。1979年5月，王文鼎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医学成就

他擅长中医内、儿科，善治杂病，解放前已成为四川名医。1955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为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发展中医事业，奉调中医研究院，担任科研领导及从事中医临床研究工作。多年来，他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积极团结中西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曾多次向各级组织提出改进中医工作的建议，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在中医学术上他有较深的造诣，有精辟的理论见解和十分丰富的医疗经验。他努力应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治愈了不少疑难病症。他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不仅为病人精心治疗，而且还对一些贫苦患者主动赠药，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言传身教，孜孜不倦毫无保留地向别人传授自己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经验，在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加强中西医团结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于《灵枢》、《素问》，效法于仲景。对历代各家学说，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师古而不泥古，不独守一家之藩篱。并善于运用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在辨证论治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他经常教导学生临诊时要有整体观念，全面分析，特别是初诊病人，必须详察四诊(望、闻、问、切)，先别三因（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再分阴阳（偏盛或偏衰），后定经络脏腑，再以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归纳，因人、因地、因时立法，选方、遣药，并注意调理、善后，制定出治疗计划。并在复诊中，不断地加以具体补充和修改。这些观点简明扼要，条理井然，甚合临床实用。

对于脉诊，他很有研究。他提出诊脉必须“静以观其象，动以察其体。”所谓“静”是指医生必须屏息敛神，置三指于寸、关、尺三部，分轻、中、重三种力量来观察脉博的频率、血流冲击量的大小等，如迟、数、滑、涩、洪、微等；所谓“动”是指医生三指按寸、关、尺三部，分轻、中、重三种不等的力量；往来揉动病人的脉管以观察其体态和张力，如长、短、弦、芤、紧、缓等，简言之，就是以医生的“动”来候病人的“静”（脉体），以医生的“静”来候病人的“动”（脉象）。通过临床实践，证明这种动静结合、体象并察的切脉法，对深入了解疾病，区分阴阳，确定脏腑以及选方用药等方面，均具有很大的实际参考价值。

在治疗方面，他十分强调“治病之要，贵在调正，自力更生，更为要紧”。任何疾病的临床表现均离不开阴阳偏盛、偏衰的范围，而阴阳协调是正常生理过程的一般规律。任何内外因素破坏了机体阴阳协调状态，出现有阴阳偏盛、偏衰，就会产生疾病。治病之要，贵在调正，就是“调理阴阳”，恢复常态，这来源于《内经》“以平为期”、“以和为贵”的主导思想。“自力更生”是治疗的第二原则，即是用药物或其它治疗措施去扶助与加强机体的功能以战胜病理损害与变化，使其重新达到阴阳协调恢复健康的目的。在治疗许多慢性难治性疾患时，常体现出应用此条治则。如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他主张应严格控制病人的输血。他认为输血过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且影响药物发挥疗效，强调通过治疗恢复其本身的造血功能，才是根本。俗语说：“慢性病三分治疗，七分调养”，就是这个道理。

他对经方的研究精深，也有独到见解。他曾对《伤寒论》中的小青龙汤有一番论述：“小青龙汤用时须据病情注重配伍，方中干姜、细辛、五味子三药，一般宜等量用之，注意调节升降开合的适宜，方中麻黄的运用亦有分寸。初病表实用麻黄，次之麻黄绒（麻黄捣烂去粉末留用），后期喘而汗出用麻黄根，剂量可用30克。初期桂枝、白芍以等量为宜，病久渐虚须白芍倍桂枝，仿建中汤意在收敛。”又说：“小青龙汤治风寒外来，寒饮内停，如寒热兼挟，口干思饮，饮不多者加石膏，喘甚加杏仁，咽痛加山豆根。”由此可见他对经方研究之精，亦可见对仲景学说有独到的见解。

他不但医理精深，医德高尚，临床疗效卓著，且慧眼识人，是一位善于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的伯乐。解放初期，他任成都市“卫协”副主任期间，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怀中医事业的发展，1955年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医研究院，曾派卫生部有关领导同志到成都选调四川名中医进京工作，经王老推荐的就有蒲辅周、杜自明等人。实践证明，这些中医老前辈，连同他自己，不但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是中医研究院难得的栋梁之才，而且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一代名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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