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1906年10月24日－1957年5月5日），字秉钧，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现属上海市），畜牧学家，草原学家，动物营养学家，农业教育家。
（1906—1957）
一、王栋先生毕生从事畜牧科学、草原科学教学和研究。是中国著名畜牧学家，草原学家，动物营养学家，农业
教育家。中国早期动物营养和家畜饲养学开拓者，中国草原学科奠基人。为中国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的现代农业思想作出了贡献。
1906年10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 1923—1927年，
南通农科大学学习；
1927—1929年，南通农科大学助教；
1929—1936年，上海国定税则委员会工作；
1937—1941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英国，获
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出国前专程考察了山东、
河北、察哈尔、山西等地农牧业；
1941年底—1942年春，二战正酣，横贯大西洋，
太平洋，冒险乘船40多天回国；
1942年任贵州农工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
1942—1946年，任
西北农学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
1946—1949年，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兼系主任，兼任中央畜牧实验所
研究员、营养系主任（短期兼任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专员）；
1949—1957年，任中央南京大学、
南京农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前身）教授，兼畜牧兽医系主任。
1957年5月5日,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
过去的100年可分为前50年和后50年两段
前50年，国家和民族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王栋先生降生于
辛亥革命的纷乱年代，接着是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战乱，在国内是无止无休的军阀混战和各帝国主义从未间断过的侵略，尤其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王栋先生度过了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最后经过艰苦的全国解放战争，迎来了新中国。
后50年，绝大部分发展情况王栋先生没有看到。王栋先生51岁去世，英年早逝。但他充分利用了生命的最后10年，尤其解放后的五、六年，有了比较安静的环境，有了简陋但是专用的实验室，有了走到农村牧区去，把科学奉献给祖国的机会。这是王栋先生的黄金时段，肩负着沉重的负担，取得了教学、研究的丰收。几乎每年一本专著，总计达190万字。
二、王栋先生的人生历程给我们的启示
王栋先生的工作条件
王栋先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的：
工作环境：社会（解放前-解放后）动荡，在学校、家庭、办公室、实验室范围内活动。
工作任务：作为系主任，承担畜牧兽医系的系务；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培养青年教师，进修生；实验室、试验地建设；参加大量政治运动和学习。
家务：侍奉高龄多病的母亲。
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教学、生产：
进行
牧草栽培，牧草加工方面的研究。在西北农学院制作了中国
黄土高原的第一窖青贮饲料，在南京又作了玉米、野草、苜蓿、浮萍等青贮试验，分析化学成分，进行饲养试验。经费很少，体力劳动繁重，总是亲自到场操作；
调查苏北
盐城地区饲料资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盐蒿籽饼喂猪”、“糠粉的饲用价值”等研究；
1951年，在甘肃
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进行了调查研究；
195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进行草原调查研究。
著述条件：
用毛边纸，没有稿纸；
用毛笔，不能用钢笔等硬笔；
装订，自己用锥子线绳装订成册。王栋先生曾对我感慨地说：“写书，很不容易。常说‘笔耕’，真是一笔一笔、一点一画地‘耕’”。就是这样，一年编写出版一本专著。
三、王栋先生的言传身教
先进的学术思想体系
* 20世纪40年代，他首先把植物—动物生产这一现代草原学的核心和精髓介绍到中国来，并亲自探讨了植物—动物生产的几乎全过程。其中包括牧草、草原、动物营养、农畜饲养以及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等各个领域，并写出了一系列科学专著。
* 注意了草原与环境的关系。“草原的形成受风土的影响，风土的情况足以改变草原，同时草原的盛衰亦足以影响风土”，“草原的利用管理不仅要适应自然环境，亦与社会情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草原的利用管理视牧场的经营目标定其内容，而牧场的经营目标又视社会情形定其重点”。把土、草、畜、环境(风土)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这已是草地
农业生态系统思想的萌芽。
* 所著的《动物营养学》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作为大学丛书在
商务印书馆出版。
* 进一步将营养学原理应用于家畜饲养科学。当时世界流行的莫尔逊饲养标准，以总消化养分(TDN)为指标，王栋认为其中有些养分以甲烷等气体及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消化养分系统不尽合理，因而制订了以代谢能(ME)为指标的王氏饲养标准。
关注理论应用于生产技术
* 为了使营养学原理在生产中应用，创造了
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分解百分比的“王氏查对图”，可以根据呼吸熵很方便地查出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量。
* 发明了配合农畜日粮用的“配料标尺”和“配料盘”。这是以后许多同类方法的滥觞。
对草原科学有关问题高度敏感
* 认真探讨威廉士的草田轮作系统。他收集了当时所能看到的文献，认真思考，写出了《草田轮作的理论与实施》专著。对大农业的概念从一个侧面作了阐述，表达了他对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两者之间加强联系的执著追求。
* 当时米丘林和
摩尔根的争论正在进行，他也曾经企图在牧草育种领域有所探讨，但论据不足而中止。
挑战传统农业思想
* 针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单一谷物
农业系统，王栋先生提出种植业必须与畜牧业结合，这在当时可谓独具慧眼。他把挑战写在专著的扉页上：“无草，无牛；无牛，无粪；无粪，无农作”，“肉皆是草”。
* 面对中国单一谷物生产的旧农业系统，把“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当作真理的年代，对超稳定传统农业的挑战需要勇气。
王栋先生面对的是超稳定传统农业
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是农耕，一是战争。“耕”、“战” 并列。
马克思：“古代人一直认为农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
中国模式尤其突出：“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 “国之所以兴也，农战也。”《管子》。
“土地－农民－战争”历史上源远流长，也曾经取得重大成就。
秦代商殃：“垦草”兴农，在黄河中下游
冲积平原，将林缘草地开垦种植谷物，寓兵于农，国势大强，
秦始皇由此统一六国。
汉代：“辟土殖谷曰农”，重农业轻工商，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政策结合，发布“告缗(min) 令”，建立了空前强大的
中央集权大帝国。由单一谷物农业发生的粮－猪农业系统更加巩固。
建国以后“以粮为纲”：以粮为纲的单一谷物生产，将大部分食物资源、土地资源排斥在外，导致资源浪费与资源匮乏并存，这个病态农业系统又作用于病态食物系统，反过来，病态食物系统加剧病态农业系统。两者互相激荡，愈演愈烈，导致全国上下为三农问题所困扰。王栋先生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肉皆是草”的声音真是“空屋足音”，多么难能可贵！
四、王栋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一是境界高。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1950年我从南京去西北工作时，王栋先生送我一副对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这是对我的教诲，实际也是王栋先生自己的抱负。在逆境中磨砺自我，在顺境中，抓紧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奋力拼搏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背负了历史使命，把自己同祖国和草原科学融为一体。
二是将崇高境界落到实处，塑造了科学家修养的典范。富于亲和力和标志型的长者风范；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自我组织和集体组织），是优秀的学术领路人；对新事务高度敏感，善于自我更新，具有开拓而又实干的治学精神。具有敦厚、博大、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丰厚积累，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难达到的。对照当前浅薄浮躁之风，有重要示范意义。
王栋先生诞辰80周年时《中国草原与牧草》（《草业科学》前身）编辑部发了社论，王栋先生的助手、学生们写了纪念文章，记述了王栋先生在教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的突出成就。
钱学森先生看了这组文稿，来信说“我看王栋先生才是真正的草业科学奠基人”。草业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回溯草原科学的奠基人、草业科学的先行者王栋并尊为草业科学奠基人，这是难得的历史机缘。意味着从草原科学到草业科学的圆满过渡。
可以告慰于王栋先生的是，王栋先生身后50年来，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处，但草业已经展现了美好壮阔的前景。
王栋先生奠基的草原科学已经发展为草业科学。
王栋先生生前企望大学中的草原科学专业、专业刊物和专业研究单位，不但已经建立，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更重要的是在杜青林部长和洪绂曾名誉理事长领导下，《中国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制订，草业必将纳入国家产业主流而成为朝阳产业。
在2004年的草原学会年会上，我本人以“杞人忧天，草人忧地” 为题曾作一简短发言：
一忧——粮食安全又要走老路；
二忧——草业科学不做试验往上浮；
三忧——理论误导不往正路走；
四忧——科技人员不读人文书。
这四个忧虑中有三条与学风有关。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学习王栋先生的敦厚、博大，改进我们的学风，不辜负大好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沿着王栋先生的足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