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润

上海中医学院医生

王玉润(1919～1991)，男，沪上中医儿科名家之一。上海中医学院，医生，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王仲康、父亲王超然均享沪上一时之名。1935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师从沪上儿科名医徐小圃。1939年毕业后自设诊所开业，并设立中国医药化验所和药理研究室采用现代科学方法检查病情。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上海市委常委。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个人简介

（1919～1991）

王玉润，上海市杨浦区引翔港人。出生于中医世家，至他已是七代。祖父王仲康是清末上海名医。王玉润从小受到祖父和父亲王超然的熏陶，立志行医。民国24年（1935年）入新中国医学院，历次考试均列榜首，他随名师中医徐小圃侍诊。民国28年毕业，自设诊所行医。1956年起先后任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曙光医院儿科主任，上海中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院长、名誉院长等职。

王玉润临床工作几十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除研讨中医古籍奥义外，尚博学现代医学。他曾以中药治疗乙型肝炎及血吸虫病肝硬化获得卫生部及上海市重大科研成果奖。

王玉润研究血吸虫病防治数十年，深入江、浙、皖、赣农村第一线，亲眼目睹广大农民为血吸虫病所苦，决心解除患者的病痛。他博览中医古籍，发现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证候颇似古籍所述的“气滞血淤”证候，在研究了晚一期血吸虫病肝硬化患者的病理解剖及病理、生理状态后，提出了晚血肝硬化的病机在于“经隧阻塞，气滞血淤”，指出“活血化淤”是该病的治疗大法。遂选用“桃红饮”为治疗的基本方剂，经过104例住院患者的临床观察均见显著疗效。经大量的实验及临床研究，发现抗肝纤维化桃仁提取物，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化的有效药物。这是王玉润识病、识药和治本的重大成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长托斯特逊对这一疗法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堪称世界一流。

王玉润曾先后担任全国血吸虫防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中医学会理事长、上海市高级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名誉顾问。1981年起，先后赴香港、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国和地区讲学或学术交流，所作《冬虫夏草治疗晚期恶性肿瘤》、《老年病防治及长寿》与《抗肝纤维化的中药研究》等报告，在各国医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为扩大祖国医学在海外的影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中医杂志》等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儿科学》教材、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儿科学》教材，合编《血吸病防治手册》、《寄生虫病学》。

曾任职务

全国解放后，历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曙光医院儿科主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儿科教研组主任及中医系系主任等职。1984年2月至1985年8月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1985年9月起任上海中医学院名誉院长。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名誉顾问，及上海市第八届人大代表。

研究课题

60年代中期，受命从事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工作，率组多次深入江、浙、皖、沪等农村疫区，进行调查研究，并设点治疗。他倡导“识病治本”的学术观点，即为了识病、探求病源一切先进手段都可以用，为了彻底根治疾病一切最有效的药物和手段都可以用，这就为他大胆采用中西手段、中西药物、并创造性地研制有效新药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着重研究晚期血吸虫病所致的肝硬化，运用活血化瘀法制定处方“桃红饮”，并总结经验，进一步采取桃仁提取物治疗，取得卓有成效，其成果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主要成就

晚年着手从理论上研究中医内科学发展史，从临床实践上研究以中医药治疗各种疑难病和艾滋病。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医药院校、医学药学界讲学和作学术交流。曾主编上海市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儿科学》和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儿科学》教材，参加编写《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寄生虫病学》。

科研成果

他着重研究晚期血吸虫病所致的肝硬化，运用活血化瘀法制定处方“桃红饮”，并总结经验，进一步采取桃仁提取物治疗，取得卓有成效，其成果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学术观点

1．从传统的“辨证论治”升华到现代的“识病治本”

王玉润教授在他大半生的医学和教研过程中，一贯主张和进行临床治疗和实验检验两者对照比较，以此在各个阶段进行总结，使认识不断地提高和深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一丝不苟地对患者不同症状、体征等临床见症，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描述，尤其注重实验室主要指标的显著改善同患者外观变化的吻合情形。他重视以理论指导实践。在治疗和实践过程中他注意排除某些偶然因素如自然痊愈或他药效用的可能性，使临床和实验所获得的资料尽可能的客观真实。王玉润教授十分推崇人类的最新发现和最新科技成果，并尽可能地将它与自己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并尽可能地将能利用于自己的临床和科研的最新科技成果，结合应用于临床和科研，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和为病人的健康造福，40年代他就创办了“中国医药化验所”和“药理研究所”，坚定不移地走临床同实验、经验同理论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道路。

大凡对研究对象发展的重新评估，通常跟它的科学知识由经验形态变换为理论形态有关。18世纪物理学，处于臆断与实验相结合的阶段。当人们对其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索，破除了流行于整个中世纪的“大宇宙和小宇宙基本相似”的经典世界图景之认识后，物理学才摆脱了经验形态而转换和建立了理论形态。早年一位父辈温病名家的死于“温病”、一位至亲的表弟陈正明的死于“湿温伤寒”，使他痛切地感到固守中医老的诊治方法已经不敷客观的需要。王玉润教授对于父辈和自己切身经历的惨痛教训他一生都难以忘怀和释然，因为只辨证而不辨病，哪怕辨证如何精细，但终究不能挽回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的生命。他无法谅解自己的无知和浅陋。对于往事的回顾总结、对于最新知识的如饥如渴的追求，以及通过实践检验和实验研究，他终于破除了对于原有经典理论的迷信。他认识到只有结合中西医和发挥两者所长，取长补短，才能切实提高诊治效果，对患者带来实际的利益。特别是通过“桃仁提取物抗肝纤维化的研究”过程，他的认识达到了理性的飞跃，从而揭示了“桃仁提取物抗肝纤维化”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王玉润教授提倡识病治本，不是淡化中医的辨证论治，而是更加强调辨证，强调由表象之“证”深入到本质之“证”，更强调相同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要求用合乎实际客观情况且是恰当的单数形式，替代原有的类推、仍带着很大思辨特性的复数形式，从而克服“证”的泛化根源。

王玉润教授的识病治本，不仅重视辨证，而且更加重视论治；不仅要求认识针对性的致病因子、组织病理变化和药理机制，而且要求提出针对性的基本治则以及发掘针对性的高效方药（包括遵循中医药规律进行创造性的新药研制，他的桃仁提取物合虫草菌丝就是他治病求本在治疗血吸虫病性肝硬化方面的创造）。他还强调对治疗结果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解说，而不是只满足于病人表面症状的改善，因而他主张在临床上要有对照组进行反复的比较观察，进一步在实验中获得与患者疾病转归全过程内临床症状、体征变化相一致的结果。

“识病”是人们从传统的“辨证”演进到现代的认识疾病内在本质联系或规律性的全过程。目前，正处于它的全新发展时期。遗憾的是，虽有很多先进的科学仪器与技术帮助人们更客观地认识疾病，但迄今为止仍然尚有不少疾病未能达到真正的“识病”水平。而一般称为“辨病”的主要内容，仅是指疾病诊断这一方面而已。

“辨证”的主要依据为临床症候。它通过哲学思辨的途径，用直感方法诊治患者，尚且带有总结的抽象性与模糊含混的艺术倾向。“识病治本”无论是在临床实践中或者理论认识上，都是广集传统“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的精华，加以不断提纯、升华的最终思想结晶。王玉润认为，“识病治本”有着比“辨证论治”、“辨病论治”更为丰富的临床知识容量，完全可作为随着当代科技的国际走向、朝世界医学目标迈进的简洁有力的认识工具。抗肝纤维化药物发现的价值是王玉润领导下，一批共同工作的同志在医药科研发展道路上具有历史性开拓意义的建树。它并不说明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整个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大厦，而是指走出传统医药观念的樊篱获得一种新观念、新方法。

中医本色

王玉润教授1938年在新中国医学院求学期间即师从儿科名医徐小圃，这是他学习临床和临床经验积累的开始，其后不论其工作性质和荣誉、地位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直至1992年去世，他作为老中医的本色不变，从未脱离过临床。总其一生，他从事临床工作五十年，积累了五十年的临床经验。王玉润的临床特点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融会了中西医两方面的知识，具有中西医两套诊治手段。这就为他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中开展中西医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治病疗效。早期主要是继承老师的儿科临床经验，他曾以“从游一得集”为题在《国医新声》上发表数万字的文章，其中有天花、白喉、消渴、乳中毒（脚气）、湿温等随师临诊实录。

临床经验

王玉润在临床实践中不仅发扬了老师的经验，而且有新的发展。王玉润的临床经验主要是：

1．辨证论治和审因论治。作为老中医的本色，王玉润的临床充分运用了体现中医传统特色、针对病因病机的辨证论治和审因论治。

王玉润对于传统辨证理论和方法的重视和运用表现在临床和科研的多方面。他将脏腑经络理论用于麻疹并发肺炎，体现了他将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结合脏腑辨证融会贯通应用于临床的经验和特色。他认为，本病于脾肺两经受病，外应于手足太阴，合于肌肉皮毛。伤寒之邪，始作必因外感，致动太阴湿土而内伤，蕴积君相两火而然。麻疹病毒的传变：毒盛于脾，热流于心，脏腑之伤以肺为甚；肺受风寒，忽生喘急；心脾火灼，口舌生疮；毒为食滞，肠鸣腹痛；肺胃蕴热，津液干涸。毒归五脏，变有四症：毒归于脾胃，则泄泻变利；归于心肺，则烦热不退而发惊厥；归于肺，则咳嗽出血；归于肾，则牙龈糜烂而成疳。因为五脏心肺相连，肺位于上，心经火旺，肺先受之，所以麻疹的并发症尤以肺炎为最多，常见症状为发热、咳嗽、气急、鼻煽、痰鸣、涕泪不见、烦躁、甚则昏迷。对于本病的治疗，他强调以经络脏腑学说为指导，认为本病以手太阴肺经和足阳明胃经两经之火热发而为病，所以只要清肺胃两经之邪热，诸症即可自退。王玉润的临床经验从水火既济还是心肾不足、心肾不交论治尿急尿频也体现了脏腑经络论治和运用阴阳、寒热等四诊八纲的理论特色。对于哮喘，他即从八纲寒热虚实进行辨证，王玉润认为：新病属实，久病属虚。哮喘反复发作，可导致肺气耗散，久则肺病及肾，而致肾阳亏虚，气不摄纳。故平时常见肺脾肾的虚象。一旦急性发作，就表现为邪实正虚夹杂的复杂现象。他将此病分为寒热两种类型：寒喘表现，症见面色。

用药特色

王玉润的用药经验，首先是出于对病人的高度责任性和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从大量的医药资料中筛选找出最有效的中医处方，在大量有效处方基础上又进一步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找出和发现最有效的药物及其有效成分，然后研究有效给药方法、剂型和途径。对于青木香、臭梧桐的降压作用，对于紫草的预防麻疹和避孕，他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第一手资料，让实践作出回答，从不轻易相信道听途说。最典型的例子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化的桃仁提取物的寻找和发现，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无论在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方面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他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因而也获得出色的成效。前已大量述及，不再赘述。

其次是对于虫类药的应用，王玉润似乎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医治疗惊厥除用平肝熄风的中药外，还可用虫类药搜风止痉。他从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找到根据，叶称：“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着，气可宣通”，他进而认为，仗蠕动之物，最能透达病根。

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对癫痫与惊风的认识常混为一谈。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统称之为“惊痫”。直至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始创“急惊”，“慢惊”及“五痫”等病名，才明确了惊风与痫症的区别。《临证指南》说：“痫病或由惊恐或由饮食不节，或由母腹中受惊，以致内脏不平，经久失调，一蠲积痰，厥气内风，卒焉暴逆，莫能禁止，待其气反然后已。”认为癫痫的病因病理主要是由于惊恐、饮食等造成脏腑失调所致。也有人认为，“痰浊内聚”，蒙闭清窍，亦可发为癫痫，故有些治疗癫痫的成方中往往采用豁痰和开窍的药味。他治癫痫则喜用控风止痉的虫类药，以取得较满意的疗效。

在另一篇文章《气营双清、通腑泄热与虫类搜风的临床验证》中他再次阐述了应用虫类药的经验。虫类搜风，对于温病加乙脑的抽搐、痉挛作用不大，而对于神经系统调节失控效果较好。究其原因是全蝎等虫类药具有抑制神经细胞兴奋的药理作用，而乙脑的抽搐、痉挛这些症状是由高热、脑水肿所引起，非关神经细胞。临床应用也证明虫类药对于温病中的惊厥等症没有多大的影响：当它单独用时无效，而当它加用清热药时有效，可见对其有效的是清热药，而并非虫类药。他采用虫类药的主要指征为：肝风内动诸证，如惊厥、牙关紧闭两眼上翻、颈项强直、不知人事等。并可用于顽固性头痛、偏头痛、关节痛、痹痛等，病机为：诸暴强直，皆属于风；内风妄动，风留经络，上下四肢流走而痛。代表方经为：止痉散。药用：全蝎，蜈蚣，选用配伍药：乌稍蛇，天麻，僵蚕。

历来经验证明，虫类药以研粉吞服功效较佳，最好不入煎剂应用，因为大多数虫类药经高热煮沸，其药效明显减弱。全蝎、蜈蚣经药理证明，都有抗惊厥作用。天麻、钩藤都是平肝熄风镇惊的要药，药理证明二药都能抗惊厥，并制止癫病反应的发生，后者具有明显的镇静作用。灵磁石、龙齿、龙骨、牡蛎都是重镇安神、平肝潜阳之品。甘麦大枣加珍珠母、夜交藤，火麻仁有甘润绶急、宁心安神的效用；白芍，养血柔肝，并能平肝阳；北秫米，用以和胃安神。以上方法亦可用治婴儿痉挛及血管神经性偏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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