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孚

11岁以后一直师从刘绍宽，成为刘的入室子弟。17岁中秀才，一面继续读书，一面自己开馆授徒，以此收入维持家庭生活。1901年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因家贫不能入学，乃转至杭州武备学堂，仅读一年多，便辍学回乡。在鳌江创办小成学院（后为鳌江公学的前身）。期间，同情与支持曾遭清廷缉捕的革命党人陈大齐（后为考试院副院长）、陶成章（光复会主要人物）、冀宝铨（章太炎的女婿）等三人，一面安排教书，一面掩护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离开时，又帮助他们化装，搭乘海船出港。1903～1908年，曾为平阳劝学所所长，不遗余力推行新学制。特别是1905年跟随瑞安孙诒让先生在温州学务处总汇处协助工作，孙要求严格，要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不更改一字。他后来回忆当时写得很苦，几乎难以应付，终于受到锻炼，受用不浅。

1908年以后，清廷准备立宪，各省成立谘议局、王理孚当选为谘议员和陈黻宸（议长）、陈敬第、沈钧儒（均为副议长）等在一起，在会上痛陈省政利弊，向督府提出质询，敢说敢为，崭露头角。为许多人所赏识，被选为驻会议员。还由于去平阳办劝学所成绩卓著，为省提学使（相当为省教育厅厅长）袁嘉谷所赏识，延揽为提学使署专门科科长。辛亥革命以后，曾参加章太炎所组织的共和党，在平阳成立共和党分部。不久，浙江宣布独立，汤寿?为浙江都督，成立都督府，王为秘书厅秘书，经管财政方面工作。在与上层人物周旋中，对官场腐败有深切的了解。在一次襄理国会选举中对一些自封为革命党人在选举中营私舞弊，深恶痛绝。公开出来揭发， 不料竟遭到贿选集团的打手一顿拳打脚踢的殴打，后虽经纠劾处理，但正如王理孚后来的表述：“奔走革命所得竞就所望，深悔少年轻躁”。思想产生对政治生活的厌倦情绪，萌发了对张季直去南通创办实业的向往。1916年冬，被委派到鄞县任知县，仅当了十个月的知县，就决心辞职不干了。“雨雪来时方岁暮，舟船明日又秋残，相依不觉流年度，到此方知勇退难”。

自鄞县挂冠回到鳌江以后，开始以自己的积蓄，开办红皮厂和碗窑，又经营钱庄。由于没有经营管理的经验，连续遭到失败，直到次子王文川出来秉承父旨，创立广源商号经营南北货开始。后来代理沪商达兴轮船公司的光济轮船，开辟鳌江———瑞安———上海航线，又逐渐发展至大连、营口，南达福州、汕头、香港等地的业务，组织闽北、浙南广大山区出产的茶叶、烟叶、大米、明矾等出口，运回东北的豆饼、上海的肥田粉等农业生产资料，对发展本地的农业生产，促鳌江的经济繁荣了良好的作用。

一生一贯来热心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如开办学校建立劝学所，主持民国《平阳县志》的编纂，出钱修建道路，开凿水井为居民改善饮水的条件等。而筚路兰缕开发南麂岛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

南麂岛地处苍（南）平（阳）两县东南的东海中（今归属平阳县），孤悬海外，为南北舟舶往来寄碇之所，明代嘉靖年间为避倭寇，曾大量迁移岛民于内地，因此逐渐荒芜。明末清初，郑成功曾在此岛驻兵，作为一个抗清的据点，清政府从未管辖和开发，所以未列为版图之内。1905年，瓯海关派员上岛勘察，准备修建航海灯塔。因为岛上之人，看见他们都穿西装，遂讹传外国人图占南麂，平阳知县王兰荪托王理孚查清此事，才知事出误会。在这次查询事程中，启发了开发南麂岛的动机。1906年，瑞安、平阳两县对南麂岛归属问题屡起争执，王收集资料向瓯海道力陈，依议遂定局平阳。1912年（民国元年）集资二万元，建立南麂渔佃公司，开始开发南麂岛。在岛上建立沧浪草堂，置船护航。当时岛上仅有渔民数十人，生活条件艰苦，米、盐及零什物品，均由鳌江运去。王理孚于1913年初次登上南麂时，曾书写“民国癸丑十一月王海髯由海路登陆”十五个大字，镌刻去大沙岙三盘的石壁上。以后招募农工，置船护航，极大地便利交通。在艰苦经营二十余年之后，陆续招集移民，耗资数万元，使岛上居民增加至万余，正式成为南麂乡。1939年平阳县成立县立中学，将渔佃公司的全部地权、资金及收入，捐献给县立中学作为基金。

1912年，绅士王小亭、项志农、王志澄、王志文等人倡导兴办西桥学校。联合西桥、横浦、店下、徐家站、件头五个地方，筹款派工，在西桥社庙后建教室四个，推选王志久（王遒）为校长，招收1～4年级学生42人，分为两个复式班，于当年开学。因校址在南雁门户之荆山南麓，名曰“雁门初等小学”

王理孚，字志澄（亦写作“澄”），又名锐，字剑丞；开发南麂岛时自称“海上虬髯”，因以海髯为号。1876年（清德宗光绪二年）生于平阳县江南区陈营里地方（今属苍南县），1950年病殁于永嘉县城（今温州市鹿城区），终年75岁。1993年《平阳县志》第37卷《人物》有传。 王理孚幼时家贫，无力延师，从9岁起寄居张家堡（今苍南县龙港镇郊）杨家附读。11岁时，邻村秀才刘绍宽应邀到张家堡杨家授徒，王理孚偕杨慕俦二人成了刘氏第一批门生。 王理孚曾自谓“少年轻躁”。这“轻躁”从另一面来说就是勇于实践，敢闯敢干。他在宣统元年（1909）34岁时当选省谘议局议员后，虽然资望较低，却敢说敢为，深得同人赏识；在提学使司科长和都督府秘书任上，也以干练而获好评。他从刘绍宽那里学到的主要是一些文史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有关当时政治形势的部分常识，加上在本地办学的点滴经验，单凭这么一点点本钱是不足应对新局面新要求的，但他以开拓进取的积极态度，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不断超越自我，终于完成了一生事业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这种业绩，在他那一辈县学生员中显得很突出，更非为数众多的潦倒终生的“孔乙己”型腐儒所敢比拟。民国元年（1912），他筹资二万银元亲往南麂岛开垦，更是一件十分大胆的创举。温州诗人刘景晨在1949年为《海髯诗》作序时，特别推重王氏此一举措，谓其“能建非常之事功”，“足为诗人张目矣”。他自此以“海髯”为号，说明他自己也很看重这一举措。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种事功同宋代永嘉学派注重事功的思想有较深渊源，也与清初颜李学说的实践观相契合。因此也可以说是金晦、刘绍宽等人共同开创平阳新学风以来所取得重大积极成果之一。 所能见到的王理孚诗文作品多数是1916年以后所作。他自编的《文集》及其《日记》已毁于战火，所以只能看到一部分散落在各处的文字。他的《万石山墓表》甚得刘绍宽的好评，可知他的文笔颇得师门的风范。据王栻教授回忆他所自许的也是这一类的应用文。但在另一类文字，为他本人和家人都很重视的《南唐书校记》和《白沙刘先生年谱（未完稿）》中，呈现的则是别样的现象：他的决心很大，用力甚勤，结果却令人失望。《校记》里没有发现陆氏原书和周氏注释以及南唐历史中任何稍稍值得探究的问题。《年谱》未完稿只好算作初步的尝试。如果说在前一类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从容整饰、挥洒自如的气度；那么，在后一类文字中，所见的作者就是力不从心，甚至无心恋战了。民国四年（1915），刘绍宽主持修纂《平阳县志》时，聘请鲍铭书、周喟、夏绍俅等人分别负责各卷编写工作，而任王理孚为主管事务的“总理”，师生二人再次愉快合作数年。从这样的安排中可见，大家都认定王氏的志趣和特长在组织管理方面，而不在史志研究著述。以史学、考据闻名的刘氏门下出来最得意门生，不仅没有承传师父的专长，而且最不屑于考据之事（参照王栻文章）。依笔者之见，这正是刘王师生二人顺应时势而实学实用之成功处。颜李学派第一代创始人习斋先生就是不愿著书的榜样，他有一次对门人说：“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在这一点上，王氏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海髯诗》所收作品始于清宣统二年（1910），迄于1945年，但“删馀”中保留的《三十述怀》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作品。此前是否作过诗，现已无从查考；又删去多少，也难考证了。“删馀”中有一组《四十述怀》共28首，是集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定庵）诗句而成的七言绝句。晚清至民国初年集定庵句成诗的人很多，但像王氏这样一口气作了28首的人却不多见。由此可见王氏对诗歌这门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勇于实践的坚毅气魄。进入民国以后，他退出政坛，颇致力为诗，至1928年成立戊社，实际上成了平阳诗坛的盟主。不过这时候传统诗歌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丧失殆尽，只能在极少数老书生之间相和吟唱聊以消遣了。王氏仍执着于诗坛，既可补偿他退出政坛后的心理平衡，也可作为他逃避尘世骚扰的一道防线。他的作品很少反映现实生活，与他前期奉行的实践实用主义适成强烈对比。不过他的作品仍然保持了一种传统士大夫的正气，而且力求在艺术上达到尽可能完整无缺。他达到了他那一代平阳人所能达到的高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古人说“诗无达诂”，对《海髯诗》，后人自可作出不尽相同的评价。笔者只从诗外说了些话，也许可以供后人作些参考。还对诗中涉及的人和事略作注释，当否亦有待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