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紫稼

明末清初昆曲旦角

王紫稼（1625年-1656年），原名稼，字紫稼，一作子玠，又作子嘉，江苏苏州人，明末清初著名昆曲旦角。

人物生平

王稼，字紫稼，一作子玠，又作子嘉，明末之吴伶也。风流儇巧，明慧善歌。

——《清稗类钞》

人物轶事

对于他的更多介绍，便是存留在他那个时代的名家诗作中。王紫稼好像很有“名士”缘，如钱谦益（号牧斋）、龚鼎孳（字芝麓）、吴伟业（号梅村）等同时代的大才子、大名士，“诗酒流连，皆眷王紫稼”。那么，王紫稼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会让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歌咏之辞烂如”，纷纷赠诗示好呢？我们不妨从他们的诗作中寻求答案。

有“才子骚坛盟主”之称的吴梅村，在《王郎曲》里赞道：“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白皙长。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结束新翻善财舞。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吐。莲花婀娜不禁风，一斛珠倾宛转中。此际可怜明月夜，此时脆管出帘栊。王郎水调歌缓缓，新莺嘹呖花枝暖。惯抛斜袖卸长肩，眼看欲化愁应懒。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数移来发曼声。最是转喉偷入破，人肠断脸波横。”由此观之，王紫稼是男扮女装的男旦，而且颇有几分“妖艳绝世”的模样。当年，也正是这位擅演红娘的王紫稼，色艺双全，名冠一时，并因此“举国趋之若狂”的。但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诗中描述的王紫稼才刚刚15岁，称得上是童星了。而这些名士才子对王紫稼的痴迷，可不仅仅是缘于艺术的欣赏，更多层面上是缘于当时流行的“押优蓄童”之风。

伶人的“北漂梦”

王紫稼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顺治八年（1651年），他30岁，虽说刚过而立之年，可对一个靠脸蛋吃青春饭的伶人而言，已经不算年轻了，好在是保养得法，倒是愈发显得“谁知颜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为日后打算计，趁着大好年华和骄人的歌唱实力，此时大概已经贵升为“王老板”的大腕级娱乐明星——王紫稼，毅然决定北上，到京师寻求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当然，也包括寻找一个更牢靠的后台。

“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的昆腔纵是好听，可内容太过高雅，发音太过晦涩，并不太适合北方人的口味。到了乾隆时期，京城的百姓已经是“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正所谓“曲界辈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两年”，瞬间的追星喧嚣后，落寞的王紫稼发现，自己折腾来折腾去，也不过是京都公卿和文人雅士聚会时“博徒酒伴贪欢谑”的情趣点缀和艺术陪客罢了。

顺治十一年春末，他终于下定了南归的决心。也许他终于懂得，紫禁宫苑、侯门深深的北京，并非是他的归宿之地，反倒是小桥流水、花红柳绿的吴中，才是他理想的家园。吴梅村作诗劝慰他道：“君不见康昆仑黄幡绰，承恩白首华清阁。古来绝艺当通都，盛名肯放优闲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伶人的“宿命结”

王紫稼南归时，已经33岁。身为一名戏子，到了这样的年纪，不免会考虑“转型”事宜，为后半辈子做些打算。北漂三年的经历，虽说没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可对聪明如此、圆滑如此的王紫稼而言，倒算得上是他可以恣意张扬的绝好资历和通融资本。娄东无名氏在《研堂见闻杂记》里说道：“一旦走京师，通荤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王紫稼的张扬，还远不止这些。《研堂见闻杂记》还列出他“所污良家妇女，所受馈遗，不可胜计”的恶行，已经到了“坐间谈及子阶，无不咋舌”的地步。他做人如此的不低调，难免有树大招风之嫌。

顺治十一年，也就是他南归的这一年，江南巡按李森先以“淫纵不法”的罪名，将其抓捕，“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也有说三日而死）”。

顾公燮的《丹午日记·哭庙异闻》中载：“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即王紫稼）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既然被定性为妖，那么便不能当作人，于是怎么被虐杀，怎么被嘲笑，就不再重要，百姓也终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看笑话了。当王紫稼与三遮和尚披枷带锁、鲜血淋淋地对立在阊门之外时，围观百姓中有好事者突然想起戏文，念及王紫稼所演《会真记》里的红娘，又看到对面一个大和尚宛若戏里的法聪，于是，颇有幽默感的吴中百姓面对两个血淋淋的肉身，竟也会“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被官府定性为恶人、被文人定性为妖人的王紫稼，就这样以一种“非常态”的形象，在屈辱、惊吓和疼痛中，草草结束了生命。对于他的死，吴人似无冤词，也许是经历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洗礼”，他们对个体性命的生死早已麻木，或者说是已经无所谓了。而按《艮斋杂说》里的说法，“谓识者快之”，那就更进一步说明看他不爽的大有人在，至于王紫稼该不该死，以及为什么该死，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自然，王紫稼的朋友持有不同的看法。同是王紫稼和李森先朋友的文人龚芝麓，就在《王郎挽歌》里婉转地说道：“只愁卫玠应看杀，那得焚琴汝辈人。”相比较而言，倒是王紫稼那些同道中的朋友，还算情深意重。正如诗云：“昆山腔管三弦鼓，谁唱新翻《赤风儿》？说着苏州王紫稼，勾栏红粉泪齐垂。”

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里，曾就龚芝麓写给王紫稼的挽诗中竟用“坠楼”、“赋鹏”之典批评道：“拟人不伦，悖矣!”其实，不是龚芝麓不懂，而是在他心里，王紫稼终只是他曾经赏玩过的一件人形“宝器”罢了。

那些文人用典纵是深刻，诗词纵是漂亮，可它们却比不上“勾栏红粉”的半滴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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