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

经济学术语

理性经济人（economic man 或 homo economicu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假定人是始终理性且自利的，并以最优方式追求自己的主观目标。

概念

理性经济人，又被称为“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意味着个体完全依照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行动和决策，如消费者完全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完全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假设对经济活动中个体行为的原则进行了抽象，得到了简化的易于分析的经济学模型。同时这一假设也是宽泛的，它并不限制个体的偏好或者主观目标的具体形式，能够允许模型包含其他因素。例如假定自己的收益与他人收益相关联，就可以在模型中体现个体的“利他”性质。

在博弈论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体现为总是假设所有参与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全面地了解所有可能的策略和结果，能够进行任意深度的计算与推理，并最终选择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的策略。

作为一种理论假设，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情况。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就着重考虑了个体行为的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特征，认为人的认知，有限时间等因素限制了个体的理性程度。

历史背景

理性经济人这一术语在19世纪晚期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Mill）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批评者首次使用，以下著作的原文说明了这一概念：“（政治经济学）不将人的本性或行为看作是由社会状态而改变的，而考虑将人作为渴望拥有财富并有能力判断什么手段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个体“。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也有类似描述：“我们对晚餐的期望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随着关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数学模型的建立，以及20世纪理性选择理论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理性经济人“这一术语有了更清晰的含义：为了自身利益完全理性行事的人。

特点

理性经济人这一概念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自利，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具体而言，在信息充分的前提条件下：

所以，所谓“理性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李嘉图将数理方法运用到经济分析中，用抽象的逻辑演绎系统代替现实经济运动。由于引入了边际的概念，“理性人”的理性性质就有了量的表示，即个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可以直观地表示为对经济变量求极值。至此，“理性人”假说的内容被转化为“理性人的最大化”：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产出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此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分别发明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量化了“理性人”的价值目标；希克斯解决了效用与货币收入之间的联系，并且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确定最优消费组合，避免了可能涉及道德的价值判定。

20世纪50年代，“理性人”假说发展到了极至，获得了纯粹工具主义的属性，彻底放弃了任何道德伦理观。阿尔钦提出完全“自利性”作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放弃任何利他考虑；弗里得曼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猜测能力，假如理论的假设能够用来猜测未来，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世界的正确描述。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转变为现实。

非理性现象

理性经济人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中个体经济行为原则的抽象和简化，实际生活中存在很多非理性的现象。

损失厌恶

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开展的实验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具有损失厌恶的倾向。考虑下面两组实验：

尽管两种选择具有完全相同的期望收益，但是前一组实验中人们倾向于选择后者以获得确保获得收益，在后一组实验中人们倾向于选择前者以试图避免损失，这与完全理性的假设下可能出现的选择不符。

利他行为

与理性经济人中完全自利的假设不同，合作与利他行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均很常见。在生物学背景下，动物的利他行为常常可以使用亲缘选择和种群选择理论解释，即合作或者利他的行为有利于自身或种群的基因延续下去，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得以保留下来。互惠理论则指出利他行为实际上是利己的，因为可能获得他人在未来的直接或间接地回报。然而在人类社会中，没有利己动机的对陌生人的利他行为也非常常见，此时社会角色或道德规范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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