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乃尔

北洋护军绥巩军炮术教习

瑞乃尔（Schnell Theodore.H ）（？－1907），德国人。同治九年（1870年），德国克虏伯炮厂派其来中国推销军火。旋被李鸿章聘为陆军教官。后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推荐，瑞乃尔同额德茂一起被聘为旅顺炮台教习。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瑞乃尔由天津调往威海，任北洋护军绥巩军炮术教习，协助北洋海军作战。

人物生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日本海陆军联合攻占了威海卫南帮炮台。随又占领了威海卫城及北帮炮台。接着，对停泊在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实行海陆夹击。并多次以鱼雷艇潜入港内偷袭，先后炸伤、炸沉了“定远”、“来远”、“威远”、“宝筏”等舰船。刘公岛内已是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形势十分危急。一些洋员与清军官弁也在私下聚会，策划投降事宜。正月十四日夜，瑞乃尔与帮办“定远”管带英国人泰莱、医官英国人克尔克三人先后会见候选道牛昶炳和山东候补道严道洪，密商投降问题。由泰莱与瑞乃尔出面，向丁汝昌劝降，以观其态度。当日午夜二时，二人见到丁汝昌，瑞乃尔会讲华语，他首先向丁汝昌说明眼前之困境，然后劝之曰：“事势至此，徒多杀士众，无益也。曷以船械让敌，士民可以保全”。进而说：“可战则战，否则，若士兵不愿战，则降不失为适当之步骤”。结果，被丁汝昌严词拒绝。

正月十六日，日军海陆围攻更急，少数清军将领与洋员“密有成议”，鼓动一些士兵、水勇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允，并召集各舰管带议事。因瑞乃尔通华语，丁汝昌命其出舰安抚士兵，众人仍喧噪不已。“瑞乃尔入舱，密告丁汝昌曰：‘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投降较得计’，汝昌沉思良久，乃令诸将候命，同时沉船。诸将不应，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十七日，丁汝昌得到刘含芳派人送来的一封李鸿章电报，始知援兵无望，而口外倭舰密布，北洋各舰皆受重伤，子药将尽，无法冲出，水陆兵勇又哀求活命，丁汝昌见事无转机，遂于十八日清晨饮鸦片自尽。

丁汝昌死后，诸将及洋员商筹投降问题。二十三日，日军占领刘公岛，瑞乃尔等被遣送至烟台。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去世。

其他资料

关于丁汝昌之死的“瑞乃尔的报告”。

戚先生说：“泰莱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并向方璧虚构（似应为“并非向壁虚构”——引者）据他自称，一是根据传闻；一是根据瑞乃尔的报告”。“瑞乃尔乃价值。泰莱也德籍洋员，时为炮兵教习，曾积极鼓动投降，并始终参与其事。他的报告自然有很高的说：‘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这段话语无伦次，一时难以读懂。我仔细再读，才发现可能是检字员检字时把铅字塞错了位置，校对时也未认真核对，致有此误。此段原文似应为：“瑞乃尔乃德籍洋员，时为炮兵教习，曾积极鼓动投降，并始终参与其事，他的报告自然有很高的价值。泰莱也说：‘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戚先生指出，“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瑞乃尔发表的报告原文，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但戚先生又说，“但并不妨事。通过泰莱的转述，仍然可以看到瑞乃尔报告的主要内容所在”（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这就使人费解：既然没有找到瑞乃尔的报告原文，我们就无法确定其史料价值的高低。甚至仅仅根据泰莱所说之孤证，大可怀疑有无瑞乃尔的报告。与前面所述戚先生对待“《中东战纪本末》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甚详，……书中称所记系根据‘西简’所言。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这位洋员究为何人，……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也不能证明这条材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值”相比较，对待同为北洋海军中的洋员有关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不同记述，何以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为确信，一为确疑！假使真有“瑞乃尔的报告”，其可靠性也大可怀疑。因为据泰莱所记：“盖丁氏死后，马格录，好威及中国将弁数人上陆抵道台牛氏家，遇瑞乃尔。”（丛刊：《中日战争》，六第67页。）可见丁汝昌服毒自尽前后，瑞乃尔并不在丁汝昌左右，甚至不在舰上。他根本不可能亲见丁汝昌自杀身亡的详情细节。因此，泰莱“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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