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

苏联作家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е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905年12月12日-1964年9月14日），苏联作家，生于乌克兰。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曾在顿巴斯煤矿工作。后在工厂当工程师。早期作品多写经历过沙皇时代、地下斗争和国内战争的苏联普通人，风格写实。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楚金》写年轻矿工的生活与斗争。卫国战争中任战地记者。写有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1961年写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对苏联的政治社会生活与个人命运有深入的反思，至1988年才得以在苏联国内出版，被认为是20世纪苏联文学的重要作品。

早年经历

1905年，格罗斯曼生于受犹太文化影响极深的乌克兰的别尔季切夫，母亲为犹太人。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到著名的顿巴斯矿区任工程师。

文学生涯

1932年，格罗斯曼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格柳卡乌夫》寄给高尔基，征求大师意见。很快便收到高尔基的回信，高尔基指出，他必须克服描写顿巴斯矿工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然主义，删除多余的话，更合理地组织素材。

格罗斯曼花费一年工夫进行修改，1934年这部中篇小说在《文学顿巴斯》上发表。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在《文学报》上发表，高尔基读到后，邀他见面，这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今后的生活道路。

随后，格罗斯曼一连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集《幸福》（1935）、《四天》（1936）、《短篇集》（1937）和中篇《厨娘》（1937），可依然是名文坛小卒。四卷集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丘金》（1937—1940）才使他一举成名，跻身文坛。作品描写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但这种题材和手法一般的作品，当时在苏联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卫国战争期间，格罗斯曼作为《红星报》军事记者一直活跃于前线，写作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狱》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1942年发表在《红星报》上，成为苏联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品。从卫国战争期间到战后初期，苏联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讴歌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这些作品无疑给在战争中殊死搏斗、保卫祖国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苏联军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内，这一时期战争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英雄主义的张扬，充满万众一心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和阳刚之气。这既体现了面对灭绝人性的凶恶敌人和国破家亡的严峻局面，文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社会复杂背景下文艺政策所使然。

1943年，格罗斯曼开始构思并创作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篇两部曲，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于1952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发表，历时九年。这时世事发生了许多变化，战争文学亦不例外。四十至五十年代初的战争文学，单凭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便能满足浴血奋战、获得解放并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大众感情自喷和时代需要的话，那么此时的读者开始了对战争的反思，他们要求了解战争的真实，人民所受苦难的真实，人们心灵所受创伤的真实。

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斯大林格勒车站防御战，一个营的战士血战到最后一人，无人动摇、退却和生还。作品还描写希特勒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疯狂的八月轰炸和保卫城市的红军战士、工人民兵、全体居民的坚韧不拔和悲惨命运。作品一经发表，立刻受到好评和赞赏。同年7月乌克兰诗人巴让去信，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部富有人性的、深邃的、不说恭维话的作品。1953年初，一位列宁格勒读者给他写信说，近十年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为了正义的事业》那样深深打动她的心。但对他的批判亦接踵而至，1953年2月13日，评论家布宾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小说“除了几个章节外，完全是失败的”，“苏维埃人的形象在长篇中是苍白的、顺从的、没有特色的”、“作者力图证明，是平凡的人们建树了不朽的功勋”，“缺乏对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党的评价”。

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苏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在题为《作家协会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宣扬“善恶循环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和“无冲突论”。1954年，作品出书时，格罗斯曼不得不作了大量修改。但依旧难逃厄运。1956年以后，他的作品不准出版和再版。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产生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点的决心。因此，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虽然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无论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1953年到1961年，格罗斯曼又花费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他惴惴不安地来到《旗》杂志编辑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给接待他的编辑，接着便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但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许多“出格”作品纷纷破土而出的“解冻”气候条件下，编辑部的编辑、主编们，读了他的《生存与命运》还是大吃一惊，唯恐受到牵连和指控，急忙将全部手稿交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克格勃官员搜查了格罗斯曼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打字纸和打字色带均被收缴，他的书也再次被禁。

格罗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格罗斯曼未遭逮捕，但他却在诚惶诚恐、揪心地等待赫鲁晓夫的批复中度日如年。1964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长逝，享年60岁。

而在他死后的二十多年后的1988年，《生存与命运》这部长期被禁的作品终于在苏联出版，与读者见面，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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