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传

《晋书》中的章节

《皇甫谧传》出自《晋书》,是房玄龄编纂的,记事从司马懿开始,至晋恭帝无熙二年(420年)为止,包括西晋、东晋的历史。

提要
《晋书》,《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撰。记事从司马懿开始,至晋恭帝无熙二年(420年)为止,包括西晋、东晋的历史。又用“载记”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历史。全书130卷,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皇甫谧传》载于《晋书·卷第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中。在注释、译文、读解《晋书蜠甫谧传》方面,作者力求正确、简明,在翻译方面则力求准确、流畅、明白。让读者去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做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使之积极服务于现代,创造辉煌于未来。
原文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①,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②,教有所阙③,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④,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⑤,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注释】
①、出:过继。②、卜:选择。③、阙:缺点。④、感激:愤激。⑤、躬:亲自。⑥、综:通晓。
【译文】
皇甫谧,字士安,小时候名叫静,是安定朝那(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人,汉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孙。皇甫谧过继给他叔父为子,随叔父迁居新安。他到二十岁还不好好学习,终日无节制的游荡,或有人以为他是呆傻人。皇甫谧曾经得到一些瓜果,总是进呈给他的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说‘虽然每天用牛、羊、猪三牲来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之人。’你今年近二十,眼睛没有阅读过书本,心中不懂道理,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因此叹息说:“从前,孟轲的母亲迁居了三次,使孟子成为仁德的大儒;曾参的父亲杀猪使信守诺言的教育常存,难道是我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方法有所缺欠么?不然,你怎么会如此鲁莽愚蠢呢!修身立德,专心学习,是你自己有所得,我能得到什么呢!”叔母面对皇甫谧流泪。皇甫谧深受感动,并激发了他的志气,于是到同乡人席坦处学习,勤读不倦。他家很贫穷,他在亲身参加农业劳动的时候带着经典学习,终于博通典籍百家之言,皇甫谧性格恬静,没有奢望,并从此树立了高尚的志向,把写书作为自已的事业,自已取号玄晏先生,写有《礼乐》、《圣真》等论著,后来得了风痹症,仍然手不释卷
读解
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孝”的,在儒家经典里还专门有《孝经》,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最注重的也就是“忠”、“孝”二字,这里的“孝”既可以讲成“孝法”,也可以讲成孝敬,古代还专门在各地选“孝廉”,所以华夏民族是“孝子民族”,这话并不滑稽吧
皇甫谧是个孝子,甚至对养母都能恪守孝道,要做到这一点,真算了不起,单这一点,就会让后代那些不孝子孙汗颜。
古人曾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意思是说:父母亲如果真正爱自己孩子的话,就为他考虑的很深远!皇甫谧的叔母堪称是一位好母亲,她对少年皇甫谧的浪荡忧虑万分,声泪俱下地开导皇甫谧要知书,要识理,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还真感动人哩。
令人回味的是皇甫谧叔母所举的两个古代教子范例: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学习好,迁居了三次,这充分说明了社会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而曾参的父亲坚决对自已的孩子信守诺言,又说明了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的言行对孩子所起的作用。这两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千古流芳,直至今天,还对为人父母者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正因为有叔母的鞭策和鼓励,皇甫谧终于成了才,扬名于天下,成了魏晋间著名的医学家。他勤奋钻研,不断探索,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学术名著,尤其是《针灸甲乙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谧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疗为依据,采集和整理大量古代针灸文献资料,“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厘为二十二卷”而成,命名为《针灸甲乙经》(又称《黄帝三部针经》、《黄帝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该书问世后,一直被认为是学习针灸的必读书。日本早在奈良朝就规定该书是医学教育必读教材,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原文】
或劝谧修名广交①,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②,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③,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和,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④,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⑤,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莫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⑥。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⑦,是非吾心所安也。”
【注释】
①、修名:赢得好名声。②、鞅掌:烦劳,后指公务繁忙。③、赡:充足。④、喑:哑。⑤、耽:沉湎。⑥、饯:用酒食送行。⑦、中:符合。
【译文】
有人劝皇甫谧为赢得名声而广泛结交,皇甫谧认为“不是圣人,哪能做官交友博取好名?住在乡村照样可以享有尧舜之道的美名。自己并非圣人,又何必去与达官贵人结交,为公事忙碌从而得到好名声呢?”于是,皇甫谧写了《玄守论》来回答劝他广泛结交的人。他在《玄守论》一文里写道:
有的人对皇甫谧讲:“富贵是人人想得到的,贫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为什么不顾惜自己,等待困穷而不作改变呢?况且从道义上讲,最可贵的,是治理国家,而对一般的人来讲,及时行乐便是美事,先生已经年老,牙齿也发生了变化,连温饱都没有解决,今后死在山沟河谷之中,又有谁知道呢?”
皇甫谧回答道:“人最看重的,是生命;道最渴求的,是形体的完美。生命和形体都不应该被疾病所侵害,如果扰乱了形体以至于损及性命,又怎么谈得上脱离贫贱而存富贵呢?我听说吃人家俸禄的人,就得分担人家的忧患,形体强壮的人尚不堪忍受,何况我体弱多病呢?对于文士来说,贫穷是司空见惯的,进究道义的人的确也常受到轻视,然处于贫穷之中而得到道的真谛,一辈子没有忧患,与那种为了追求富贵扰神耗精相比孰好孰坏,自然不言而喻啊!另外,生时不为人知道,死时不被人惋惜,这样的人才是最得道的真谛的呀!聋哑的人,是天下最得道的人。一个人死了,天下的人都为他号啕大哭,因为他的死,对天下有很大的损失,有的人健在,全国的人都为之而欢欣鼓舞,因为他的健在,对全国人都有好处。然而,天下人的哭或笑,并不能使该死的人不死,该生的不生。所以有至道至德的人,不会因外界影响损益到他的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体魄很健壮。如果为了换回天下人的悲痛而去追求损害生命的名利,顺应全国人的心意去追求无益于身的富贵,这哪是道德的至高境界呢!只有不追求名利,才会无损于性命,身体就会更坚强;只有不求无益于身体的富贵,道行才会更深厚。身体坚强就不会损及生命,道行深厚就不会变浅薄。如果能保持坚实的身体、深厚的道行,将名利、富贵置之度外,看作只是形体表面的东西,那么我的道行是最完善的。”
于是,皇甫谧没有去做官。他潜心钻研典籍,甚至废寝忘食,故当时人说他是“书淫”。有人告诫他过于专心,将会耗损精神。皇甫谧说:“早晨学到了道理,黄昏死去也是值得的,何况生命的长短是上天预定的呢!”
叔父后来有了儿子,二十岁时,皇甫谧年四十,叔父儿子的生母去世。于是皇甫谧回到了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是皇甫谧父亲堂姊妹的儿子。当梁柳要去城阳赴任时,有人劝皇甫谧用酒肉为他饯行。皇甫谧说:“梁柳未做官时探望过我,我都不出门迎送,吃饭也不过盐菜之类,贫穷的人不以酒肉来招待。现在他当了郡太守而以酒宴来饯行,是看重城阳太守的官职而看轻了梁柳本人,难道这符合古人的为人之道吗?那样做,我的心里会不安的。”
【读解】
什么是幸福?有人认为富贵就是幸福,但皇甫谧告诉我们,唯有身心愉快、精神轻松才是最大的幸福。
有的人白天黑夜盼望富贵,于是步入仕途,希望官运亨通,同时财源广进,可是,皇甫谧忠告当时人:仕宦险恶,伤身劳神,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结果,弄得走火入魔,疲惫不堪,成了一个在精神肉体上都垮掉的可怜虫,那才是最大的不幸!倒不如淡泊一生,轻松一世,真真诚诚做人,洒洒脱脱待人,倒还能颐养天年,长命百岁呢。
人是高等动物,所以必然有动物性,追求物质财富亦在情理之中,《孟子》言:“食、色性也。”儒家大师亦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说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还说:“富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富是人不通过学习就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古诗十九首》高声唱道:“人生寄一世,奄勿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憾轲常苦卒。”那意思,明摆着要人们去升官发财,才不枉活一世,这当然是另外一层意义了,不过,必要的物质基础确实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所以贾谊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意思正相当于今天的“先有物质文明,然后才有精神文明”之意,所以《醒世烟缘传》三十三回里讲得很风趣:“孔夫子在陈地绝得两三日粮,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什么乐处,还是后来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这意思或许就是要读书人去以“财”养学,搞点第二职业吧。
但人这种动物毕竟是高等的,有精神的,讲道义的,所以,如果财富来得不正,人可能不愿接受,这就是儒家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另外,如果财富来得让人精疲力竭,尤其是经过官场或商海的明争暗斗,使出吃奶的劲才得来的话,有的人也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样太累,不过,对另一种人来说,又当别论。
“读书人永远与贫穷相连”,皇甫谧这一观点无疑道出了古今学子们的共通感受,古人言“寒窗苦读”,其实,不只是读书时窗子是寒的,就连写书时窗子也是寒的,文人学者书桌边的门窗,可能一辈子也没有热过。早在汉代,大学者、同时又是大文豪的扬雄就写过一篇《逐贫贱》,唐代的文人韩愈写了《送穷》、柳宗元写了《乞巧》,感叹这“穷”神爷连送都送不走,真是个瘟神,后来的段成式也写了《留穷辟》,由此可见,自古及今,要做文章学问,必与穷困为伴,否则早早撤退。
皇甫谧这个读书人穷惯了,所以他对朋友的贫富变化感觉迟钝,对敌人的飞黄腾达并不逢迎,他对穷困时的梁柳与富贵时的梁柳一视同仁,不免让有的人觉得他太痴、太傻、太迂。该巴结的他却不巴结,该投靠的他却不投靠,难道要穷一辈子而不翻身么?古往今来,多少人拜倒在权贵名利脚下,前人早就说过:“世态既有炎凉,人脸映出阴阳,世事荣枯不定、人情向背无常。”你看,生活中的势利眼、变色龙何其多!先秦典籍记载有位仁兄为获取官职而舐人痔疮,《史记》里更是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苏秦之嫂对苏秦扬名前与扬名后的两种态度,南朝时有个叫沈庆之的人,做官前无人问津,做官之后,父老乡亲竞跪着前来拜见,弄得沈庆之又惊诧又不好意思,不时连声感叹:“我还是从前的沈庆之啊!”其实,沈庆之可能与苏秦有同感,那就是“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可不是么?春秋时代有个孟尝君,官运享通时,朋友如门,遭人打击时,门可罗雀,这孟尝君还有点想不通呢,还是旁人提醒了他:“富贵多士,贪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在《史记》里还记载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廉颇得势时,门客们云,失势时朋友却走得一个不剩,后来廉颇又官复原位,门客们又不请自到,这一下老将军火了,大骂:你们都滚开,可这些门客不仅没有滚开,反而说开了,他们说廉颇傻冒,竟然不懂世情,并且开导廉颇说:天下人都是因为势利二字才交往嘛,你有权有势,我们就与你交往,你无权无势,我们当然要与你分道扬镳,哎,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请看:门客们还真坦率呢,所以一代史家司马迁在《史记爠郑列传》中感叹:“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相比之下,还是梁柳这人幸运,他有皇甫谧这样一个书生朋友,这样一个迂夫子,迂得那么可爱,那么真诚,那么值得信任。
【原文】
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尫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茶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之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戚,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却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麦黄〉,糅之雕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俱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持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谧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赢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注释】
①、旭弊:瘦弱。②、抽簪:簪,冠簪笄,连贯于发者,仕宦所用,故称弃官引退为抽簪。③、披榛采兰:比喻选拔人才。④、皋陶:传说是舜的臣子,掌刑罚。⑤、击壤:相传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后成为歌颂盛世太平的典故。⑥、婴:缠绕。⑦、不仁:麻木。⑧、虞丘:春秋时楚国大夫,因荐孙叔敖,使楚国称霸。⑨、樊姬楚庄王夫人。⑩、周胡:菰米。疲:热病。?辊?輰?讹、傅岩:古地名,传说是隐士傅说筑墙之处。泥滓:污泥。忤:抵触。
【译文】
后来晋武帝屡次下诏督促逼迫皇甫谧出仕,皇甫谧上书自称草野之臣说:“我瘦弱多病,迷恋道之旨趣,因为有病而归隐林泽山川之间,不熟习人伦礼法,常与鸟兽为伴。陛下到处求贤,连我这样的不是贤人的人也被收取了。贤人在逃脱去布衣当了官,不贤的人就远远的离开了朝廷。我只是个顽钝愚蠢的人,我吃晋王朝的粮食,享受着天下太平,击壤而歌的安乐生活,应该到京城去,在宫阙之外,祝皇帝万寿无疆。而我因不良的品德,才招致灾祸,久为疾病所困,半个身子麻木不仁,右脚肌肉萎缩而变小,已有十九载。又因服寒食散,违背了服食的规则,反造成毒害,至今已有七年。盛冬时得袒露身体服食冰雪,暑天更觉烦闷,并伴有咳嗽气喘,或像患了温疟症,或又类似伤寒症,气急浮肿,四肢酸重。现在情况更为严重,生命危在呼吸之间,父兄见了离去,妻儿常待诀别。如果追于皇帝的权威扶车上路,则病痛更会加剧,所以只好不走仕进之路,将身待罪,俯伏枕上叹息,我听说《韶》、《卫》两种音乐不能同时演奏,《雅》、《郑》两种曲子也不能同时进奏,周时王叔晋厉公)受离间计而杀谷子,自身反被牵连作为谷子同党而被捕;虞丘推荐了贤才,樊姬就不再说长道短了。所以,有地位的人和被统治者,在敬神典礼中用不同器皿,何况我这大麦糖皮的本质,怎能和菰米和在一起呢!这就如同一个平庸的人,穿着显贵的锦缎绸衣是不相称的。我听说与我一同被征召的人都已到达京师,只有臣我因有疾病,待罪床席,虽也贪图能有光明的前途,但惧怕在路途丧命。即使我没有疾病,且已遇到这样的尧舜之世,如巢父、许由高隐于箕山,亦尚可容忍。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上有宽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只有陛下能留心才智之士和宽待我这样久病的人,希望能重新旌表奇才异能之士,从傅岩索请隐居的贤人,从渭水之滨请来(像姜子牙)垂钓的隐士,不要让他们被埋没。”皇甫谧的恳切言词,终于获得了准许。
过了一年多,又被举荐贤良方也不去。自己上书给皇帝,要求借书。皇帝送给他一车书。他虽然体弱多病,仍勤读不已。开始服寒食散,因身体与药性相抵触,常常困乏而疲惫不堪,曾悲愤而想伏刃自杀,经他叔母劝阻而止。
【读解】
皇甫谧给晋武帝的信中,有两句至理名言:“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
由此,我们想到皇甫谧之后的一代贤君唐太宗。有一次,魏徵据理力谏,让太宗觉得有失面子,所以退朝回宫中后,太宗发怒说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这话被一旁的长孙皇后听见了,便问太宗要杀谁,太宗说:“魏徵常常当面侮辱我!”长孙皇后立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是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后怒气也平下去了。正是由于魏徵直言相谏,太宗克服了不少错误,终于迎来了大唐盛世。公元643年,魏徵病死,太宗大哭,说:“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作镜,可以见兴衰,以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死去,我丧失了一面镜子。”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到《国语》里记载的“邵公谏厉王弭傍,周厉王非常残暴,全国百姓都在议论他,邵公向他进谏,告诉他老百姓已经受不了啦,他却大发雷霆,而且从卫国雇佣了巫师来监视全国百姓,后来,大家终于敢怒而不敢言。厉王欣喜若狂,认为这一下老百姓不敢议论他了。
我们还想到《战国策》里记载“邹忌讽齐王纳谏”。文章里的齐威王可比周厉王聪明百倍,他听了贤臣邹忌肺腑之言后,大兴进谏和纳谏之风,甚至重奖那些当面向他进谏、批评他的人。
我们来比较一下三位君王的结果吧,先从唐太宗说起,他敢于纳谏,终于带来了唐代的空前繁荣,他也被视为贤君,名扬千古;再看那位齐威王吧:齐威王广开纳谏之路后,刚开始时,进谏的人使王宫门庭若市,数月之后,就只有稀稀疏疏的人前来进谏了,一年之后,大家想来进谏,都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齐国一下子强大起来,周边国家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听说威王有那么宽广的胸怀纳谏,有那么杰出的才能治国,都到齐国来见齐王,所以史家们馈赠威王一句千古佳话:“战胜于朝廷”,那意思就是:“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朝廷里战胜了敌人。”可那位周厉王就太惨了,三年之后,他就被老百姓推翻并流放到了彘。
由此可见,是否有人进谏,是否纳谏,正反映了从政者的素质和胸怀,唯有那些心胸坦荡,贤明杰出的从政者,才有纳谏的胆量和魄力。
处在领导岗位,统领一方百姓,本来就不容易听到真挚感人、切实可行的忠言,特别是因为“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所以为官者总喜欢听奉承话,然而,邹忌早就向齐宣王说过:处于高位,周围的人要么偏爱你,要么惧怕你,要么有求于你,所以如果你要有所作为的话,就要听听忠言,毕竟“忠言逆耳利于行”嘛,老百姓对为官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看得最清楚,也最有感受,他们必然要发议论的,邵公就对周厉王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不能堵,只能疏,最好是采纳,“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才是明智之举。
其实,逆耳忠言,反而比甜言蜜语更有价值,而能否广泛采纳百姓意见,仔细聆听群众的呼声,正是从政者本身素养和政绩的度量衡,皇甫谧的两句至理名言,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原文】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
玄宴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乡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类。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阵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开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譻?讹;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扬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注释】
①、衾:被子。②、椁:棺材外的套棺。③、暴:暴露。
【译文】
咸宁初年,皇帝又下诏说:“皇甫谧性格沉静,平凡自安,坚持学习,喜好古文献典籍,与世俗之人有完全不同的志趣,可以任命谧为太子中庶事。”皇甫谧以病重坚决谢绝。开始,皇帝并不强迫他改变志向,不久以后又下诏征辟皇甫谧为议郎,后又补任命为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任命皇甫谧为功曹,皇甫谧都不应允。写了有关葬送制度的论著,命名为《笃终》。说:
玄晏先生认为生死是大自然的规律,人理的必然趋势。按礼规定,六十岁时就安排后事,直到九十岁,寿具各有不同的等级差别,在平日就准备好以防终日的到来,何必要像世俗那样多忌讳呢!我年龄虽未到六十,然而为疾所困已十多年,屡次遇到丧亡的危险,精神形体都遭到损伤,濒危已多次了。我常常恐惧不知何时就夭寿而终,忧虑身后之事平时没有准备,所以大略地陈述我对葬送的真诚看法。
人所贪恋的,是生存;所厌恶的,是死亡。但虽然贪生,也不可能越过寿命期限;虽怕死,也不可能逃脱。人死了,精神活动停止,形体腐败消散,但魂魄如大气一样,无处不到,所以气属于天,寄托于形体的生命终会达到极限,但最终的尸体,返于本来的真寂,所以,尸体藏于地。魂魄如果不再存在于人体,则与大气同升降;尸体不能长久地保存,与大地合为一体。形体与魂魄不会隔绝,这是天地的本性;尸体与土地合为一体,是归真的至理。今生今世不能保存七尺躯体,死后为什么还要用个棺材与土隔开?这样衣被就是用来弄脏尸体,棺材用来隔绝真寂。所以桓司马自已为自己建造内外棺材,三年都没有建成,孔夫子对此很反感,认为还不如速朽为好。季孙氏死后将美玉与遗体同葬,有人说这跟暴尸于外没什么分别。华元等人厚葬宋文公,所以《春秋》经认为他人行为不是臣子所为;杨王孙死前立下遗嘱,要求裸葬,所以《汉书》认为他的这种做法远比秦始皇贤明。如果认为灵魂一定有知觉,那么人与鬼虽然有不同的制度,但在阴朝地府的三亲六戚远比活着的人多,他们必将准备物品,用来接待死亡的人。今天,如果用活人的想法来比拟死人的思想,那就不是灵魂本来的意思了,如果灵魂本来就无知觉,那么厚葬就是白白夺去活人的东西,消耗在毫无益处的死人身上,而且使用心不良的人萌生盗墓之心,从而会招致暴露尸骸之祸,增加对死者的伤害。
【读解】
死,一个讳莫如深的字眼。
传说,有个婴儿出世,旁人说,这孩子要长命百岁,孩子的父母非常高兴,马上赏个红鸡蛋,可还没等这人将鲜红的鸡蛋喂进嘴时,又有一人说:这孩子终究是要死的,这可让孩子的父母大发雷霆,马上赏给这人一个白眼。
其实,后一个人说的是大实话,人当然会死的除非他是神仙!可他为什么遭白眼?原来,他忽略了一点:人都怕死,死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字眼。
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人最怕死,尤其是中国皇帝最怕死。不信,请看一些字眼和称谓:古人称皇帝为万岁,祝寿时,有两句祝酒辞最能说明问题:“万寿无疆”,“寿比南山”,其实,祝一次寿,就与人生的终极死亡愈近一步了。怎么还会万寿无疆呢,这无非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
所以,中国人骂他仇敌时,常常有两种骂法,一种是骂对方的“妈”,一种就是骂对方“该死”。这后一种骂法在我们看来,也应该列入“国骂”之中。无论是“该死”、“真该死”,还是“死娃儿”、“死皮赖脸”、“死寂”、“死角”、“死气沉沉”、“死乞白赖”、“死水”、“死心眼儿”、“死硬派”、“死党”、“死板”、“死胡同”、“死灰复燃”,总之,没有一个是好字眼儿的。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现代汉语中,竟然没有一个字与“死”同音。这一点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更引起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他们考证后发现,“死”原本是有同音字的,可人们谈“死”色变,于是,那些与“死”同音的字,竟然一个个死掉了,死绝了,由于长期以来,不被人用,它们竟成了死字死词,,由此可见,“死”多么令人恐惧!
人们在世时,害怕死,由活人变为死人时,也忌讳用“死”来概括。古今中外,人们用许许多多其他词汇来代替“死”字,这就是所谓的“委婉语词”。这些委婉语词,有的是为了尊敬死者,有的是为了怀念死者,有的是为了赞美死者,有的则只是为避免重提这个可怕的、神秘的字眼,这也许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而社会习惯往往是存在于千百年的。当人们不想提“死”这个可怕的语词时,就轻轻地说:“他过去了”,“他不在了”,有必要文绉绉地说话时,就说:“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或者“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人们描述一个革命者过早地死亡时,就说:“他被夺去了生命。”或“他被过早地夺去了生命。”被谁夺去呢?被死神,这不用说:如果描述一个革命者不屈服于强暴而被杀时,人们说这个烈士“牺牲”了,或者说“英勇就义”了。当一个正直的人,作为人民的公仆勤奋工作,却被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或疾病夺去了生命时,人们说:“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或者强调他的作用,说“他献出了自已的生命”,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做代价。” “牺牲”是“死”的一种委婉说法,这个词带有一种称颂、悼念的崇高感情。每一种委婉说法都带自己的感情,即语感。也可以有反面的语感,例如讲述一个坏人时,就说“结束了他的一生”,或者干脆说:“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后一种表现法比前一种表现法增加了很多贬义。贬义很明显,但仍不失为委婉说法。人们也可以直截了当的表述,不用一点点委婉说法,例如报刊上有过“蒋介石死了”、“赫鲁晓夫死了”这样的表达法,就是不用委婉语词的例子,这种表达方式给人们带来完全不同的语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时要采用更为直接而不那么委婉的表达法。
古代汉语中涉及“死”的委婉的语词更多。这个阶级的成员死了,同那个阶级的成员死了,往往使用不同的语词,甚至同一阶级而身份不同的人死了,也有专门符合他的身份的同义语,例如天子死叫做“崩”,一般人死了就不能说“张三驾崩了”,那样说就不符合身份,而且被认为大逆不道。诸侯死了叫做“薨”,大夫死了叫“歹卒”,唐代二品以上官员死了也叫“薨”,五品以上官员死了则叫“卒”,五品以下直到庶民,直称为死。未成年的人死了叫“殇”,也是死的委婉说法,由于社会生活起了变化,许多委婉说法也改了个样而某些委婉语词往往随着时间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失去了它的委婉性质。
人固有一死,对死亡产生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惧怕千万要适可而止,如果想长生不死,甚至为了逃脱和延缓死亡而对人类、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浪费和灾难,那是非常恶劣的做法,这种做法,会使其“死有余辜”,最终还是“不得好死”,“死得轻于鸿毛”,最终被万人唾骂为“罪该万死”。
皇甫谧对死亡的达观态度,对死后丧事的简朴安排,在封建社会里非常难得可贵,我们非常欣赏这种态度,这种高风亮节,值得后人敬佩,也值得我们学习。
【原文】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譹?讹,或扪肠求珠玉?譺?讹。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譻?讹。故张释之曰?譼?讹:“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誉?讹!”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譾?讹,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譿?讹,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读?讹,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讁?讹,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辊?輮?讹,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袝?辊?辑?讹。袝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而竞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注释】
①、捋:手握住条状物向一端滑动。②、扪:摸。③、发:挖开。④、张释之:汉朝南阳堵阳人,因奏劾太子(景帝)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受到文帝的重用,后为廷尉,景帝时,因旧嫌出为淮南相,不久病卒。⑤、戚:忧愁。⑥、中野:野中,荒野之中。⑦、含:将宝玉或其他随葬品放在死者的口中。⑧、遽除:古代用竹或苇编织的粗席。⑨、讫:完毕。⑩、怵:恐惧。?辊?辑?讹、付:合葬。
【译文】
葬的意思就是藏。藏就是不让人看见。如果兴师动众建造内棺外椁,并且将生前的物品用来陪葬,这就好像是在路边埋了金子,又在上面写了说明书一样,即使是愚蠢透顶的人,看到这种情景,也会当成笑话的。用大量的金银财宝厚葬死者,使奸诈之人萌生盗墓之心,或者打烂棺材,将尸体横拖直挪,或顺着死者的双手取下金镯。或按摸肠子寻找死人肚子里的珠玉,这种情形,不是比烧杀之形更残忍惨痛么?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人不死,既然没有不死的人,也就没有不被挖开的墓,所以汉朝贤臣张释之曾说过:假使其中有利可图,即使把棺椁修得像南山一样坚固,还是有缝隙可钻的,假如里面无利可图、即使没有石棺柩,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啊,张释之真是我效法的人。为死者加以厚葬,其实并不是对死者表示孝心,而是给活人看的,厚葬对生者和死者都没有任何益处。所以,抛弃死者的遗嘱,聪明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易经》上说:“古代的葬法,用草盖死者,埋葬在荒野之中,也不堆土为坟,也不种树以标明地址。”所以死者能回归大自然,同时也不会使生者劳命伤财。
所以我希望早晨死,傍晚就埋;傍晚死,早晨就埋,不要用布帛裹身,也不修整遗容,不沐浴,不缝制新衣服,口中珠玉也一概不用。我本来想裸体入坑,身体直接与土接触,恐怕亲人受世俗影响已久,要马上革除这种习俗很难,所以我今天粗略定下规矩。奢侈不过石椁,简便只要不裸体。气绝以后,即穿当时穿的衣服,以及过去用的幅巾,用粗席裹上尸体,用麻绳捆住尸首两头,将尸体停放床上。选择不能长粮食的地,挖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的坑。挖坑完毕,将床抬到坑边,抽去床,将尸下到坑中。生平所用之物,都不随葬,只须带着《孝经》一卷,以表示不忘孝道,粗席之外,便直接接触土地。坑中土填到与周围地平,然后种上以前原有的草,使草继续生长在上面,不种树木,不铲除上面的杂草,不留下痕迹,以免让人可知葬处,连自己想找都找不到。不见可图之利,则奸人不会生偷盗之心,自始至终都不用恐惧,一千年也不需忧虑。尸体与大地融合,魂灵与元气合一,真是厚爱到极点。如果我死了后,前后还有人死去,不能把我们合葬在一起。合葬的礼节是从周公以后才开始的,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制度。虞舜死后,葬于苍梧之时,他的两个妃子并没有与他葬在一块儿。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必遵循《周礼》的规定。我死之后,办丧事时不必请教巫师,不要相信卜筮之人,不要受世俗之言约束,也不设置神主牌位,不要在十五日早上和晚上供祭祀,祭祀也不需要到坟墓前,只须每月初一在家里供一下就行了,供一百天就不再供了。上供也只须在日出前漏三刻日入后漏三刻,不能在半夜。日常只须在家里穿穿丧服就行了,不需要到坟屋里去居住。古人并不崇尚筑坟墓,这是很明智的做法,今天积土为坟,并且在上面种上树,以标明地方,这都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不按照我说的去做,而一定要厚葬的话,就等于是戮尸于地下,使死者再一次受到伤害,如果我有在天之灵,一定会怨恨悲伤的,我会永远是个伤痛之鬼,王孙子弟,可以以此为遗嘱,死者的遗嘱。
皇甫谧写有诗、赋、诔、颂、论、难六种体裁的作品,而且著述甚丰。他写的《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和《玄晏春秋》等书,都很受时人的推崇。他培养了弟子如挚虞、张轨、牛综、席纯,这些弟子都成了晋代的名臣。
【读解】
时下,有的人追求起厚葬来,据说在南方某座城市,发了财的人居然在生前就修好坟墓,那墓穴像宫殿一样,金碧辉煌,死后还把金银财宝和大把大把的钞票带入墓里。他们没有读过皇甫谧的这篇笃论,否则,他们就压根儿不敢也不愿搞厚葬了。
首先,他们不敢搞,皇甫谧不是说过么:厚葬无异于给盗墓者提供发财的良机,一旦墓被挖,那原本供死人享用的金银财宝全被活人抢走,而且要把死尸折腾半天,五脏六腑都翻个个儿,最后,还要把这死尸抛于荒野,让山间野狗来饱餐一顿,这种结局,岂不是比杀戮焚烧还更悲惨么?
其次,他们不愿再搞,厚葬让活人劳命伤财,省吃俭用送到阴朝地府供死人享用,结果是献给了盗贼,孝敬了他人,岂不哀哉?
其实,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一贯对厚葬持批评态度,一代伟人,孔子就坚决要求丧事和葬礼从简。孔子认为:人死如泥,还不如快点腐朽为好。他在宋国居住的时候,看到桓司马用石头为自己建造了外棺,就连声感叹:浪费啊浪费。这个细节记载于儒家经典《礼记耠弓》里。秦朝的相国吕不韦也最反感厚葬,他在《吕氏春秋》这本书里专门开辟了两章来谈厚葬的弊端,这两章就是《节丧》和《安死》,后来,班固在《汉书娠元王传》里,刘向在《谏营昌陵疏》里,王充在《论衡萠沅》里,杨贵在《报祁候缯它书》里,魏文帝在《终制》里(载于《三国志传暛蜠帝纪》)都苦口婆心地劝诫后人:厚葬既无益于死者,也无益于生者,只有益于盗墓者。
当然,有的生者为死者厚葬,是别有用意的,那就是像皇甫谧分析的那样:“要做给旁人看。”我们常常听到或见到这种现象:死葬既无益于死者,也无益于生者,只有益于盗墓者。死者生前,家人像凶神恶煞一样虐待他;死后,家人却如观音菩萨一般厚待他,那意思:或者是向旁人炫耀自己的富有和对死者的孝心,或者就是祝贺死者死去,为庆祝他离开人世而奖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让他在阴朝地府里慢慢享用,不再让家里人心烦。这种现象自古就有,汉代崔廖在《政论》里,宋代欧阳修在《泷风阡表》里都有详细的记载,很值得今日以厚葬来沽名钓誉的先生们读一读。
厚葬之墓必被盗,就像皇甫谧所打的比方:无异于在某处放入金银财宝,并且放上标签,提醒盗贼快来发财,这个比喻源远流长,在古代典籍《盐铁论》、《潜夫论》和《野客丛书》里均有记载,怎么样做到既厚葬又不让盗贼光顾呢?于是有人想了个“高明”之举,干脆在坟墓上面树一块牌子,牌子上写明:此墓没有厚葬,但这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盗贼更要光顾,而且是首先光顾,不信么?北魏时代有本书叫《水经注》,其中有一章叫《湍水》,里面就记载了三国时魏朝大臣张詹之墓,上面有块牌子,牌子上清清楚楚地写道:“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钢铁不入,丹器不藏,嗟分后人,幸勿我伤。”你看,这牌子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个死人的棺材质量差,衣服布料劣,墓里连铜铁都没放进去,更谈不上丹器,而且哀求后人,千万不要盗这座坟墓,可盗墓者就是不发这个慈悲之心,晋朝元嘉六年,这个墓被挖开,嘿,请看:“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朱漆雕刻之饰烂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帘,隐以铁钉……虚设‘白楸’之言,空负黄金之实。”原来死者墓牌上的文字完全是在叫穷,所以这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盗贼照偷不误。
纵观古今历史,凡是伟大的建筑和浩繁的工程,大都是厚葬的产物,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秦始皇陵、十三陵,等等等等,它们一方面是古代人民智慧和力量的高度结晶,另一方面也是血泪的浓缩。然而,恰如皇甫谧和张释之所说:只要有利可图,就没有盗不开的墓。魏文帝在《终制》里早就感叹:“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可见,葬礼简洁,实有益于死者平安地长眠地下,而厚葬死者无异于让亡灵再受荼毒。正因为如此,所以南朝陈世祖在天嘉六年八月的刊书里哀叹:厚葬无益,早晨葬在墓里的漆简玉杯,晚上就在市场上出现和出售了,这篇诏保存在《陈书世祖本纪》里。陈世祖的话不无道理,君不见今天市面上或博物馆里的出土文物,不正是厚葬者们留下来的么,有时还有两三具木乃伊,赤条条地躺在那儿,供万人瞻仰欣赏,即使生前有万般羞涩,也无可奈何了。
皇甫谧的这篇《笃终》的写作,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南朝有个江淹,也就是大家所说“江郎才尽”的那个文人,他写过一篇《铜剑赞》,专门谈到古代的厚葬之风:“前汉奢于后汉,魏时富于晋时。”原来,汉魏前后,厚葬之风盛行,所以有一位叫温韬的古人说道:“呜呼:厚葬之弊,自秦汉以来,率多聪明英伟之主,虽有高谈善说之士,极陈其祸福,有不能开其或者矣!”可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皇帝老爷的脑瓜子该不笨吧,但就是听不进去劝告,偏要搞厚葬,温韬的这些话至今还记载于《新五代史杂传》二十八中。
如果说秦汉以来厚葬之风盛行,那么晋代盗墓之风就最流行,著名的竹书,就是盗魏安厘王墓而得。《晋书∠噽传》记载晋悯帝时,盗贼挖开汉代霸、杜二陵,获得很多珍宝,皇甫谧正是有感于厚葬和盗墓之密切关系,故写了《笃终》,文章有许多地方是借鉴了《吕氏春秋》的《节丧》和《安死》两章,但依然不影响其认识价值。
皇甫谧这人真是老练,他不仅要求薄葬,而且要求不树碑,不封土,让家人、甚至连死者自己都搞不清楚葬在何处,这可真是精明之举。因为盗贼一旦知道死者坟墓,发现一无所获时,最终是要发脾气的。邵温《闻见后录》卷二十二写道,古代有两个大臣,一个厚葬,一个薄葬,墓都被挖开,厚葬者东西太多,盗者拿也拿不完,简直欣喜若狂,满载而归,对死尸连声道谢,再拜而去,但那位薄葬者太让盗贼失望,一气之下,盗贼将尸骨砸得稀巴烂,然后愤愤而去。所以,如果他们两位早听皇甫谧的劝告,也许就不会有此灾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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