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乐总三

日本幕末时期的维新志士

相乐总三（1839年—1868年3月26日），原名小岛四郎左卫门将满，另有多个别名，是日本幕末时期的维新志士。他是讨幕派旗下非正规军组织赤报队的队长，因为不顾讨幕派新政府的反对，到处向民众宣扬新政府会大幅削减田税（称“年贡半减”），为新政府所忌而设计捕杀，罪名是假冒官军，至1928年获平反。

简介

1860年代初，相乐总三为实现尊王攘夷的主张，开始交结各地志士，密谋武力反抗幕府政权，屡遭失败。1860年代中期，他结识了讨幕派重要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1867年，西乡隆盛等人派遣相乐总三与其他人潜入江户进行反幕府的行动。1868年戊辰战争开始后，相乐总三组织了赤报队，作为政府军的先头部队。相乐总三向政府建议减轻幕府领地的租税，获接纳，发出“年贡半减令”，他又请求政府发给官军印章，却被拒。赤报队向东出发不久后，政府便命令他们返回京都，赤报队一部分人听从命令折返，但相乐总三率领一部分人继续前进。新政府不久撤回“年贡半减令”，又宣布相乐总三的队伍是伪官军。相乐总三与政府展开交涉，3月时被捕，不久处死。

相乐总三之孙争取为祖父恢复名誉，1928年终获平反。

被枉杀的草莽志士——相乐总三

相乐总三，幕府末年活跃于武装倒幕最前线的草莽志士，在明治官僚的屠杀下含冤而死。其冤案累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直到昭和三年（1928年）方予昭雪，长达六十余年。

先锋骨干

相乐总三原名小岛四郎左卫门将满，排行第四，也称四郎。成为志士后，取名村上四郎、内田四郎、二荒二郎、相乐总三，也写作相良总三。1839年生于江户赤坂桧町的小岛家。其父小岛兵马原来是下总国北相马郡门木新田村的豪农，掌管过村政，后靠向旗本发放高利贷，聚敛财富，举家迁往江户赤坂。相乐总三出生后，被指定为小岛家的继承人，自幼即学习武艺、国学、兵学和歌学，颇有才华。其家庭门第原出豪农，这一阶层是从幕藩体制封建统制的裂缝中生长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他们对幕藩领主的重重盘剥，怀有强烈不满，在开国后民族危机严重，阶级斗争激化时期，从这一阶层中涌现出大批倒幕志士，因为他们无武士身份，置身于民众之中，相对当权的上级武士而言，称为“草莽”。而相乐总三就是草莽志士的杰出代表。

1858年，幕府在列强炮舰政策的威迫下，与美、英、俄、法、荷兰等国先后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安政五国条约”。为抵御外侮，讲求兵学武艺，倡导宣扬民族主义、日本主义的国学，一时成为风气。在这种形势下，相乐总三开私塾，讲授其擅长的国学、兵学，不少青年人慕名而来，最多时门生达百余人，听他解说尊王攘夷的思想。

1859年（安政六年）幕府血腥镇压尊攘派志士的“安政大狱”和1860年尊攘派刺杀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樱田门外事件”，如巨石投水，接连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从此尊攘派走上以武装对抗幕府民族投降政策的道路。上述事件也强烈刺激着相乐总三，思想为之一变。他认为与其坐而论道，莫若奋起行动。

1861年他毅然停办私塾，托词去东北奥羽地方旅行，从其父小岛兵马手中提取黄金5千两，奔走于信浓（今长野县）、上野（今群马县）、下野（今枥木县）一带，邀集当地豪农、豪商出身的草莽志士，组织尊攘团体，又联络长州，久留米的尊攘派，密谋暴动，实行尊王攘夷。1862年相乐总三以所携重金为招募士兵，购买武器的军事经费，与武藏国（今崎玉县）的桃井仪八组成以豪农、自耕农和佃农为主体的武装队伍“慷慨组”，计划于1863年11月与其他志士团体“真忠组”、“天朝组”联合行动，分别在赤城山，高崎城，横滨等地举兵攘夷，火烧外国洋馆，但因准备不足，加之内部分裂，叛徒告密，事败未果。“慷慨组”的赤城山举兵受挫后，相乐总三又到信浓诹访郡等地活动，以图再起，又遭失败。但他仍不灰心丧气，1864年3月参加水户藩尊攘派的筑波山举兵，不久因不满水户尊攘派内部热衷于党争而忽略尊攘斗争，返回江户。

居家期间，其父为使总三留在身边继承家业，连忙为之筹办婚事；另外，与小岛家关系密切的幕臣酒井锦之助则劝诱他应聘去当藩士（年俸三百石）。但妻子的柔顺和令人羡慕的武士身份，都未能使他丢弃尊攘使命感。1866年3月，相乐总三豪情满怀地来到群英聚集的京都，撰写了鼓吹攘夷的《华夷辨》，受到长州藩主毛利敬亲的注目，毛利曾为之亲写跋文，予以宣扬。后经萨摩藩武士伊牟田尚平和益满休之助的引荐，结识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从此，相乐总三作为讨幕派武力倒幕线路的得力实行者，活跃于斗争的最前线。

1867年10月，讨幕运动处于关键时刻。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以守为攻，企图在“奉还大政”的幌子下继续保留军队，控制实权。西乡、大久保等讨幕激进派主张彻底推翻幕府统治，武力解决问题。于是西乡隆盛等暗派相乐总三、伊牟田尚平、益满休之助等潜入江户，组织人员骚扰幕府后方，以转移将军庆喜注意力，加紧武装讨幕的准备；或激怒将军，使之出兵讨伐京都，从而为武力讨幕制造借口。按照上述计划，10月上旬相乐总三等到达江户后，立即以萨摩藩设在江户的藩邸为据点，写信召集各地尤其是关东、东北地方的志士，火速来萨摩藩邸集结，同时在江户的浪人、流浪贫民中物色人选，很快成立了约有五百人左右的浪士队。总三任该队总裁，手下各类干部中豪农豪商出身者8人，脱藩浪士5人，乡士、关守、医师出身者各1人；浪士队的基本队员则主要是来自关东地方如上野、下野的农商阶层，是多年从事反幕斗争的草莽志士。在相乐总三的指挥下，一部分浪士队成员分兵三路，袭击野州（今枥木县）、甲州（今山梨县）、相州（今神奈川县）的幕府战略要地，企图以此来分散江户的幕府守备力量，再一举袭击江户。但由于幕府出动装备精良的军队进行血腥镇压，使得袭击野、甲、相三州的浪士队先后失败，牺牲百余人。留在江户的浪士队成员，以幕府御用商人、佐幕藩邸、横滨贸易商人为攻击目标，或放火焚烧，或袭击抢劫，或开枪开炮，闹得江户治安混乱，人心惶惶。幕府恼恨至极，12月下旬命令庄内、鲭江等佐幕四藩包围并火攻萨摩藩邸。相乐总三指挥留在藩邸的约150名浪士队成员进行殊死抵抗，有的被捕，有的牺牲，相乐总三等突围，乘萨藩汽船“翔凤丸”撤回京都。1868年1月，“王政复古”政变后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同时又被浪士队袭扰江户所激怒，更加感到身陷绝境，于是庆喜便决心率兵进攻京都，从而为讨幕派出师反击提供了口实。在这个意义上说，相乐总三的浪士队基本上实现了西乡隆盛的意图。因而在鸟羽·伏见战斗胜利的第二天，西乡对归来的浪士队成员大加赞扬，说：“盖此战提早爆发且揭开德川氏灭亡之序幕，实乃诸兄之力，不胜感激之至。”

含冤而死

鸟羽·伏见战役结束后，明治政府宣布德川庆喜为“朝廷之敌”，1月7日下令讨伐，开始了讨幕东征，以萨长两藩之兵为主力的政府军即所谓官军准备沿山阴、东海、东山、北陆等四条交通要道进攻江户。但当时官军人数少，军费开支又不足，不得不允许农民、市民组成草莽队伍，作为先遣部队为进军扫清道路。一时各种称呼的民间部队纷纷成立。1868年1月10日，相乐总三征得西乡隆盛、岩仓具视的同意，以来自京都的公卿绫小路俊实、滋野井公寿为总带队，在近江国（今滋贺县）爱知郡松尾村成立了官军先锋队，取赤心报国之意，称“赤报队”，分为三个分队，相乐总三任第一分队队长。该队类似长州藩的“奇兵队”，也是以脱藩浪士和乡士为骨干，招收许多农民、市民等非武士出身者加入，战斗热情旺盛。初建队时人不过二、三百名，但担负着为官军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开辟道路等任务，是政府军东征中不可缺少的突击力量。

身为分队长的相乐总三不仅有军事才干，而且有政治头脑。1月13日，他向太政官提交了建议书和请愿书，建议乘幕府军新败，士气低落以及列强暂作壁上观之时“出贼之不意，速占两翼，则征伐可成”；希望明治政府“暂时减轻幕府领地的赋税”，以宣示“天威”，争取民心，使幕府纵有“金汤之固亦难免有倒戈者起自贼之萧墙，势必予东征以一臂之力”；同时为鼓舞赤报队的士气，师出有名，他还恳求明治政府早日“下赐官军之御印”，正式承认赤报队为东征先锋队。太政官对总三关于减轻赋税的建议予以采纳，由坊城大纳言宣布幕府领地当年租税减半，此即有名的《年贡减半令》；而对总三“下赐官军之御印”的要求加以拒绝，也不同意发给赤报队官军旗号，反而命令赤报队改变行军路线，由东山道转为东海道，并接受东海道镇抚军总督桥本实梁的节制和指挥。但赤报队已出发沿东山道进击前进。出发前该队定军规三条：伐逆抚顺，怜愍老幼；守礼让，慎酒色，不得轻举妄动；严禁盗窃奸污，惊掠下民，不可做无道之事。军纪严明，吸引不少人加入其中。在进攻甲斐城的进军途中，1月23日相乐总三派人前往京都，再次要求发给官军旗号，并准予赤报队继续沿东山道前进，但被明治政府断然拒绝。这时，京都传出诬指赤报队是袭击富豪的“强盗”，不服从军令等流言蜚语。政府以此为理由，下令赤报队全部撤回京都。这样，公卿绫小路及赤报队第二、三分队被迫转向开回京都。接着，政府又以“横行强盗”、“玷污朝廷名声”等莫须有的罪名，指使大树藩士兵逮捕赤报队滋野井分队的30名队员，或处以死刑，或捆绑下狱。2月初，赤报队瓦解。

政府的打击并未动摇相乐总三的斗争决心。1868年1月底，他率部脱离赤报队，自称官军先锋向导队，继续沿东山道推进。1月29日进入美浓国（今岐阜县境内）中津川，2月初进入信浓国饭田、伊那，2月6日抵达下诹访，设东进基地。一路所到之处，张贴《年贡减半令》，宣告王政复古，凡以前德川氏领地一概收归政府所有，转成“天朝御领”，领地农民的年贡皆可减半。又在向导队中发布以赤报队三条军规为基础的法令十九条，规定士兵严守军纪，不许骚掠百姓町人，侵犯妇女。因而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视之为“改革世道的大明神”，加入向导队者颇多。进入下诹访时，队员增加到230人左右，其中150人是社会地位很低的搬运工。

明治政府对相乐总三等草莽队伍的独立行动十分恐惧，加之三井、小野、岛田等城市大特权商人看到幕府大势已去，转而支持明治政权，纷纷献金献款，寻求靠山，同时，要求取消《年贡减半令》以确保其剥削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把暂行的士农同盟改变为士商同盟，对草莽志士先是利用，现则改变为镇压。于是自食其言，撤消《年贡减半令》，并发出“回章”（传阅文件）全面禁止向导队、高松队等草莽诸队在东山道一线的活动。在“回章”中攻击草莽诸队“全系无赖之奸徒”，特别提到相乐总三的向导队说：“据传绫小路返回京都后，其下属无赖之徒相互纠合，伪借官军之名，自称向导队，虚张声势，劫掠农商，意欲渐次东进。”下令加以逮捕。以岩仓具视的儿子具定、具经为正副总督的东山道镇抚都督府随即开始了对相乐总三的队伍的血腥镇压。2月14日，向导队攻占碓冰垰，准备继续东征。2月17日，在岩仓具定、具经命令下，须坂、高远、上田、岩村田等信浓国诸藩出兵，围攻向导队北信浓分遣队，捕杀多人。相乐总三闻讯后悲愤已极，23日上书辨争。25日萨藩、总督府下《约定书》，同意向导队附属萨藩指挥，给养可取自总督府，目的在于稳住向导队。3月2日，东山道总督府以商讨军议为名，把总三等骗至事先设下伏兵的总督大本营，加以逮捕。当时总三随从剑客大木四郎起而反抗，但被总三制止，幻想容后审判时再行辩解。随后，向导队其他60名成员也遭逮捕，全部绑缚在大树下，不给饮食，任其苦遭烈风寒雨的淋袭。岩仓等总督府高级军官躲起来，对总三等人不予理睬。3月3日傍晚，未经任何审讯，也不给总三以及八名向导队领导成员以任何辩解的机会，就以虚构的莫须有罪名，在下诹访友之町的磔田将其匆匆斩杀。临刑前，相乐总三镇定自若，先遥拜皇宫，而后吩咐持刀行刑的刽子手：“干得漂亮点！”吓得第一个刽子手心慌手软，竟一刀未将其砍死。身负重伤的总三怒喝到：“换一个来！”第二个刽子手跑来帮忙，才将其杀害。

相乐总三被无端枉杀时，年不满三十岁。为推翻幕府封建统治而舍身忘死的草莽志士未死于德川氏之手，反遭明治官僚的暗害而牺牲。他的悲惨遭遇是揭露明治政府反人民政策的又一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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