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菊农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

瞿菊农(1900~1976)中国现代教育学家。又名世英,江苏常州人。1918年入燕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毕业,留校作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2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39年后专门从事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研究工作。195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著有《现代哲学》、《西洋哲学之发展》、《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译著有《西洋哲学史》《康德教育论》、《社会学概论》等。所著《教育哲学ABC》是中国较早出版的一本教育哲学著作(世界书局1929年版)。该书评述了现代各派教育哲学的发展和趋势,分析了教育与哲学的关系,讨论了教育的本质、人格唯心论与教育等问题。认为教育原是“活动中的哲学”,教育即是生活。赞同一种人格的唯心论:存在是宇宙目的的不断的完成;在人格唯心论之下最高的人生理想是人格实现，是理想生活的取得等。

人物生平

瞿家的才子

瞿菊农，原名世英，江苏常州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叔，但比秋白小一岁。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童年在常州读私塾，后随父瞿寿申到北京就读于教会学校汇文学堂,故中英文基础均较好。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才18岁，就与瞿秋白、郑振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探索开创新社会的途径。

1919年爆发了以学生为主力的“五四”爱国运动，他积极投入运动，是燕京大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被选为北京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瞿秋白当时也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他们在上海积极从事组织、宣传、演讲活动，每天还要在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他和瞿秋白写文章极快，被称为瞿家的两位才子。

“五四”运动之后，瞿菊农继续参加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1920年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茅盾)等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新文学，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同年他在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作研究生，1922年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任教。1922至1923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学者杜里舒和印度爱国诗人泰戈尔先后到中国讲学,瞿菊农担任他们的翻译和助教，并由他译编出版了《杜里舒演讲录》10卷，又译了泰戈尔名著《春之循环》一书。此后,陆续翻译了顾西曼的《西洋哲学史》、康德的《康德教育学》等书他自己也撰写了《西洋教育思想史》、《现代哲学》等著作，成为西方科学文化的介绍者之一。如此丰硕的研究著译成果，对于一位青年来说，真不愧为风华正茂的才子。

采花酿蜜和博士下乡

1920年他资助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联，考察采访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在《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的诗中写道: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你们回来的时候，希望你们改变、创造.....”

瞿秋白的回信写道:“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号里。”表达了他们为国为民而采花酿蜜的共同心愿。

1922年瞿菊农在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作研究生,两年后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23年，法国杜里舒教授来华讲学，他任助教和翻译，并译编出版了《杜里舒演讲录》十卷;此后他在上海国立自治学院任哲学教授，曾担任来华讲学的印度名诗人泰戈尔等的翻译,并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名著《春之循环》。

当时他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

1924年瞿菊农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获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哲学与教育学，同时与金岳霖等人编《哲学评论》杂志，研究和介绍中外哲学发展动态。这时他才26岁。

他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和写作，写了《教育哲学》和《进化教育》等学术著作，他在研究中国教育时与外国教育相比较，深感中国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缺少受教育的机会;中国教育是抄袭外国的，脱离了本国生产生活实际。中国社会的基础在农村，要使国家富强，众多农民必须受基本教育。教育必须下乡，研究教育改革的人也必须下乡;“五四” 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也必须下乡。

这时，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兴起了下乡从事实际工作的趋向和潮流，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也把扫除文盲工作的重点从城市平民转为农民，并发展为将文字教育与科技、卫生教育及县制改革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的想法与晏阳初相同，1927年经“平教会”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介绍，瞿菊农开始与“平教会”合作，利用大学教学的业余时间，帮助“平教会”研究和编写扫盲教材《农民千字课》及研究民间文艺。

因为农民文盲人数占全国人口80%以上，扫盲教材的质量如何关系重大，要编好教材，需做大量艰苦工作，仅用大学教学的业余时间是不够的。1930年他毅然辞去了教授职务，搁下了学术著作，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把家搬到“平教会”定县实验区，以全部精力投入农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从此成为晏阳初最得力的并且坚持最久的主要助手。当时先后参加定县实验的归国博士、专家、教授有数十人，大学毕业生有500多人，受到舆论界和社会人士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博士下乡”壮举。

定县实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一个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被发动起来了。全国各地涌现了大大小小数百处乡村建设实验区。卢作孚在北碚也受其影响，曾派代表去定县参观，并对北碚进行开拓和建设。后来他当上四川省建设厅长，省长刘湘电邀晏阳初到四川协助建设工作，北碚随即也办起了嘉陵江三峡实验区。从此晏阳初与卢作孚成为好友。

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国民政府决定在各省推广，但因抗战爆发，实验和推广工作都不得不停顿下来。对定县实验的评价,《晏阳初传》的作者吴相湘写道:“定县实验的进行，是国内第一流人才，创制的第一等计划、做出来的第一等工作。”晏阳初因此享誉世界。晏的主要助手瞿菊农也是有一份功劳的。虽然现在知道瞿菊农的人不多。

发展乡建学院

日军逼近定县后，“平教会” 向后方转移，并发起抗战教育运动。经湖南、贵州，辗转到重庆。抗战期间已不能开展乡村建设，晏阳初决定为战后乡村建设培养人才。在卢作孚的帮助下，1940年在北碚大磨滩创办了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瞿菊农离开定县后，先后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教授部主任、贵州乡政学院院长和乡村建设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是“平教会”与清华、南开、金陵大学、协合医学院等校合作设置的研究机构。

“平教会”迁到北碚后，瞿菊农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所也迁到北碚。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育才院，研究所不久即停办。育才院设专科部和研究部，瞿菊农任育才院教授和研究部主任。1943年，晏阳初因公出国，由瞿菊农代理育才院院长职务，后来又代理晏的“平教会”干事长职务。他代理院长职务后，为办好育才院而全力以赴，要求师生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积极准备将育才院扩建为独立学院,他多方奔走,筹集经费，扩建校舍,充实设备,延聘师资,争取教育部核准等,1945年完成扩建工作,改名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设教育、社会、农学、农田水利四个系，并获准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瞿菊农代理院务期间，学院进行了教育改革，1946年乡建学院宣布取消了训导制，不设训育主任，学院成立“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处理重大问题，学生的课外活动，概由选举产生的学生会组织进行民主管理，这一举措提高了学生的民主自治精神，该院成为学习空气浓厚、秩序良好、民主团结进步的学校。同时，瞿菊农顶住了国民党的压力，不许在学院成立国民党组织，坚持学术自由、民主办学。学院订有师生在课外交谈的制度，瞿菊农的住宅也定期向学生开放，让学生自由访问。

瞿菊农起初住在学院附近的白鹤林，后迁到学院内一栋简朴的教授住宅，家中常有教师或学生去亲切交谈,有时也有学术界的老朋友去访问和“摆龙门阵”。瞿曾邀请许德珩、侯外庐、老舍等名流去该院讲学，并成为他家的座上客。侯外庐在他所著《韧的追求》一书的《在白鹤林的宾朋邻里》一节中写道:“ 瞿菊农是无党派教育家，政治态度开明，一派学者风度，为人也极诚恳，他知道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与我交往非常自然，非常热情。我在研究著述社会史过程中，瞿菊农很热心地为我提供他个人的藏书和乡建学院的藏书。”

1946年1月，重庆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重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掀起高潮，瞿菊农以无党派爱国人士身份，应中央大学学生组织的邀请，到沙坪坝向广大学生作了一次演讲，要求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

听过瞿菊农讲课的乡建学院学生，都感到他知识渊博，讲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印象深刻。他待人和蔼，受人尊敬。

1947年6月1日，乡建学院师生中的中共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31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经他四处奔走营救，多数获释。

亲自编写农民读本

抗战胜利后，1946年，“平教会”继“定县实验”停顿十年之后，又在重庆附近的璧山县成立了华西实验区(初名巴璧实验区)，先在璧山四个乡试点，逐步扩大到北碚、巴县等十个县一个局(北碚当时为相当于县的管理局)。作为“平教会”研究部主任的瞿菊农,要研究和编辑切合华西实验区实际的新教材，1947年，他将乡村建设学院的院务交给梁仲华教授代理，自己去南京主持“平教会”南京办事处的工作，指导农民教材及各种读物的研编工作，安排南京和璧山两处的编研人员的分工合作。

晏阳初在美国朝野知名人士中进行了大量活动之后，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援华法案的晏阳初条款，决定将援华款项的10%用于中国农村改造，成立了中国农村复兴中美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晏阳初是委员之一。华西实验区因此可以得到充足的经费援助，可以扩大实验区域和增加建设项目。也为瞿菊农实践他的教育改革和乡村建设理想提供了新的机会。

因为晏阳初忙于“农复会”和其他工作，在家的时间较少，瞿菊农除了参与华西实验的研究设计和重大决策，仍把农民教材的编研放在重要地位。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教材十余种及国民通用词表的编研工作;华西实验开始后，他组织专家分别在南京、璧山编研新的教材，在他的参与和指导下，1947年编制成新的国民通用词表，翌年，新编了以失学农民为对象的《农民读本》，还编了《应用文》，这是基本教材，同年，为了实施导生传习制，还编了农民读本的《传习指引》、《辅导参考书》，并再版了《怎样做导生》等书，这些书都是经过瞿菊农在南京参与研究或经他认真校阅后出版的，质量很高。另有补充教材，是为建设活动所需的，如防治螟虫等编印了传习画片，这类教材是在璧山编的。这些教材在华西实验区的传习教育网即时传习，即时建设，做到了“教、学、做合一”。因为教育与农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密切关系，只要教学有方，就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改造生活的积极性，所以助力多而阻力少，效果显著。同时，实验区还重视了农村小学的改造，派大学毕业生去乡村办示范小学，提高教学质量,并防止出现新文盲。

华西实验原计划15年完成，但因时局动荡，璧山、北碚、巴县共50个乡开展了两三年、其余各县只几个月就结束了。尽管如此，乡村教育和经济建设仍取得一些成绩，50个乡的失学农民60%以上扫除了文盲，科学技术得到推广，农民增加了收入，乡村卫生也有所改善。华西实验最大的优点是做到了教育与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为晏阳初、瞿菊农的教育理想做出了典范。

谢绝联合国高薪聘请

华西实验区成立前，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乡村建设学院在歇马乡和北碚金刚乡办国民教育实验区，从事民众教育教材及民众字汇的研究、编辑和实验，在瞿菊农的指导下，先后完成教材十余种及国民通用词表的编研工作。

华西实验区成立之初，曾考虑将实验区总办事处设在北碚，距乡建学院及平教会本部较近。但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经营下，已有建设基础，在这里搞实验阻力小，不容易发现问题，在北碚行得通的办法，在别处不一定行得通，所以北碚的代表性不如璧山。实验区总办事处设在璧山后，北碚仍是实验区的重点之一，很快就在北碚全境八个乡开展实验工作。1947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派专家来考察，对华西实验区及其基础较好的北碚乡村建设实验深表满意，该组织决定将这里作为“基本教育实验区”(包括儿童教育和民众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为适应教科文组织的计划，委托“平教会”设置基本教育第一委托实验区，负责编纂农村基本教育课程及教材教法之研究与电化教育之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来专家胡本德博士等常驻北碚，成立了教科文组织的办事处，与华西实验区进行交流与合作。北碚的基本教育实验作为华西实验区的一部分，取得的成效，《嘉陵江日报》1948年5月1日至4日连载了署名沙江的一篇报道《传习教育在北碚》，内容翔实生动，可以看出农民通过教育提高自力后的许多好处。

瞿菊农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最早的教育家之一，1945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专家去英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建活动，并作为中国平教运动的资深学者接受了该组织的委托，为其制定了基本教育计划。接着，他出席了该组织的第一次大会。1947年在墨西哥出席该组织会议时，受到热心平教运动的墨西哥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人推崇瞿的才干，欲以10万美元的年薪聘请瞿菊农留在该组织工作，被他谢绝。尽管他当时经济困难，家庭人口多，几个子女上南开中学时还得忍痛卖书来凑足学费，他也不改当初下乡的初衷，把华西实验的重任承担下去。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赫胥黎再次写信给特别顾问晏阳初，提出聘瞿的要求，晏不得不同意让瞿菊农赴巴黎协助该组织推行基本教育，为期半年。同年12月，瞿菊农到黎巴嫩参加该组织第三次大会，有人劝他趁机留居国外，他怀着爱国赤忱如期回国。1949年秋他到印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印度政府联合举办的乡村成人教育会议，他以基本教育专家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受到国际同行的敬重。这时国内形势已发生变化，

他回国时到香港已买不到飞机票，他不顾危险强登了一架无国籍飞机飞回重庆。仍到北碚乡村建设学院讲授教育哲学;并继续代理晏阳初的平教会干事长职务。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直到1950年平教会结束。

解放后瞿菊农先后任国家铁道部专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76年病逝。著作有《现代哲学》、《教育哲学》、《西洋哲学之发展》、《进化教育》、《乡村教育文录》等及译著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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