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篇幅在万言左右的小说会被划归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在现代甚为流行。所有小说基础，其发展初期并无长短之分，随时代而区分。今短篇小说多要求文笔洗练，且受西洋三一律一时一地一物观念影响，使其更生动详实但也限制其发展。
基本定义
短篇小说，小说的一种。其特点是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人物集中、结构精巧。它往往选取和描绘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生活的某一侧面，使读者“借一斑略知全豹”。正如茅盾所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
社会现象的。”这“也就决定了它的篇幅不可能长，它的故事
不可能发生于长年累月(有些短篇小说的故事只发生于几天或几小时之内)，它的人物不可能太多，而人物也不可能一定要有性格的发展”.
主要区别
字数的多少，是区别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人们通常把五千到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称为短篇小说，三万字到十万字的小说称为中篇小说，十万字以上的称为长篇小说。这只是就字数而言的，其实，长、中、短篇小说的区别，主要是由作品反映生活的范围、作品的容量来决定的。长篇小说容量最大，最广阔，篇幅也比较长，具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它一般是通过比较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来表现
社会生活的，如《
红楼梦》。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范围虽不像长篇那样广阔，但也能反映出一定广度的生活面，它的人物的多寡、情节的繁简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如《人到中年》。短篇小说的特点是紧凑、短小精悍，它往往
只写了一个或很少几个人物，描写了生活的一个片断或插曲。短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虽不及长篇、中篇广阔，但也同样是完整的，有些还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
代表人物
三大小说家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欧·亨利（欧·亨利（O. Henry）是其笔名，原名为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
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三个人的短篇小说颇负盛名，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三人出生的年月相似，皆是十九世纪末的
资本主义露出许多破绽的时期。三人
写作风格也极为相似，但在相似中亦不乏他们三人特殊的风格，都是以谐谑的话语讽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与腐朽，还有人们那些趋炎附势与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莫泊桑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出生于没落的贵族世家，1880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
羊脂球》，此后陆续写了一大批
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小说，博得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赞誉。他的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
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
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丑恶，对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寄予同情。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
语言个性化，布局谋篇别具匠心。代表作有中篇小说《
羊脂球》《项链》等，长篇小说《一生》《俊友》又译做《漂亮的朋友》等。
契诃夫
十九世纪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戏剧家和短篇小说
艺术大师，他是俄国最后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早期作品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
万卡》《
第六病室》《套中人》等。
欧·亨利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一生经历丰富，从事过药房学徒、牧牛人、
会计员、土地局
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曾被诬告罪入狱三年。后迁居纽约，专事写作，他几乎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供报刊发表。他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对腐朽的
资本主义制度、反人道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给予揭露和讽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白菜与皇帝》，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
警察与赞美诗》等。
中国小说家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
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
摩罗诗力说》《
文化偏至论》《
域外小说集》《
狂人日记》。著作收入《
鲁迅全集》
代表作品
中国小说
《神话》《唐传奇》《明代话本》《
三言二拍》，
文言小说《
聊斋志异》。
发展历史
古代短篇小说分文人小说和
市人小说两大类，体现在
艺术语言上则为
文言小说和
白话小说。两类小说除了在小说文体和美学规律必然互相沟通的
趋同性之外，从内容到形式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文言小说的
创作主体一般都是高层文人，以
唐人传奇的作者言，几乎全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科举成名，有的还当显宦，如
元稹、
牛僧孺位至宰执；
白居易白行简兄弟、
沈亚之、
蒋防、
李复言等人都有一代才名；宋明以来的
刘斧、
洪迈、
瞿佑等作家亦然。而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作者，不是出身下层，也便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
书会先生这类中下层知识分子；
冯梦龙、
李渔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多。创作主体的性状必然要影响从意象到形象的风格区别。
其次，
创作动机和目的不同。文人小说的作者不论由于现实人生的感兴，或意在评价人生，或意在发抒情怀，创作都不是为了卖文维生，只是自我娱悦或娱悦周围同好。白话小说的作者（演述者）却是将作品作为在游艺场中谋生的手段，或为了刻印出售。前者可以单凭一己的感兴，有独立挥洒的
自主性；以小说为谋生手段的就必须考虑“买方”，关注于群众是否接受，还要顾及
社会舆论的评价，以至受限于公众传媒式的言论自由度。后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没有报刊之类的传播工具，说话艺人演讲故事，大抵采集周遭近事、民间传闻，带有
现代报刊社会新闻报道的作用。只要看现存
北宋传来的话本大都叙述东京（今开封）一带故事；
南宋大都叙述行都
临安（今杭州）一带的故事；除了都城是艺人集中之区的原故外，也有取近时近地的见闻为材料的性质，因而有舆论责任的负荷，和文人的关门著述不同。
复次，主体的
社会地位、创作目的和欣赏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
艺术趣味的不同。文人小说持上层文人圈的价值观、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说作者的意绪、情绪和口味既不同于上层文人，又必须代表市民群众的意识、愿望和趣味，作市民的代言人，才能为市民写心而博得听众（读者）的赏爱；这之间显然要承受市民的进步的或庸俗落后的意识和趣味的影响，使两者的倾向和美学品位异趣。
又，上下层人士的生活接触面不同，所择取表现的题材和角度自然也有差异。再次，主体的素养、创作目的等的歧异，导致两者的表现方法直至驱使语言（不仅指文言和白话）的不同，文人通晓文体章法，有所秉承；丰厚的学养使之熟谙文史典故，运用自如；诗词韵语更得心应手，无所窒碍；市人小说则多用俗谚俚语，以浅俗
之言适应听众；叙述的情节必须更为繁富，
细节描写力求生动以吸引听众。比如，临场演述时为了等齐后到的听众，正文之前必须先加一个
小故事作“入话”，以至市人小说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后来成了案头文学时也承袭不变。
唐代传奇作家人人能诗，不以为奇，除了情节必要，极少夹入无谓的诗赋韵语（元明以后的文言小说大量使用诗词韵语，是文言小说的劣化）；而市民小说作家则因没有作诗歌的素养，为了炫示风雅，反而要借用前人的诗词或自诌几句以
文饰，往往不是情节发展所必需，反而成为破坏情节连贯流走的障碍。至于文言小说简洁典雅、市人小说通俗亲切，就更无庸解释了。
文人小说自七世纪的
初唐出现；至中唐而极盛，作品都密接现实，宣泄时代心声；九世纪后叶起逐渐衰疲，迄宋明而不能复振，虽然余脉不绝如缕，但和全盛时期唐人传奇相比，大抵仅存形骸，神气萧索。直到清初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才结合市人小说情趣，为文人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市人小说从宋元起取代文人小说而繁荣，实因为小说是群众的艺术，而群众对深奥的文言小说毕竟有
语言障碍，对文人的
思想感情也较隔膜，文人小说即使不自行衰颓，也难与广大市民更贴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说争席。但市人小说经过了晚明的全盛期也渐次衰落了，这因为，大量头脑冬烘的文人（这在
中国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插手，将小说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这些充塞迂腐的教条的作品当然缺乏艺术，甚至没有可读性。更因为，中国陈腐的
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已经到了末世，已经缺乏新的美学生机，缺乏艺术创新的原动力。白话小说的长篇作品到《
儒林外史》和《
红楼梦》问世后，立即进入了退潮期；短篇则比长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际的李渔成了最后一位佼佼者。此后虽仍有文言和白话的短篇小说行世，但在
文学价值上已可存而不论了。
当代短篇小说
当代短篇小说以
刘心武《
班主任》开反思先河为发端，成为
当代文学极其重要的一种创作体裁，而
阿城的《棋王》、
李国文的《月食》则使短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大幅提升，一时间短篇小说的影响里甚至超过长篇，
王蒙、铁凝、
张贤亮、
张承志、
池莉、
方方、等一批小说名家涉足短篇创作，诞生了大量精品，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繁花似锦，其中以
王阿成、
陈村为代表的
新写实主义、新
结构主义等作家，成为短篇创作主流，世纪之交短篇小说作为主流文学渗入网络时代的轻骑兵，最先得到网络读者群的接受，在传统期刊发表的优秀短篇如贾平凹《废都》（短篇，与其长篇小说《废都》同名）、徐坤《狗日的足球》、唐伟《我脑有病》、王安忆《月色撩人》等被网络版《建国后小说999篇》以及《
当代优秀小说选》等网友自编集收录、传播，并获得超过传统期刊效应的广泛影响，这使得以前对网络不屑一顾的
纯文学队伍认识到网络的巨大传播和影响能力，众多传统媒介作家开始进入了期刊、网络的双轨创作并因此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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