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鸥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委员

石鸥，男，汉族，湖南人，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课程教学论博士点负责人、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教科书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文物研究会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

个人介绍

石鸥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从事教科书、课程与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多年来针对教科书方面的研究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院长，课程教学论博士点负责人，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文物研究会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中小学教科书、课程与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基本理论等方面的研究。石鸥教授在国内较早的开始了教学病理研究，提出了教育实验效果衰减现象、教学内容异变与失真现象、课程改革目标偏离现象等概念和思想，这些研究和提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与接受，并且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所运用。其中他的非主流教学论的系列研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有关教学病理的研究是全国最早、最系统的，是开创性的研究。近年来他和他率领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在教科书领域的系列研究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主要成就

主持教育部精品课程一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次，省级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次。近年来，石鸥教授领衔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相继斩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二等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科奖优秀奖、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多项大奖，产生了较大的社会与学术反响。石鸥教授2019年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

出版图书

出版著作

出版学术著作、教材40余本，在境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主持各级课题近40项。代表性著作有《教科书概论》《弦诵之声——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使命》《民国中小学教科书研究》《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下）》《百年中国教科书忆》《百年中国教科书论》《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六卷）》《教科书的记忆：1978-2018》《教学别论》《教学病理学》等。

人物观点

石鸥先生认为，教材要考虑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学生发展，一切为学生，而不是为成人；二是学科发展，要反映学科里最重要的精华；三是国家意志，要反映国家主流思想、党的教育方针。教科书编写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在一系列需要处理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教科书内容的真（科学性）和善（道德性、政治性）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选择是一种价值引领行为，既求真，也求善，其中，被选择的事实、事实背后的价值以及选择行为本身，都是善应该囊括的领域。

石鸥先生认为，“有效教学和教学有效的内容同等重要，后者甚至更重要”。

石鸥先生认为，基础教育有值得关注的几种现象：只强调有效教学，不太关注有效教学教什么、只强调减轻负担，不太关注负担什么、只强调读书，不太关注读什么书。他还认为，不能仅学课本上的东西，还要鼓励老师学生大量开展课外阅读活动，扩大学习范围。好的课本会潜移默化对一个人整体的智慧框架产生影响，形塑其一生，一种智慧范式不仅是数理化、政史地的标准答案，更应该是一种能不断扩大、产生怀疑或者好奇的知识性体验，一种可以拓展的思维原型。

石鸥先生认为，大学老师一定要搞科研，但并不是说正式发表到刊物上才叫科研，科研的含义就是真正对问题有研究。只有研究了，才能做到有见解、有看法，才能做到不看讲义，而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就只能照本宣科。在学术殿堂里，老师必须要有学术见解，对前沿领域问题，要有自己的看法。总是把科研和教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科研与教学不是背离的，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大学的教学必须阐明问题，使学生树立“问题意识”，要做有深度的教学与科研。

石鸥先生认为，教科书不是学术著作，一般而言没有考证经典的义务。必须坚决杜绝教科书编写者造假，但它也不承担对所有作品的真伪进行鉴别的任务。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较多地集中在所选课文或内容是真还是假这类非常表层化的问题上，细枝末节，无法改变教科书的本质特性。另外，有些东西，即使是真实的，也不一定适合展示给孩子。教材要从正面的、积极的、向上向善的方向来引领学生，只要是往这条路上走就可以。社会重视教材，关心教科书的微小变化，这是好事，但还是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对待教科书。

石鸥先生认为，教材这种独特的文本，是读者最多、影响读者最深的文本，但是，研究队伍相对来说是最弱的。由于没有强大的研究队伍，一些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研究如何备课，如何上好课，如何教好教材，但对于教材本身应该具备的一些东西缺少研究。这些研究某种意义上被备课研究所取代，研究如何教好这一门课，研究文章的时代背景、中心思想，研究操作意义上的内容，而不是从更高位上、从反思、批判、建设上进行研究。需要有这样的研究。

人物素描

1978年，仍在工厂做工的石鸥突然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来不及系统地复习，就匆匆走进了考场。在离开学校的日子里，他做过知青、当过工人，而书籍一刻也不曾离开他的床头。他成功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成为了“文革”后湖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第一届本科生。

在湖南师大，除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石鸥先生还应不同类型学生的要求不断开设讲座，有时是义务开设。因为教学效果好，学生评价很高，甚至出现学生们把教室挤满，连讲台上都坐了学生的状况，还有来自外专业的学生。来自实践第一线的教育硕士们普遍反映石鸥教授的课是他们特别需要也特别有用特别解渴的课程之一，还有学员甚至把石鸥教授的课的所有内容都录音下来。因为他有行政管理的工作，为了既不影响管理，也不影响教学，他经常利用周末和晚上等休息时间给学生开课。

职务任免

2020年12月10日，被教育部提议担任教学研究指导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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