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歌

苏轼七言古诗

《石鼓歌》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是《凤翔八观》的第一首。此诗分五段。第一段四句，点出见到石鼓文的时间和地点。第二段十八句，写所见石鼓文的情状，作者历叙辫认过程，先叙难认、难读，次叙经仔细推寻，再叙其徐部分残缺难于辨认。第三段十六句，追叙石鼓原委，认为是周宣王时器物，又叙石鼓文乃歌颂其功德而作。第四段十八句首揭秦暴政，次刺秦始皇刻石纪己功，以此为衬，说明石鼓“勋大不伐”，义不受秦污，从而赞颂其高洁，而这正是此段主旨。末四句为末段，写由于石鼓独存而引发的思考，探讨“物理”，其中最突出的是朝代兴亡的道理。此诗结构严谨，气逸笔健，波澜迭起，篇末余味不尽。运用多种比喻，状难状之物，栩栩如生。全篇几全对仗，于整饰之中求变化，开合雄阔处，浑然不觉其迹。

作品原文

石鼓歌1

冬十二月岁辛丑2，我初从政见鲁叟3。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4。

细观初以指画肚5，欲读嗟如钳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6，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7。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惟鲔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8。

模糊半已隐瘢胝9，诘曲犹能辨跟肘10。

娟娟缺月隐云雾11，濯濯嘉禾秀稂莠12。

漂流百战偶然存13，独立千载谁与友？

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鹁14。

忆昔周宣歌《鸿雁》15，当时籀史变蝌蚪16。

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耈17。

东征徐虏阚虓虎18，北伐犬戎随指嗾19。

象胥杂沓贡狼鹿20，方召联翩赐圭卣21。

遂因鼓鼙思将帅22，岂为考击烦蒙瞍23。

何人作颂比《崧高》24，万古斯文齐岣嵝25。

勋劳至大不矜伐26，文武未远犹忠厚27。

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文字谁记某。

自从周衰更七国28，竟使秦人有九有29。

扫埽诗书诵法律30，投弃俎豆陈鞭杻31。

当年何人佐祖龙32？上蔡公子牵黄狗33。

登山刻石颂功烈34，后者无继前无偶。

皆云皇帝巡四国35，烹灭强暴救黔首36。

六经既已委灰尘37，此鼓亦当随击掊38。

传闻九鼎沦泗上39，欲使万夫沉水取。

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40。

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工令鬼守41。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

细思物理坐叹息42，人生安得如汝寿。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白话译文

嘉祐六年寒冬的十二月，我刚上任便去孔庙拜鲁叟。旧时听说的石鼓今天见到了，鼓文雄奇有力如蛟似蛇走。细看石鼓文字模糊好象指画肚，想读出声来又是那么难上口。好古的韩退之慨叹自己生得迟，何况我又在韩公百年后。强去寻找石鼓文的偏旁推敲点画，只认得一二还剩下八九。终于认出了“我车既攻马亦同”，又辨认出“其鱼维鱿贯之柳”。好象在纵横成堆的古玩器中识得古鼎，又象那错落的众星辰中辨出了北斗。多半模糊得象疮痕和手掌老茧，形体不全尚能辨认出足跟与臂肘。那么象娟娟的月牙隐入云雾，又真象好苗秃秃埋进深草里。石鼓四处漂流历经百战还偶然幸存，不知它独立千载与谁作朋友。上可与轩辕、颉帝古文奇字抗礼，下可把李冰阳和李斯的小篆哺育。追忆昔日的鸿雁是歌周宣王名篇，当年太史籀用大篆来改变古文蝌蚪。人心厌恶厉王、夷王之乱思圣贤，周室中兴天生了辅佐周王众耆耆。他们东征徐虏象勇猛的强虎咆哮，北伐降伏犬戎多象轻易地驱使走狗。周穆王征战犬戎得四狼四鹿而归，连连赐方叔、召虎以玉器斗酒。每因军中击响犬小鼓而思将帅功绩，岂能敲击军鼓而烦劳瞎眼的礞瞍。何人曾作《崧高》歌颂周王功业，写此文的作者名声应如衡山岣嵝。勋功极大而又不矜夸居功占为已有，手下的文臣武将又那么的老实忠厚。周王留下的石鼓文寻不到年岁甲乙，那里还有名字记载着谁或某。自从周王衰退更叠七国相继灭亡，竟然使一统的泰国积有九有之师。秦朝扫除诗书崇尚暴虐的法律。放弃了祭祀祖先的器具用上鞭枉。当年是何人辅佐暴君秦始皇帝？上蔡公子李斯牵着害民的黄狗。登山刻石想记下自己功勋著烈，真个是后无继人前也不能成偶。都说秦皇巡视被他占领的四个国家，烹灭了强暴说是他解救了黔首。连《六经》也化作了灰尘，真担心石鼓文也在当年遭到击剖。传说九鼎之一沉沦在泗水河里，想让万民沉入水底去摸取。暴君即使用尽了众多的人力，神物也不会染上秦国的污垢。当时真不知石鼓到何处去避厄运，无奈何天工令神鬼把石鼓把守。人世兴亡多变而石鼓依然自闲，那些大富大贵们不朽也只有一朝。细细思量万物事理而坐着叹息，人生怎么才能与石鼓那样长寿？

创作背景

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初登仕途，签判凤翔（今属陕西）。作者初到风翔府，拜谒孔庙，观看石鼓及其他七处遗物景观。嘉祐八年作《凤翔八观》八首，诗序中有“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的说法。《石鼓歌》是这一组诗的第一首。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在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在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在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在。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在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在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在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在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在，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在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名家评价

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雄文健笔，句奇语重，气魄与韩退之作相埒。而研练过之，细玩通篇，以‘冬十二月’四句起，以‘兴亡百变’四句结，起仿《北征》诗体，结亦悠然不尽若韩诗。起四句未免平率，结云‘呜呼！吾意其蹉跎。’又何衰飒也。中间分三大段。第一段自‘细观初以指画肚’至‘下揖冰斯同’，铺叙石鼓之文词、字迹、实景、实事，所与韩公不同者在此，故详述于前，且正是初见时情状。‘古器纵横’六句，详写石鼓之奇古，固非‘文字郁律蛟蛇走’一句所能尽。‘缺月’、‘嘉禾’，视韩诗‘鸾翔凤翥’、‘珊瑚碧树’之词又出一奇也。‘漂流百战’四句作转轴，起下二段意。‘忆昔周宣歌《鸿雁》’至‘岂有名字记谁某’，推原溯委，铺述典重。‘自从周衰更战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凭吊古今，却以六经九鼎作陪。澜翻无竭，笔力驰骤中，章法乃极严谨，真足嗣响少陵。”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韦苏州《石鼓歌》云‘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录》云：‘至於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此盖原苏州之歌而云尔。苏长公《石鼓诗》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亦原于苏州也。

赵克宜：“先生诗后段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则石鼓文字盖蝌蚪之变。韩愈有《科斗书后记》一篇云：‘李阳冰之子服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且曰：‘古书得其据，依略可读，如是则退之宜识科斗书者。’《石鼓歌》乃云：‘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而先生今诗乃能通其六句，则先生为精于字学矣。欧阳《集古》跋尾盖谓：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韩退之以为宣王之鼓，不知何所据而然，卒以退之好古不妄者为可信，然未尝载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诗，乃云：‘形虽不具意可知，有云杨柳贯鲂。’先生诗注云：‘维维鲤，而子由云，鲂！岂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

朱彝尊：“杨用修谓：‘从李宾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见东坡之本人多惑焉。’考宾之《石鼓歌》中云：‘家藏旧本出梨枣，楮墨轻虚不盈握。拾残补缺能几何，以一涓埃裨海岳。’夫以欧阳、薛、胡诸家所见止四百余字，若宾之本有七百余字，拾残补缺亦已多矣，宾之不应为是言也。子瞻之诗曰：‘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傍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藓，文字皴剥因风雨。字形漫汗随石缺，苍蛇生角龙折股。’夫用修子本既得自宾之，传自子瞻，是子瞻克见其全，子由亦得纵观，子瞻子由又不应为是言也。”

袁宏道：“道古不减昌黎。”

纪昀：“精悍之气，殆驾昌黎而上之，摹写入微。”

赵翼：“形容处沉着有力。”

翁方纲：“以东坡才力之富健，于《石鼓》中间用力摹写，亦何难直造昌黎堂室。”

方东树《昭昧詹言》：“韩、苏《石鼓》，自然奇伟。东坡《石鼓》，飞动奇纵，有不可一世之慨。”

高步瀛：“此苏诗之极整束者，句句排偶，而俊逸之气自不可掩。”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祐年间（1056-1063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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