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学

元、明、清时期官府设立的学校

元、明、清时期官府设立的学校，现多指社会学习。早期，创立于元二十三年。元制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并以教劝农桑为主要任务。明承元制，各府、州、县皆立社学，以教化为主要任务，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教育内容更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以及经史历算之类。清初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充补。凡近乡子弟，年12以上，20以下，有志学文者，皆可入学肄（yi）业，入学者得免差役。社学是当时农村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明清两代，社学成为乡村公众办学的形式，带有义学性质，多设于当地文庙。社学一直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地方文教机构，但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亦曾利用它作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组织。

古代社学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颁令：凡各县所属村庄以五十家为一社，设社长一人，“教劝农桑为务”，并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江西于此时开始创办社学。

元朝灭亡，社学也一时停办。明洪武八年(1375)朝廷下令各地立社学，延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正统元年(1476年)朝廷令提学官及府县官对社学进行扶持和监督，社学中品学兼优者，可免试补为秀才。弘治十七年(1504)再次明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并规定民间幼童年龄在15岁以下者，应送社学读书。

江西的社学在明代有较大发展，并在全国具有独特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李梦阳、王阳明两人。

明正德(1506-1521)年间，李梦阳为江西提学副使，改革过去社学的弊端，大力发展社学。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县办起16所社学，典型示范，先远后近，逐步推广到全省。他要求管理学校的官吏，按照规定精选社学教师，免除他们的徭役，尊重和敬礼他们，不准他们擅自向学生征收课金、鸡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学是种苦役而设法逃避。对社学教师好的提升，不好的开除，有奖有罚，有利于办好社学。为了使人们重视社学，还规定今后不是社学出来的学生，不能进县州府学。在李梦阳的推动督导下，江西社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动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颁令，要求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并颁行《社学教条》，使江西社学又得到一次大的发展。

《社学教条》

系正德十三年王阳明督令地方官民兴办社学、选送刘伯颂等为社学教师时所颁发的社学教育规条，不仅要求各学校遵照执行，而且要求各道台、知府等时常视察考核各县社学，分别予以奖惩，务使教条都能切实施行。

《社学教条》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主要从教育理论的角度强调了儿童教育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其二为《教约》，是对社学具体教学方式的一些规定。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

1、将封建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以培养少年儿童懂得并遵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社学教育目标。

2、批判了当时传统的课程、教育原则和方法。指出当时的施教者对学生只知严加管束而不是晓之以理，只要求学生死读书而不培养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是违背教育规律的；特别是体罚学生，“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使得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

3、提出了新的教育原则。指出对儿童的教育要符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使儿童在学习中获得成功和鼓励，在愉快而不是压抑的环境和心情下学习，少年儿童才能获得学习动力并不断进步。

4、提出社学日课表。社学“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

5、主张授书课的教学上贵精不贵多。“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学生精神有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社学教条》是发现的明代最早的比较系统的社学教育规条，当时就对全国的社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主张就是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清初沿袭元、明两朝旧制，又令各省道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一所，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为社师。至雍正十年(1732)，江西全省共有社学278所。至清末，社学逐渐消亡，代之以新式学堂。

遗址

说起100多年前的三元里农民抗英故事，有专家学者认为，当时103乡农民之所以能行动如此整齐迅捷并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就在于在广州周边农村中有不少名为“社学”的民间武装组织。日前白云区在辖区内发现了4座保存相对完整的社学遗址，揭开了这个一直十分神秘的民间组织的面纱。　今天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164周年，白云区委邀请多位当年抗英义士的后代重聚三元古庙举行盛大纪念仪式缅怀先辈。本报老记者黄东生创作的以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为背景的历史长篇小说《世纪悲歌》也应邀在三元古庙举行首发仪式。

村民抗英

据白云区文化局助理调研员梁桂明介绍，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广东前后三次使用武力，第一次是1841年1月攻占大角和沙角炮台，迫使清政府承认其据有香港；第二次是同年2月25日至3月10日的进攻内河；第三次是5月21日至6月1日的广州外围战斗。三元里村民抗英就发生在广州外围战斗的5月29日，当时英军已经占踞了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广州城已是失守，清政府广东当局与英军求和，所以英军得意忘形到处抢劫骚扰。5月29日清晨10余个英兵，窜到三元里村东华里一带，刚好韦绍光的妻子李喜正在村边祭社（清代的一种拜神仪式），几个英兵上前欲行非礼，正在田间劳作的韦绍光闻呼救声后赶到，与几个村民奋起抗击，当场打死几名英兵，其余的则狼狈逃回敌营。韦绍光当即与村民商议，估计英军一定会来报复，决定向其他村求援，以三元古庙的七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

联手

梁桂明分析道，韦绍光只是个普通农户，“估计在村子里也有点小势力，周边有帮青年人支持，但光凭他一个人肯定成不了大事”，但幸运的是他遇上一个好军师，这个人就是隔壁村的举人何玉成，“当时的举人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号召力”。何玉成在5月24日英国侵略军登陆广州时就曾想过通过会盟形式联合周边社学一道抗英保家乡。三元里与萧岗当时虽然分属番禺和南海两县，但仅隔几公里远。5月29日，三元村的求援信很快就传到萧岗村，这令何玉成喜出望外，史载他“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络诸村，各备丁壮出护”，他的举人声望最终促成周边103乡社学的迅速声援，第二天村民们将大批进犯的英军诱至易守难攻的牛栏岗，也是天助村民，突然下起了暴雨，英军的火药枪全被淋湿无法射击，“否则双方武器悬殊太大，拿锄头大刀的村民能否取胜真的很难说”，103乡的村民凭借地利分割围歼进扑的英军，当场伤毙英军近50名，余下的英军狼狈逃窜。

抗英主体

牛栏岗大捷后，英军一直觉得很纳闷，“明明是一群卷起裤脚的中国农民，为何会有这么好军事素养，有战斗策略懂得引敌深入再分割包围，指挥还能如此整齐划一？”事实上，英军遭遇就是珠三角特有的一个农村准军事组织———社学，103乡村民都是以一个个社学为组织加入抗英斗争。所谓社学始于明初，清朝沿用，原本是农村士绅“兴贤育才”、“学人课艺”的教育组织，清中叶后，由于社会不安宁，社学逐渐演变为兼有“御盗贼”作用的机构，一般是在官方监督下由地方士绅领导兴办，采取富者助饷，贫者出力的形式。梁桂明说，广州北郊历史上有记录的社学就有近20座，日前白云区文化部门通过普查发现保存完好至今有4座，分别是位石井的升平社学，位于永平街的东平公社，位于太和的联升社学和位于钟落潭的西湖社学，规模最大的是升平社学，该社为当时北郊各社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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