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玛·冯·德·戈尔茨

普鲁士军官、军事历史学家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德语：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 ，1843年—1916年），普鲁士军官、军事历史学家、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是总参谋部的异类，人民战争理论的开创者，土耳其陆军的重建者。

罕见的军事天才

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戈尔茨出身于东普鲁士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他两岁的时候，他父亲被迫卖掉了祖传的地产，在他六岁的时候，他那个在普鲁士军队服役19年还是个中级军官的父亲因霍乱死在但泽。1861年以少尉军衔加入驻格尼斯堡普鲁士陆军步兵第41团，后进柏林军事学院进修，以学员身份参加了普奥战争并负伤，战后进入总参谋部工作，普法战争其间在血王子卡尔·腓特烈的第二军团服役，参加了边境交战和梅斯包围战和最后的扫荡巴黎外围战。1878-1883年在波茨坦的柏林军事学院任军事史教官并晋升为上尉。在研究普法战争史的时候，他发现，这次战争并不是当局让全世界军事史学家相信的那样是一次短期的速决战，实际上巴黎包围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加上甘必大组织国民自卫军在外地的抵抗，新的法兰西共和国已经能够动员国家意志进行人民战争，德军在此期间的损失不低于对法国正规军作战。妄想以后对法作战还是一次简单的速决战是不现实的。由于他揭露出可怕的真相，违背德国军方的主流看法，因此被赶出了军校，下放到部队。德军中识货的人还是有的，老毛奇把他找了回来，称他为20年后必定是德国总参谋长的人物。他又回到了军事学院，当了5年讲师，进一步深入阐述他的论点。期间出版了两部经典军事名作，从《罗斯巴赫到耶拿》和《武装的人民》（另译为全民皆兵），尤其是后者，开创了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概念。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声誉。他没有预料到，正是他的这些观点使他成为德国20世纪军国主义思想之父之一，因为遵循这一思想走下去，一切国家的和人类的关系都将最终归结到战争之上。戈尔茨对可能出现的新的“耶拿会战”怀有一种恐惧，这种忧虑在当时法国的军事文献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戈尔茨坚持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进行战争，当然战争一旦爆发就可使用任何手段。

过人的远见

重建土耳其陆军

当德国总参谋部成为世界的样板后，许多国家以德国总参谋部为目标改组了他们的战争机构。1883年，同时有两个东方国家的军队来向德国陆军要人培训他们的军队，土耳其和日本。戈尔茨当时是大尉军衔，比梅克尔少校还低一级，但却派往了对德国更重要的土耳其。他也是唯一负有政治使命的顾问。12年间，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土耳其宫廷弥漫的不可救药的贪污受贿风气，手握德国武器进出口采购权的他杜绝了一切腐化拉拢行为，尤其重要的是，他说服苏丹，将有前途的土耳其青年军官送往德国去培训，这样，他就造就了新一代土耳其军队的骨干核心力量。他的成功是如此明显，土耳其政府不断授予他荣誉称号，从首席帕夏到授土耳其元帅军衔。1897年的希土战争成了他改革成果的试金石，新的奥斯曼帝国陆军把希腊军队打的落花流水，只是靠英国和俄国的干预希腊才免除了亡国的恶运。

全新的战略规划

1896年，戈尔茨返回德国并晋升为中将并指挥陆军第5师，1898年升任主管筑垒的工程兵总监，1902年指挥第一军，他本是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之后德军中声望和能力最强的人，但他和施里芬战略观点迥异，他是陆海二维战的辩护士，主张在西方采取守势，而向东方发展直抵遥远的亚洲；认为英国是德国未来众多潜在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应予以打击。当进入暮年的冯·德·戈尔茨从新闻界获悉，施利芬因其制定的计划而获得“统帅”美名时写道：“我们已堕落得太深了。”德皇威廉二世以他性格太强，无法控制为由选了续位居第四，性格软弱的小毛奇继任总参谋长，主持实施施里芬计划。1908年大演习后升任上将，1911年与施里芬伯爵一同被被擢升为德国陆军元帅，同年退休并创建了右翼的青年德国联合会。

东方战线总指挥

一战爆发后在1914年8月调任德军驻比利时军事总督，对当地出现的游击队进行残酷镇压，声称“我们是以我们刀剑的锐利而不是我们思想的锋利来赢得世界的尊重”。他的做法为二战德军总体战开了先河，而受到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的追捧。秋天土耳其加入中欧列强的行列。12月，经土耳其政府请求，出任德军驻土耳其的高级军事顾问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五世侍从武官，他拒绝了更高的土耳其总元帅的任命，但兼任了守卫首都的土军第一集团军司令，戈尔茨曾打算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军事合作，共同对付塞尔维亚和南俄；德土军队对大英帝国的大动脉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同时，为摧毁英国的前哨阵地印度和将英国牵制在佛兰德以外的其他战场上，还准备在波斯采取一次行动。 1915年3月，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接替他为第一集团军司令。6月，调任驻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土军第6集团军司令。保卫巴格达铁路的终点。同年他以辞职相威胁拒绝了恩维尔帕夏下令屠杀亚美尼亚平民的命令，武装和非武装的敌人他还是区别对待的。 1915年11月22日兼任任土军伊拉克第5集团军司令。他联络波斯人牵制俄国，亲率所部打击了沿着底格里斯河进犯巴格达的英印远征军，经过三次战役，以其统帅的天才取得了最后一次胜利，将汤森部残兵2.3万人包围在泰西封，并击退了英军的一切解围行动，就像凯撒大帝在军团的阿莱西亚之战一样，1916年4月在英印军投降前10天因伤寒去世。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胜利。遗命葬在伊斯坦布尔德国驻土耳其领事馆内，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他的去世使德国和土耳其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把双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的东方思维，远见，毅力和信念都是他的继任者不具备的。在帝国议会举行的追悼会上，人们感叹他的去世预示着是德国总参谋部的古典时期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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