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

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人

程万军，资深传媒人、知名作家、历史学者。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库伦旗， 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2000年步入北京传媒业。历任多家报刊主编、评论员，现为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人。

人物简介

著有《破解中国历史十大死结》、《逆淘汰》、《看透日本》等。均为卓越当当上榜图书。其中《逆淘汰》荣登卓越畅销榜政治类第一名、当当新书热卖榜历史类第二名，《北京晨报》连续整版专访、《作家文摘》系列连载，中央电台、各大门户网站广为品读。主张“用通俗语言表达不俗思想, 为无解之题探索有解答案”，作品力现“理想与忧患并存，激情与锋芒永在”之独特文风。

主要作品

文学作品系列：

2008年出版《血性:时代缺失的隐痛》

2009年出版《破解中国历史十大死结》

2010年出版《逆淘汰》

2013年出版《看透日本》

2014年出版《谁主东洋》

2015年出版《华夏魂》

电视演讲系列：

2011年《中国式命运怪圈》12集

2012年《逆淘汰——中国人才流失之谜》12集

2013年网上大讲堂——《程万军谈中日关系及日本政史》

2014年中央电视台12套《大明开国第一大案》6集

2015年中央电视台12套《东林沉浮》10集

2016年中央电视台12套《大明才子解缙》11集

出版图书

名作博文

博主本色

理想与忧患并存，激情与锋芒永在！

不做“纯文人”，赞赏“文以载道，道以实行”！

拒绝幼稚，坚持率真。先天下忧，先天下乐！

独立经济地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死结

世人皆知，“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殊不知离开了独立经济来源(稿酬)的鲁迅，骨头还能硬多久？当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要不要与市场结合否则“饿死活该”的问题，而是目前的“市场”给了知识分子多大的寻求“经济独立”的空间？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所以知识分子要想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即便接近，也难免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真正”二字便无从说起。

在以往大一统的大体制框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经济地位”缺少最根本的支柱。即便是在今日中国有史以来经济最活跃的时代，经商“下海”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有一些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他们的发展受到国内金融等“瓶颈”的必然限制，所以想成为世界重量级的经济人物恐怕不是量的差距。“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给大多“下海”知识分子带来的总体生存状态不是“独立”而是“飘摇”，所以，在现有状态下，“经济独立”于大多知识分子而言，仍是奢望。

在飘摇的生存状态下，那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是安于且力争留在“体制内生存”，批判社会的“良知力量”，却留恋或不得于不寄于“公家”篱下，想来真是一件“精神分裂”的怪状。篱下知识分子，图求人格的完全不依附，确是一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难事。

胡胜华先生在谈胡适的身份意识一文里，有一句话问得极是：试问有多少知识分子可以不倚仗政府、不倚仗公家、不倚仗体制而能够我行我素，批判社会？试问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挤进政府、挤进公家、挤进体制而不遗余力，争得你刀我枪……？

如果把“公家”视为圈里，“市场”视为圈外，那么通过现实中的比较，不难看出知识分子的总体经济状况之端倪，虽然无论圈里圈外，中国知识几无真正的“经济独立”，但仅从收入与福利两项指数对比，圈内知识分子仍具有圈外无法企及的稳定与优裕。如果把他们可有一比，圈外知识分子似享有家猫的地位，他们不必为酒饭发愁，因为早已有“主人”拌好上等的猫粮，他们往往在酒足饭饱之后，充满同情地看着那些“找市场”的同类。而圈外知识分子呢，由于先天本不是“野猫”的成份，而后天又缺少森林的庇护，所以其状态只堪比“流浪猫”——先天不“野”，是从家猫堆里跳出或被赶出来的；后天找不到森林，因为一方水土缺乏成林的气候条件；故而，他们只能充当“流浪猫”，在“流浪”中以饥一顿饱一顿的代价换取有限独立自由的空间。

当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屡遭质疑时，当他们渴望“豢养”的“科举心态”总是挥之不去时，我们不能不从“经济地位”这个基础上寻找答案。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用俸禄的饵食把知识分子牢牢限制在“圈中”，即使在动乱年代，因为他们找米下锅的依赖性，所以不是为地主所用、就是再次转而依附在造反的农民身上。如此的经济弱势地位，深化的是“求用于老爷”的意识形态；巩固的是先天的软弱与依赖性。

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本质仍扒不掉“儒生”与“士大夫”这两张皮，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中，只有地主阶级才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而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其他阶层只不过是附在地主阶级上的毛，知识分子概莫能外。“求用”与“不为用”成为知识分子(儒生)得志与不得志的一生最大价值体现。当“士为知己者死”的口号叫得山响之际，其精神本质与“有奶就是娘”的孩子已无泾渭的分明。儒生被大地主用则为“士大夫”，不用则为“腐儒”，这就是历代知识分子独木桥上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十年浩劫”期间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为什么丧失了独立人格？正如被当时红卫兵都指责为“软骨头”的郭沫若，为什么他们在新民主主义运动时期能够傲骨临风？除了政治高压指数，若干年后失去独立经济地位正是一个致命因素，当个体的经济不复存在，只有集体(单位)才能领到一口饭吃的“大锅饭”时代降临时，人们所失去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独立的经济生活来源——举国“入瓮”即时上演，嗷嗷待哺的个体何需“请君”？打破头皮，挤进“公家”门坎，是一条光明的“养命”之路，在一个只有“圈养”的时代，恐怕只有退化为“家畜”才能够生存下来。

2000年以来中国知识阶层虽有变迁，但若以“中产”的标准观之，恐怕仍大多没有完成这一质的演变。当今知识分子，信步“中产”占多大比例？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讲或许已跃“中产”，但从独立经济地位而言，或许与古代豪绅豢养的“食客”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否则，就不会动辄以“利益共同体”的代言人身份，以扭曲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权贵的“巧取豪夺”现象“正常不过”。这是知识分子渴望“收买”的精神发扬。

在“公家”篱下发出“呐喊”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是如鲁迅先生所言的“老爷，您的衣服破了”式的依附与幻想。“公家”就像一根放飞风筝的线，知识分子只能成为“公家”收放自如的风筝，何时可如大雁般自成队列，领飞翱翔？！

古代官场竞争

为何庸人往往大获全胜？

任何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认识到：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能做事。

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

为何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因为官出上级的人事体制。

在中国政治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各级官员即便是“考”出来的，那也只不过是当官的“资质”而已，并不表明获得权力，真正的官衔最终要由上级任命。所以，上级能不能发现你、任用你，成为仕途“临门” 关键一脚。

于是，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 “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 “为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

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成功先例，但这绝不占那些“成功官员”的主流。不做事只“会做人”的官员照样升迁，而能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升迁无望。

这是因为，古代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定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者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能够呼风唤雨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仅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由是，你对逆淘汰过程中“说假话的战胜说真话的”就很好理解。下级对上级 “报喜不报忧”，一切皆因用人体制使然。正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事制度的确立，才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避免常理的逆向人才淘汰，对上谄媚，对下轻慢，必然成为古代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如果失去了制度合理这个前提，从人的欲望角度深究“逆淘汰”成因，则“逆淘汰”甚至有“存在合理之处”。

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而人才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就无以生存。

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

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

（全文内容请见程万军博客）

古代奇才为何多是 “山野村夫”？

中国古代尤其在乱世，出现不少奇才，他们大都来自民间。一言以蔽之，曰：人才在野。

孔明得以在腐朽的东汉末年冒出头来，首先要感谢的贵人不应是刘备，而应是董卓。

没有董卓乱京，群雄并起，他孔明还在家乡务农，充其量得个民办教师的“讲台”，才干到哪里发挥？哪个卖官鬻爵的大员会选用一个田间吟诗的农民为官呢？

是“董卓之乱”成就了孔明之类的民间奇才，是这些民间奇才风云际会、群策群力，才推翻了旧世道，建立了新政权。

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并起，到后来三国时等于只剩三路，看看胜出的人才，多是 “山野村夫” 出身。在起初讨董卓的十八路诸侯中，领军人物是官宦子弟袁氏二兄弟：袁绍与袁术。然而，这两位贵族之后最后无一成事。真正成事、成为日后三国之主之一的，反倒是不被他们看好的、起于民间的鞋匠刘玄德。

后来的三国之主，在十八路诸侯中都算不得什么 “巨头”。曹操还算是比较有实力的一路，孙权的父亲孙坚只不过是居中的一路，而刘备刘玄德虽打着“皇叔”的旗号，其社会身份不过是个民间鞋匠，他的左膀右臂，一个卖绿豆的关羽，一个杀猪的张飞，他们当时仅带着一小路人马、只能依附在公孙瓒那路，是一路诸侯中的一支小分队，谁会料想这只“民间小分队”以后会得到三分之一天下呢？

……

（全文内容请见程万军博客）

记者节，你为何被人淡忘？

第十个记者节,许多媒体同行竟忘了今天是我们共同的节日，记起是在相互提醒下。这一天显然缺乏节日的气氛与热度，记者节越来越淡了，甚至被社会乃至记者遗忘……

在曾经一个时期，人们对“无冕之王”的期望值是超乎寻常的。许多正常领域不正常的作为，人们都希望媒体介入“立竿见影”。而今，炙手可热的传媒时代虽然仍在持续，但是人们对媒体的作用已经有了更冷静的认识。

2009，中国媒体改革动作频频，媒体的企业化既是事业单位减轻负荷的不得已，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记者的处境与地位并没有由此上升，而是生存与采访环境越发严峻，你如果不是栽花而是来挑刺，那么被采访者可是连真记者与假记者都敢打……

当记者连饭碗与安全感一并受到威胁时，他们或许被迫转入“经营之门”，退求“宣传之道”。

当一个社会没有“白衣天使”，也没有“人类灵魂工程师”时，“无冕之王”或许与医生、老师共同拥有的是一个统称：生意人。

尽数的“生意人”令这个社会留下的，是无限且唯一的经济想象力。

……

（全文内容请见程万军博客）

媒体采访

北京晨报就《逆淘汰》专访作家、独立评论人程万军

程万军：中国人才是怎么被毁掉的

他在网上看到了《中国顶尖人才流失率居世界首位》一文，文中引用的统计数字表明，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

这一数字对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剩下的那20%左右的人才，真的发挥出自身的价值了吗？

2005年，程万军开始想写一本书，来探讨中国式人才成长的困境与问题。“逆淘汰”，是程万军最终为他的书定下的名字。“在下水道里，只有老鼠和苍蝇才能活得最好，在那里，真正的人才无法生存。”望了一眼窗外，程万军的话意味深长。

2008年，在电视上看到美籍华人钱永健获取诺贝尔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永健表示：“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血统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分。”这段话让程万军感慨万千。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为什么这一现象频频发生？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美国教育更发达，培养的人才更多，可现实却是，人才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大量人才反而流向美国。即使留下来的人才，也往往不能做到人尽其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要么能力下降，要么干脆被“废掉”。

“中国的历史，就是人才流失史。”程万军抛开了手中的《二十四史》，开始大声疾呼：“再不重视人才流失的问题，再不改善人才的生存环境，我们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人才退化令人忧

晨报：您为何特别关注人才的话题？

程万军：我大学毕业后在国有单位工作，当时单位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无处施展，终日只能养尊处优，几年下来，能力不仅没提升，反而下降，这促使我去思考：人才究竟应放在什么环境中才能增长本事？为什么许多人才几年后不仅没进步，反而退化了？

晨报：为什么呢？

程万军：因为我们的用人体制有问题，在传统“大锅饭”体制下，企业与个人利益不统一，领导考虑更多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而非企业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人唯亲成了常态，人才反而是多余的。当一个企业的资源都被领导占据时，那么，在这个企业中的人才就没有了施展的空间，逐渐退化，而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都被少数人占据时，那么，这个社会中人才就经常被废掉。

晨报：从那时起，您就开始研究“逆淘汰”了吗？

程万军：那时只是有一些感受，思考并不深入，几年后，我又回到了这样的氛围中，发现情况和10年至20年前完全一样，没什么改变，有想法的年轻人在这种环境下很痛苦。按说那样一本杂志，对质量要求低，工作量并不大，可那么多人居然完不成。我去以后，一个人承担一半以上的工作，可我只用忙半个月，剩下的半个月基本在休息。

▲个人才华可能被埋没

晨报：从何时起，您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

程万军：2009年，两件事给我的震动特别大，一是钱永健先生获奖，另一个是公务员报考热。媒体报道，竞争最激烈的职位，甚至达到了4000多比1，这种年轻人集体奔仕途的现象，真是好事吗？大家都在往体制里挤，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在现有体制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对于个人生活来说，那里可能是福地，但对他们的才华而言，那里可能是坟地。种种原因，促使我下决心，把这么多年的思考写出来。

▲为什么人才会流失？

晨报：人才流失增加，是否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产品？

程万军：不是这样的，人才流失在中国一直存在，并非今天才出现，比较著名的例子有范文程，正是他献了“反间计”，诱使崇祯杀掉袁崇焕，在消灭明朝的战争中，范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范文程是汉人，你可以说他是汉奸，但你不能说他不是人才。

晨报：为什么范文程要去帮别人呢?

程万军：因为他在官场中得不到重用，即使勉强被人用了，他的才华也会很快别体制废掉。因为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基于血缘建立起来的，通过血缘政治，既得利益者可以把已得的利益固化。皇帝的儿子天然就是皇帝，宰相的后代，必然是身居要职，而老百姓的孩子，机会寥寥。血缘政治的根本是任人唯亲的，远离公平，只要奴才，不要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没什么硬关系的范文程当然要投靠别人了。你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三国、战国等战乱时代，反而人才辈出，而和平年代，才人调零。为什么？因为战乱打破了血缘政治格局，平民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在和平时期，在血缘政治的压迫下，有的能力退化，成了庸才。

晨报：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明朝灭亡，范文程仍无发挥的空间？

程万军：是的，这是传统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可怕的是，这种体制超稳定，非战乱很难打破。

▲可怕的文化败血症

晨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范文程这样的人才，反而会期望战乱的格局？

程万军：是的，当社会固化时，越是下层的人才，会越希望乱，因为只有乱他们才有翻上来的机会，于是，周期性的战乱不可避免。但问题是。虽然战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格局，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血缘政治的格局。

晨报：为什么呢？

程万军：因为血缘政治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传统中国人有家无国，他们愿意为家庭牺牲，却不愿意为国捐躯，这就形成了私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不仅皇帝在搞家天下，每个官员也都是围绕家族来分配资源的，普通人也如此，变来变去，还是血缘政治那一套，较难建立起一套公平的用人机制，这就是“文化败血症”。

▲官出上级还不如考试

晨报：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改变人才被毁的情况呢？

程万军：根本在于改革用人机制。我们现有的人才选拔机制应更多采取考试制，减少推荐制。事实上，考试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平的，比单一的推荐制更好一些，只要官出上级的状态不变，“逆淘汰”就不可避免。

晨报：官出上级的弊端在哪里？

程万军：官出考试，人们只需要考出一名合格的负责人就可以了，搭班子是他的事。而官出上级，就是要平衡各方利益，结果班子中往往聚合了多种政治势力，表面上似乎照顾了内部民主，可事实上，导致了许多单位正职和副职之间在窝里斗，这种情况在古代就很普遍，正职不能免副职，这种用人体制太落后，造成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