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润夫

纺织科学技术专家

童润夫，纺织科学技术专家。1896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1911—1915年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肄业。1916—1918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语。后参与创办的棉纺织染实验馆，是中国最早的纺织科研机构，反映了科学技术面向经济的实践经验，有多方面的开拓意义。他受金融机构委托，以科技专家身份经营管理大型纺织企业，在发展民族纺织工业方面作出了业绩。

生平简介

综述

童润夫，又名有翼，浙江德清县人。11岁时，父亲预留遗言称：“近时崇尚西学，汝辈生此时代，凡东西人之语言文字及格致算术实业法政之学，亦不可不并习之，但常就其质性所近专习一业，以期有裨实用，不可鹜广而荒，了无一得。”为此，童润夫小学毕业后，就读于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1916年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日语，并在日本和歌山纺织厂实习。1918年考入日本国立桐生高等工业专科学校，1921年春毕业，同年回国。次年应聘于上海日商大康纱厂任练习工程师、工程师，历时7年，积累了较丰富的纺织技术经验，编译出版《纺织标准工作法》一书。1929年童润夫应民族资本家之聘，任上海鸿章纱厂厂长。由于汲取日本厂的严格管理经验，锐意改革，第一年即扭亏为盈，取得明显的成绩。

1933年

1933年，中国经济委员会所属棉业统制委员会聘任童润夫为技术专员兼技术主任。1934年初，童润夫代表棉业统制委员会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多次洽商，集双方力量合作组建棉纺织染实验馆，确定了组织机构与经费，选定了馆址与研究目标，并着手建造厂房，购置机器设备，于1935年冬建成，开始科研实验工作。

1935年

1935年，童润夫受中南、金城两家银行之邀去天津，代表两行所设诚孚信托公司行使权力。当时，天津的恒源、北洋两纺织厂负债累累，日商在华纺织厂家依仗其优势，欲以低价购买，已与北洋纺织厂签定草约，即将成交。为扭转这一局面，挽救民族工业不致落入外商之手，童受诚孚公司之托，从北洋老股东手中收买股权，然后召开股东大会，反对所签草约，击败了日商的收买企图。从此，诚孚公司以民族金融集团为后盾，扩大投资，接办了恒源、北洋两家纺织厂，随后又接管了上海新裕第一、第二两家纺织厂，在上海设立诚孚总公司，天津的诚孚公司改为分公司。童润夫以科技专家身份，既无股权，也无投资，却参加诚孚公司董事会，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主持企业工作，取得经营管理大企业的实权，这在近代民族纺织企业中是少有的。1936年冬童润夫正式辞去鸿章纱厂厂长职务。

童润夫代表诚孚公司接办津沪各厂后，聘请多位著名纺织专家负责各厂工作，加强技术管理，扩充设备。同时还创办诚孚铁工厂、新华化工厂，在重庆、常熟设立新纺织厂；为推进纺织实验研究及培养人才，设立新裕纺织实验所。童润夫还大力支持公司董事、著名纺织专家李升伯的建议，于1939年设立诚孚公司高级职员养成所（后改名为诚孚纺织专科学校），逐年拨出巨款，并亲自参加讲课，至1944年共培养纺织技术人员172名。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汪伪政府多次诱迫童润夫出任工作，童以工作繁忙为托，到处躲避，拒不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诚孚公司于1954年经批准实行公私合营，童润夫任总经理。其后，童调任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参与领导上海各公私合营棉纺织厂的生产技术工作。他克己奉公，受到广泛的尊重。1957年，童润夫以专家身份，光荣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8年他受组织派遣，去苏联、东欧考察工业。

童润夫晚年还参加纺织科技文献的翻译工作，积极贡献余热。他热心纺织学术团体的活动，与纺织专家朱仙舫、汪孚礼共同兼任《纺织周刊》常务编委，主持编写。他曾担任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他思想进步，重视家庭教育，6个子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童润夫受到不应有的待遇，1974年不幸去世。1979年组织上为他恢复了名誉。遵照他的平生心愿，其子女将他的全部积蓄14．5万元捐赠给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作为优秀纺织学术论文的奖励基金。

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科研机构

概述

30年代，中国纺织工业处于不景气状态，产品质量低，品种少，成本高，技术与管理存在许多缺陷。当时欧美及日本的纺织工业在科学技术上已有很大发展。中国纺织界有识之士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必须在纺织科学技术上求得突破，设立纺织科研机构刻不容缓。经过童润夫及其他人士的奔走努力，棉业统制委员会与中央研究院于1934年6月签约，预算投资120万元（第一年棉业统制委员会出资25万元，中央研究院出资15万元），创办棉纺织染实验馆。童润夫应聘参加了由企业界、科技界、金融界实力人士7人组成的该馆领导机构——干事会，负责技术筹划及领导工作。该馆虽然是中国第一家纺织科研机构，但在筹建与初期工作中显现出很多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童润夫的科学技术思想。

首先

童润夫认为科研工作的根本问题是人才问题。为此经他与有关人士推荐，由棉业统制委员会及中央研究院联名聘请中国著名纺织科技人员，如留美归国的任尚武、傅道伸、聂光堉等10余人任该馆研究员、技师，这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实干人员，在该馆筹建时期起到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其次

馆址选在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与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毗邻，占地计15．2亩，便于相互协作；建筑设计与结构配置力求先进，精心安排，例如全馆实施空气调节，机器设备全部为单独电动机传动，这在30年代的中国纺织工业是极少有的；还留出一半空地，便于继续开拓发展。

他还按照求实、求广、求精、求比较的原则，广泛征集搜购国内外先进设备及仪器。所有纺织机械及试验仪器为英、美、德、日、瑞士及国内的新型设备，同一工艺目的有多种不同的工艺设备便于比较，计纺部机器31种，织部机器33种，试验仪器74种，品种多，型号新，性能优良，以利于纺织科学实验的论证工作在精确的比较中顺利进行，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另外

实验馆的开拓实践，体现了科学技术面向经济的精神。建馆初期，首先安装调试试验仪器，立即开始为棉统会各农场检验棉样，为许多工厂检测纱布样品，逐一作出分析鉴定报告，受到很大欢迎。纺织机器安装试车后，生产出高支纱线、精细织物等新产品，竭力为发展生产服务。在初期工作中，童润夫还强调消化吸收工作。他与一些研究人员一起，对重要的引进设备进行剖析研究，检验其功能与特性，包括机构是否精确，产品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是否便于维修管理，等等。

童润夫在棉纺织实验馆的开创时期虽有其它兼职活动，但在依靠干事会及研究人员同时，仍挤出大量时间与精力，周密筹划，精心安排，使实验馆成为既完善合理又十分先进的科研机构。

正当该馆积极推进各项科学实验业务并策划第二期基本建设的时候，1937年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实验馆的全部设备内迁西南，馆务中辍。

科技专家主持企业的特色

诚孚信托公司董事长为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童润夫以纺织科技专家身份任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主持实际工作。从其经营管理方针、方式以及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来看，诚孚公司有着不同于其它纺织企业的鲜明特色。

第一，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诚孚公司董事会由金融机构负责人及纺织科技专家组成，科技专家在公司处于重要的关键地位。一般民族纺织企业的正副经理，由资本家自任，或由其子弟亲属担任，所有权与管理权是联在一起的。诚孚公司由银行集团投资，由纺织专家童润夫等人主持工作，不仅有生产技术管理权，还有财务、经营以及人事等全部职权。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结果是，充分调动了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发展规划。童润夫等技术人员主持下的诚孚公司，扩充设备，创建新厂，设立技术实验机构，开办学校，当时的目标是实现企业管理合理化、现代化，赶上日本的大企业水平，求得民族纺织工业的大发展。为了实现这一规划，公司在扩充各项企事业的同时，特别重视广罗人才，大力兴办教育，取得很大成绩，从而为实现目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三，搜罗专门人才。诚孚公司以金融资本为后盾，重视广泛罗致人才。诚孚所属各厂厂长均为曾留学国外并有管理才能的专家，公司各职能处室负责人也是留学归来或大学毕业的专门人才。在整个诚孚系统，中高级专职人员一共50余人，其中留学日本的16人，留学英国的4人，留学美国的6人，留学德国的2人，即有一半为留学归国人员，其余也都是资历深厚、学有专长的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知识密集的人才结构，人们称诚孚公司是一个实力强大的人才库。显然，这与科技专家在公司中具有广泛的权力有关。

第四，重视纺织教育事业。1939年，诚孚公司董事李升伯建议创办纺织学校，得到周作民、童润夫的全力支持，由公司拨出巨款创办。当时在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上海环境恶劣，为避干扰，学校称为“高级职员养成所”，招收高中毕业生及中等专业学校有关专业毕业生，经严格的入学考试，1940年录取55名，1941年57名，1942年60名。学校不放寒暑假，两年中学习22门课程，学业繁重，毕业后进工厂实习一年。学校的专职及兼职教师大多为著名教授、专家，留学回国人员占70%。童润夫、李升伯等公司负责人均到校亲自授课。学校供给学生食宿，不收学杂费，发给书籍、制服，并按月发给零用钱。诚孚公司为创办该校，1939年第一次拨款2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公司档案记载称：“本公司为未雨绸缪之计，作及时树人之策，但求有利于国，有益于民，虽年费巨资，在所不计。”足见办学目的不只是为发展诚孚公司，而且是为了发展整个民族纺织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均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技术骨干力量。

个人简历

1896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

1911—1915年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肄业。

1916—1918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语，并在日本和歌山纺织厂实习。

1918—1921年日本国立桐生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毕业。

1922—1928年任上海日商大康纱厂练习工程师、工程师。

1929—1936年任上海鸿章纱厂厂长。

1933—1936年兼任中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技术专员、技术主任。

1934—1936年兼任棉纺织染实验馆干事会技术干事。

1936—1954年任诚孚信托公司（1946年后为诚孚企业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

1954—1956年任公私合营诚孚纺织公司总经理。

1956—1974年任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公司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