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得快

200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算得快》是200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后一。

内容简介

读完了这本书以后，你也许会问：是不是所有的速算法，这本书全讲到了这时候请你记住：知识是没有穷尽的。你只要懂了道理，就可以自己创造出许多新的方法来。还有，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碰到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希望你多多思考，多多和同学们讨论，问问老师和家长。

学每一种速算方法的时候，你也许觉得有点麻烦，还不如照一般的方法按部就班地算来得快哩。这时候，请你记住古人的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每克服了学习上的一个困难，你就会得到无穷的乐趣。才学会一种速算方法的时候，你计算起来一定并不快，还可能会弄错。这时候请你记住“熟能生巧”这句话。你还不熟练，就需要多做练习，随时随地，自己寻找习题练习。这本书每节都有习题，书末附有答数。

刘后一先生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他从194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普创作。《算得快》是他在1960年代初写的。我们仍要学习速算，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理解这样一种思维方法，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并非不可以用更为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和完成。而正是《算得快》这本书，第一次向我展示出这样一个道理。

作者简介

刘后一先生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他从194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普创作。《算得快》是他在1960年代初写的，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科普作品，以后多次再版修订，并译成多种文字，累计印数近一千万册，是名副其实的优秀畅销书。“《算得快》，卖得快！”是全国新华书店的一致反映。

背后的故事

此情可待成追忆——优秀畅销书《算得快》背后的故事/尹传红

这是一本内页微微泛黄、两角起了褶子的旧书，版权页上印着：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2月北京第2版 1978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

这是一位跨越了漫漫路途、播撒了数学种子的“园外园丁”，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及随后的岁月里，它辗转走过了3个家庭、哺育了7个孩子。

这是一份饱含真挚情意、充盈时代气息的记录，它寄寓了一位老科普作家的理想、志趣和追求，也熔铸了他行进在科普创作道路上的艰难和辛酸。

我是那7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当初哪里想得到，在幸会《算得快》20多年后，又会与它重逢，并与它的作者一家和新、旧两个版本的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识接力

还是先从两年前说起吧。

2002年2月，我回故乡柳州过年。到姑母家做客时，我在表弟的书柜里意外地发现了我那久违了的朋友——《算得快》，不由得惊喜地叫出声来：“哇噻，我的第一本数学课外书！”

已经阔别20年了，眼前这本黄乎乎的小薄册泛着一股陈味，又旧又脏。可我捧着它一页一页地翻看，却感到十分亲切、温馨。只是在一瞬间，书中那4位倾心速算、个性鲜明的小主人公——高商、李月珍、杜小甫和王星海，又在我的记忆中活跃起来……

瞧，这书的封面上写下了2种姓氏5个孩子的名字，还盖了一个印章，这是怎么回事？

最清楚个中缘由的是我的父亲尹远源。我跟他提起《算得快》，他仍还记得书的封面铺黄底，上边印着小数学迷（高商）的大脑袋瓜儿。前两天，就这本书的来历我再次打电话向父亲问询，他讲了几句后便感慨道：“这是当年你们几个孩子间的知识接力啊！”

大约是在1978年底，父亲从报上得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的一本数学科普书《算得快》，很受欢迎和好评。一直怀才不遇、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随即跑到城里的几家书店寻觅，但都一无所获。于是，他便写信向北京的亲戚求助。

我的表伯赵一丁很快就把书寄来了，可并不是新的——在书的左上角，还写着我的表哥和表姐的名字（赵平、赵楠）。原来，《算得快》一面世就成了“抢得快”、“销得快”，北京城里竟然也脱销了——后来我听说，《算得快》早年的每次发行，两三天内便被抢购一空。

这本从北京“迁”往柳州的数学启蒙读物，一度成了我课外形影不离的“宝贝”。正是在阅读《算得快》的过程中，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说那一阵我跟大妹妹关系不好，老想“吃独食”，所以在书皮上就只写下我一个人的名字；还学表哥表姐注上拼音，又盖上了自个儿的印章。而大妹妹的名字（尹传剑），显然是由“主持公道”的父亲特意添上去的。我还记得，因为大妹妹用红笔在书中的插图上涂抹描画，我愤怒地训斥了她，我们的关系由此而变得更“紧张”了……

后来，小妹妹也长大了，于是在书皮上她姐姐的名字下方，用铅笔写下了自己的尊姓大名（尹传志）——我真搞不懂那时她为什么会那么“谦虚”。

再后来，这本书又“传”给了我的两个表弟黄璟和黄瑞。不过，他俩并没有在书皮上留下“墨宝”。顺便说一句，这哥俩对数学很感兴趣，且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老大还获得过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广西赛区第一名，德国工作……

吃了一惊

《算得快》让我记住了作者“刘后一”这个名字。

在我当年的想像中，他肯定是一位知识渊博、戴着眼镜的老爷爷，兴许还在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跟陈景润做同事哩。但没过多久我就给弄糊涂了，因为父亲陆续买来的几本课外读物：《“北京人”的故事》、《山顶洞人的故事》和《半坡人的故事》，作者都是刘后一，可这几本书跟数学一点也不搭界呀？

直觉告诉我，这些书都是同一个刘后一写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用故事体裁普及科学知识；故事铺陈中的人物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征；再有就是语言活泼、通俗、流畅，读起来非常轻松。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在《科技日报》做编辑。1993年夏的一天，一个同事指了指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文静的女士，悄声对我说道：“知道吗？她叫刘碧玛，她爸爸就是写《算得快》的刘后一。”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可是刘老爷子的忠实读者，前几天还在报上看到周文斌写他的一篇文章呢《刘后一和少儿科普》。

碧玛极易相处，渐渐地我们就成了彼此熟识的朋友。她跟我讲了好些她父亲的故事。我在20多年前的那个猜测，总算得到了证实。

缘分还不止于此。想不到我先后竟然又在不同的场合结识了老版（1978年版）《算得快》的编辑郑延慧、新版《算得快》的策划编辑薛晓哲，以及早在70年代末就报道过刘后一科普创作成果的记者周文斌。人生可真是奇妙啊，与《算得快》相关联的这些“巧”，怎么都让我给碰上啦？

从那以后，我想拜会刘老先生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留下遗憾

1996年夏秋之间，我听说刘后一先生病了，便再次向碧玛提出去看看他老人家。第二天老先生让女儿捎来话说，谢谢我的好意，他很愿意见我，只是这一阵卧病在床，家里乱得很，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然而，此后不到半年便传来噩耗：老先生在参加科协组织的一次活动时，因脑溢血突发而匆匆离去。这一天是1997年1月24日。

未能见到“活生生”的后一先生令我痛悔不已。我想，那我就去为他送行，作一下弥补吧。岂料，1月31日那天上午，当我在10点20分从郊区匆匆赶到八宝山时，追悼会因故已提前半个多小时举行，没让我赶上。这样，阴差阳错，我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不过，在后一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策划、编发了有关他的大半个版的纪念文章，发表在1998年1月27日的《科技日报》上，这多少让我得到了一些宽慰。也正是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对后一先生的品格、学识和涵养，以及多年来他从事科普创作所付出的辛劳和代价，所承受的艰难和重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郑延慧女士告诉我，70年代初她接手编辑需修改再版的《算得快》时，曾到刘后一家去过几次，发现身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他处境十分窘迫。当时他一家5口，挤在两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床铺，难找别的空间。他常常只能在办公室里写作到深夜，而后就睡在办公室……一家人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 。谁能想到，《算得快》这部累计行销逾1000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畅销书，以及同样也很受欢迎的《“北京人”的故事》等科普佳作，竟然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写成的呢？

在女儿刘碧玛眼中，父亲刘后一是一个胸怀大志、勤奋好学而又十分“正统”的人。他父母早逝、家境贫寒，有时连课本和练习本也买不起。寒暑假一到，他就去做商店学徒、修路工、制伞小工、家庭教师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之所以获得渊博的知识和后来写出大量的科普作品，大多靠的是刻苦自学。“父亲也并非‘完人’。虽然他在科普创作的天地中驰骋自如，但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却城府不深，缺乏圆滑的应变能力，这使得他与许多像入党啊、晋职啊等等好事失之交臂。”

与刘后一相交多年的周文斌先生，以十分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这位老朋友“淡泊名利”，“有一种与世无争的超脱”，但同时又直率地指出：“我觉得这些优点的另一面即是他的弱点，那就是委曲求全，不敢据理力争，不敢当仁不让。他做了几十年的科研、学报编委和科普杂志（〈化石〉）主编的工作，写下了数十部总计200多万字的著作，可直到退休仍还是一个副编审。这一点，我感到不公，他的其他朋友也认为不公，而刘后一本人却忍了。这是我所深为遗憾的。”

在周文斌看来，这一遗憾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大的遗憾，那就是科普创作的被轻视。在科技界，有些人虽然对写科普作品不知从何下笔，更不了解科普创作的艰辛，可却对科普作家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狂妄。他们视科普创作为“小儿科”，对科学普及的意义更是一知半解，可却自恃高明、自以为是。这正是我们科普事业的悲哀！“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多一些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也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不再有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

园外园丁

“你写了那么畅销的书，若是在我们那儿，有一本就够吃一辈子的了。”80年代中期，有一位来访的外国朋友曾这样对刘后一说。回到家后，他苦笑着跟女儿提起过这事儿，但没说他是如何作答的。他真的会在乎他吃的“亏”吗？

女儿说，父亲长期业余从事科普创作，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然而所得到的稿酬并不多，甚至“不成比例”。尽管如此，他经常拿出稿酬买书赠给渴求知识的青少年，还曾资助了8个“希望工程”的小学生背起书包走入学堂，并将《算得快》等书的重印稿酬全部捐赠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希望书库”。

他其实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在他的心目中，身外之物远远不及他所钟情的科普创作重要，因此，在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乃至刁难面前，他都能够泰然处之，而不是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他曾写道：“有的人情愿穷聊闲逛、‘打百分’，却看不惯别人业余给孩子写东西……有的人以己度人，认为你写些科普作品，无非是为了出名，得稿费而已。甚至造谣污蔑，打击陷害。在我看来，我上过师范，学过教育学，为孩子们写作，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正业。作为国家干部，同时又是园外园丁，有何不可，有何不妥？”

在这篇题为《园外园丁》的文章中，他还戏称自己当年挑灯夜战的办公室，是他“耕耘笔墨的桃花源”。字里行间也透着欢快的笔调：“《算得快》出版了，书店里，很多小学生特意来买这本书。公园里，有的孩子聚精会神地看这本书。我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乐，因为我虽然离开了教师岗位，但还是可以为孩子们服务。不是园丁，也是园丁，算得上是一个园外园丁么？我这样反问自己。”当年，正是了解到一些孩子对算术学习感到费劲，他才决定写一本学习速算的书，以诱发孩子们对算术的兴趣。而这，跟他的生物学专业压根就不沾边。

他的风骨着实令人敬重，那就是“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窘困而改节”。他跟女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搞古生物研究的人应该胸襟宽广、达观，因为宇宙无穷大，个人一生实在太渺小了，何必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神，而况思其智之所不及，忧其力之所不能也！（大意如此。）

曾几何时，社会上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认为人才有“潜”、“显”之分。“潜人才”对社会的奉献远远大于从社会中获得的回报，而“显人才”则恰恰相反。一切客观公正的人都会承认，“潜人才”这一称谓于刘后一当之无愧！

在刘后一先生七周年忌日将至的2003年12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算得快》的最新版，开机便印15000册。半年时间不到，就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欣闻新版《算得快》销售形势看好，又加印了11000册……

后一先生，我想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不久前，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薛晓哲编辑送我一本新版《算得快》，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对数学一直迷恋有加。高中时我曾整宿整宿地求解一些艰深的数学问题，其精力之旺盛甚至超过我通宵打电脑游戏的精神；而当那些难题的面纱云开雾散时，我的喜悦和兴奋真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虽然我后来没能真的去搞数学专业，但还是阅读了大量专业和半专业数学书籍，每当我站在图书馆数学部分前，都会有一种抛弃现有的一切重新去学数学的冲动。

凡事都有源头，检点我的藏书，《算得快》几乎是我最早读到的数学科普书之一。平心而论，那时我还太小了，所以不敢说就是这本书让我走上了喜爱数学之路，因为我在阅读它时，学会的也许只是运算上的技巧；但这的确成为在我眼前打开数学之门的一把钥匙，我相信它对我后来的数学情结和惊人的记忆力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让少年读者一开始能够迅速融入的自然是精彩的故事，但在阅读故事的同时，那些速算方法便被潜移默化地注入到我的脑海：在售货员的故事里我知道了在加法算式里可以有选择地先加某些数，在高斯的故事里我第一次了解到那个从1加到100的主人公原来就是这位数学家（这恐怕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外国数学家），在加工木板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工程中应该严格遵循设计先于施工的道理，在古代人计算两位数乘法的故事里我惊奇地目睹了阿拉伯人的“铺地锦”和印度人的“交叉乘法”……及至迅速通读完全书，那些速算方法便囫囵吞枣般地被塞进了脑子；但也有很多不明白、不清楚、不准确的地方，于是再读，再学，再算…… 按理说小孩子在读书时对正文后所附的习题往往会有所抵触，但由于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使我居然认真地跟随书中人物一步步寻找速算的方法。

速算的意义，在信息时代里，似乎显不出什么更多的作用。我们拥有众多的计算机器和记忆机器，我们借助各种装置来“照顾”我们的大脑；我快捷的运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往往只能勉强与那些由电池供电的装置打个平手……有人曾对我说过：技术的进步往往会使一些原本属于人的本领丧失甚至变得无用——这一论述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我还算不错的速算本领，似乎大多用于在商店结账或者在餐厅买单时能很快地复核正误，尽管在这点上我仍会经常让朋友们惊讶。在这里我不想假设这样的情景：身陷深山，远离文明，手边没有计算器而急需获得某个数据……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毕竟属于非常规情形。

写在前面

“一口清”的故事

这个办法真好

高斯的故事

一只青蛙一张嘴

杜小甫向高商挑战

当了一回小木匠

五一倍作二

由浅入深

奇妙的七

愉快的春游

你最喜欢哪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