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缗告缗

西汉武帝时期国家向商人征收的财产税

算缗是西汉武帝时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物收归国有，是历史上大规模的抑商运动。增加了国家收入，打击了奴隶制残余，缓和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但是也迟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告缗是当时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为汉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但西汉后期，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直接导致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两项法令，实际上都是秦和汉初以来抑商政策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算缗

算缗是西汉武帝时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一向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把农看做是本业，把商看成是末业。到秦汉大一统的时代，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更是不能容许商业的畸形发展。因为商人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尤其是富商大贾，肆意兼并农民，使农民贫困化，这样就破坏了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先秦以来的一些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大都主张重农抑商，并进一步形成秦汉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

秦始皇就是主张“上农除末”的。这里的“除末”，就是“抑商”，并把它刻在琅邪台的一块石头上，公布于天下。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仍然承袭秦代的抑商政策。汉高祖刘邦曾下令禁止商人衣丝乘车，禁止商人及其子孙做官，并规定商人要交纳加倍的人口税，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商人以打击。文帝、景帝时，一些政治家如贾谊、晁错等，都提出过压抑商人的主张；而在统治者的一些诏令中，也贯穿着重农抑商的精神。但是，这种抑商政策，并没有压抑住商人势力的发展。相反，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的由于经商能发财致富，所以“舍本逐末”、弃农经商的人仍不断增多。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经营的种类也很多。那时候，通邑大都之中，至少有三十几种行业。每一种行业的大商人，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和食邑千户的“封君”相比，而一般的“封君”甚至还要向他们“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至于广大的农民，更是商人掠夺的主要对象。

一般商人掠夺农民的主要办法，是在买贱与卖贵之间进行勒索。一方面，小农经济薄弱，经不起任何风浪，国家的急征暴敛、私人的债务，以及婚丧、疾病、凶荒等等，都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半价而卖”。而另一方面，当农民迫于饥寒，急需粮食、种子、衣服之时，商人又以加倍之利售予。所谓“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盐铁论·禁耕》），正反映当时商人任意控制价格的情况。而“商则长诈，工则饰笃（弄虚作假）”（《盐铁论·力耕》），又说明在买卖过程中进行欺骗，也是商人剥削农民而获利的重要手段之一。

囤积商和高利贷商人剥削农民更是厉害。有人说：“鬻棺者欲民之病疾也，畜粟者欲岁之荒饥也。”（《淮南子·说林训》）生动地刻划了囤积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高利贷商人往往兼有两重身份，他们在市场上是商贾，到农村又变成了地主；放高利贷是他们剥削农民最残酷的一种方式，利息至少是“倍称之息”，即一倍，有时可以高达十倍。农民一旦落入高利贷的罗网中，往往被迫卖掉自己的田宅和子女。这正如晁错所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这种情况必然要激化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另外，还有一种垄断盐铁生产的手工业主兼商人。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谁控制了这种营业，谁就能变成豪富。例如临邛卓氏以冶铁起家，有僮（奴隶）千人，田池射猎之乐，可以和皇帝相比。临邛还有程郑，亦以冶铸致富，其家产和卓氏相等。南阳孔氏以冶铁致富数千金（汉代一金即黄金一斤，值万钱）。而鲁人曹邴氏以冶铁富至巨万（即万万），不但是个大冶铁业主，而且还是个大高利贷者，其赊贷的范围遍于全国。以煮盐致富，较为著名的则有齐人刀间。他利用奴隶生产，富至数千万。这一类大工商业主剥削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农民，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说他们通过工商业赚来的钱，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变成地主。他们占有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大商人秦扬即以“田农”而富“盖一州”（《史记·货殖列传》）。无怪乎晁错早就有“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的感叹。“商人兼并农人”，长期以来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有些工商业主还使用奴隶生产，保存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因此，他们和封建国家之间，不但在剥削农民方面存在着矛盾，而且还存在着奴隶制残余和封建制的矛盾。

汉武帝即位以后，由于对匈奴进行长期的频繁的战争，再加上各项水利、土木工程的兴建，以及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损失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汉初六、七十年间“休养生息”的积蓄，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不过二十几年，便出现了“县官（即官府）大空”（《史记·平准书》），财政濒于崩溃的危机。广大农民由于天灾人祸而陷于绝境，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阶级矛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一些富商大贾拥有大量资财，过着奢侈无度的豪华生活。他们不但“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而且还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严重地破坏了地主经济的基础。这就使汉朝地主政权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他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这就是元狩四年，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这两项法令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汉代商人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做“算缗”。

（二）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做“告缗”。

（四）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史记·平准书》在论述以上内容时，前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说明在此以前曾经实行过车税和缗钱。算缗不知始于何时，车税则始于武帝元光六年的“初算商车”（《汉书·武帝本纪》）。这次重新制订详细条文，重新颁布施行，肯定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比较明显的是：第一，以前只限于有市籍的商人，而这次制订商税，不管有无市籍，凡是从事工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的人，一概依法纳税，把征税的范围扩大了。第二，汉代赀算通常是以一万钱为计算单位，每万钱抽取一算，而这次新税法规定商人二千钱就要出一算，数量一下子增加了五倍。第三，以前虽有过算缗令，可能因遇到重重阻力而没有实行得通，而这次又制订了严厉的告缗法令，以保证算缗令的推行。第四，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新税法中，征收的对象和数量有明显区别，工商业主所纳的税要比小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增加一倍。西汉政府这样处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其意义在于既打击了不法工商业主，增加了商税的收入，同时又不太妨害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尤其是禁止商人占有土地和奴婢，对于缓和土地兼并，打击奴隶制残余，巩固封建经济基础，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这些法令对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不利的，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史记·平准书》说，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但是正在这时，却有一个人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态度。这个人的名字叫卜式。

卜式是河南（今洛阳）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其时，汉与匈奴正在进行战争，卜式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输作边用。武帝对此事颇为惊异，派遣使者问卜式：“欲官乎？”式回答道：“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又问：“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答：“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使者又问：“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卜式则表示：“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史记·平准书》）使者将此事报告了汉武帝。武帝问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认为卜式矫情立异，动机不正，不可许。于是，这件事就无形中搁置了下来。几年以后，政府由于安置匈奴降人，大徙贫民，开支浩繁，把库存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仍不能满足供应。元狩四年，卜式又捐出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守，以接济移民经费。河南守上报富人名籍，武帝见有卜式的名字，因此记起前事，并联想到算缗令公布之后所遇到的阻力，对卜式特别嘉许，即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第十级爵），田十顷，布告天下，以示百姓。从此，卜式平步青云，七八年间，赐爵关内侯（第十九级爵），进位御史大夫。

武帝本来想以卜式为榜样，借以推行算缗令，但是事与愿违，卜式这个带头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史记·平准书》说：“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武帝的意图完全落空了。因此，不久之后，便掀起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由杨可主持的告缗运动。

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冬，杨可主持告缗。这时，义纵为右内史（治理京师的长官），他可能被商人收买，借口告缗的人都是乱民，而加以搜捕。由于义纵的阻挠，告缗令难以推行。武帝发现此事后，大为恼怒，乃使杜式治其事，认为义纵有意阻挠破坏政府的法令，将他处以死刑。

到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即桑弘羊以侍中出任大农丞的第二年，为了把告缗坚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缗令（《汉书·武帝本纪》）。这道告缗令持续推行了三年之久。于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了，没收了上亿的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贾因而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稍稍充实起来，皇家上林苑里充满了没收的财物，并专设水衡官来管理其事。

实际上，告缗是西汉政府凭借政权的力量，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物收归国有，这是一次历史上空前的抑商运动。经过这次告缗运动’增加了国家收入，打击了奴隶制的残余，缓和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但是也因此一度出现“商者少，物贵”（《史记·平准书》）的现象，迟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告缗

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商人势力、解决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告缗是算缗的延伸。汉高祖刘邦时采取抑商政策，其内容之一即为“重税租以困辱之”；武帝时公卿也奏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可见，算缗应该是汉初抑商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算缗是一种财产税，汉初如何征收，不知其详。孝惠、吕后时有“复弛商贾之律”，可能曾一度废止过。

汉初的抑商政策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文帝时贾谊和晁错都曾大声疾呼：弃农经商是天下之“大残”，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勾结王侯，势力甚至超过了官府。至武帝时，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由于武帝内兴功利，又连年对周边少数族进行战争，封建国家的财政发生很大困难，商人势力乘机兴风作浪。他们以高利贷盘剥贫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或冶铸鬻盐，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巨额财产，既不佐国家之急，又严重损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促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因此，汉武帝在张汤、桑弘羊等兴利之臣的筹划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更改币制、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以此打击商人势力，摆脱封建国家财政上的困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算缗和告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曾“初算商车”，即对商人所拥有的车辆征税。至元狩四年（前119），张汤等人建议恢复原先算贾人缗钱的旧制。于是，武帝又下诏“初算缗钱”。其范围比算商车要大得多，具体办法有三：①对各类商人征收财产税，诸如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以及其他虽无市籍而从事商业以谋取利润者，都要根据资产多少编造名册，呈交官府，作为征税的依据，税额为“率缗钱二千而算一”，即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②对手工业者即“诸作有租及铸”，征收财产税，税额为商贾的一半，“率缗钱四千算一”。③对车、船征税。轺车的征税办法是：凡不属于国家官吏、三老、北边骑士而拥有的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所有的轺车则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算缗主要是针对商贾的。张汤等人还建议，对那些抗拒不交或隐匿财产，偷漏税款的商贾，罚以戍边一岁，没收全部资产；并且奖励百姓告发违法商贾，“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尽管如此，许多商人仍然隐匿财物，不肯协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于是，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缗”，由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都因此破产，武帝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沿续近十年，直到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继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后，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赎罪，山东漕粟一岁增至六百万石，均输帛达五百万匹；加上告缗没收的大量田宅、奴婢和货币财物，使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才停止了告缗。告缗以及盐铁官营等政策，为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西汉后期，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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