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

红岩精神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的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发展历史

精神发源

红岩精神产生的大背景是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处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逐步成熟时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具体讲，红岩精神产生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整个时间跨度从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离开重庆。

红岩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地处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在抗战时期距离市区10里郊外，原名红岩嘴，因地质属于丹霞地貌、岩石呈红色而得名“红岩”，是当时进步人士饶国模老太太开办的一个农场（后来董必武题词为“大有农场”）。

饶国模，1895年生于四川大足县农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之胞妹。1912年，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1915年毕业并与同学刘国华结婚。此后到川东任小学教员。1922年，随夫携子到重庆，因不愿在家当官太太而创办三友实业社，成为重庆著名的女实业家。1930年，买下郊外红岩嘴的土地开办农场。1938年，任重庆妇女慰劳会的劳动部长。1939年，将红岩村的土地、房屋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及中共中央南方局），为掩护党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1948年初，曾被中共重庆地下党批准为秘密党员（后失去关系）。1949年重庆解放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1954年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迁居北京。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在中国革命史上，重庆红岩村成为八路军办事处而扬名天下，当地女房东功不可没。邓颖超曾说过，“没有饶国模，哪里有红岩”。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的疯狂侵略，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被迫内迁山城重庆，重庆一跃而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

为巩固抗日大局， 1938年秋，中共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16日，根据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机关秘密设在国共合作的公开机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地址在重庆市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同时以周恩来名义租下了曾家岩50号（后来的周公馆）大部分房屋作为部分人员的办公、住宿用房，代表中央全面领导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等13个省市和地区的党组织，10万多党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有6名常委、13名委员：周恩来（常委、书记）、博古（常委）、凯丰（常委）、吴克坚（常委）、叶剑英（常委）、董必武（常委）、张文彬（委员）、徐特立（委员）、吴玉章（委员）、廖承志（委员）、邓颖超（委员）、刘晓（委员）、高文华（委员）。

南方局成立不久，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和开展实际工作的需要，周恩来指示另觅地址建立机关，于是找到了距离市区10里地的红岩嘴农场。农场主饶国模开明进步，欣然答应将土地让给办事处建房。在南方局机关驻地建设过程中，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房屋被日机炸毁。7月，南方局机关随八路军办事处一同入驻红岩嘴13号，直至1946年撤离重庆。

在全面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积极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军事、统战、经济、文化、外事等方面创造性开展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抗战胜利后，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怀着弥天大勇，亲赴重庆，率领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开展和平谈判，同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以江竹筠、陈然、王朴等为代表的关押在歌乐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狱中与敌人开展坚决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一曲曲英雄赞歌，给党组织留下了“狱中八条”血泪嘱托，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了红岩精神。

1985年10月14日，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首次提出了“红岩精神”这个命题。

弘扬传播

1958年5月1日，红岩革命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后由董必武题写馆名，标志着红岩精神的弘扬和传播有了牢固的阵地。

1963年11月27日，反映歌乐山革命烈士斗争事迹的 “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后更名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

1985年，邓颖超同志题写“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1986年，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园名，并要求：“要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重庆考察时，对红岩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2002年10月，胡锦涛同志视察重庆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2007年1月19日，为加大我市文化体制改革力度，市委、市政府决策在两馆基础上联点成线，整合资源，建立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同时加挂“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牌子。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发表重要讲话，专门提到了《红岩》小说，还深情地背诵了书中一段难友们赞颂江姐的诗。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三次讲到红岩，讲到了“红岩精神”、“红岩英烈”、“狱中八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红岩精神，他以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更加宽广的时代视野和更加厚重的历史史实，先后四次对红岩精神进行了重要论述。他表示“重庆的光荣革命传统，熔铸了崇高的红岩精神，是激发和凝聚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些深刻阐述，更加彰显了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

科学内涵

红岩精神深深植根于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植根于伟大建党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其科学内涵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实践来源

红岩精神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产物。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就是国民党统治区。

从1937年7月至1949年10月的12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革的历史时期。这个期间，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抗日战争，驱逐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民族危亡；接着又经过三年半人民解放战争，打垮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了新中国。红岩精神就是适应这一根本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

红岩精神贯穿于南方局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在国统区充满艰难险阻的斗争历程之中。红岩精神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战场的地位益显重要。

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担负起“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故南方局诞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

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考验。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为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从理论到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岩精神就是在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产物。

纵观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八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最艰难、内容最复杂、规模最宏大、成就最辉煌的八年。胡乔木曾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因此，红岩精神在实践中就体现在南方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争取抗战胜利，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伟大行动之中。

历史地位

红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结晶及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作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实践斗争中形成了各具特色与风采的精神财富，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他们都分别代表了各个革命运动的特征。红岩精神则是对这些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

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创造了实践的成果，又创造了理论的成果；既创造了物质的财富，又创造了精神的财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

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是优秀历史传统精神、革命传统精神和新时期精神的有机统一。所谓革命传统精神，主要是“五四”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培育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充实和升华，红岩精神就是它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节，有“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人生态度，有“出淤泥不染”的高尚品格，以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注重修身等传统美德，这些都体现在南方局的重大决策之中，表现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言行之中，并被凝聚到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中，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光彩。

红岩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沃土，植根于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身上所凝聚的传统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表现和升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物事迹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从西安事变到抗战结束，周恩来一直为与国民党团结商谈而奔走于重庆、延安之间，“十年谈判谈老了周恩来”，但他始终心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信念，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维护全民抗战的大局。面对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形势，周恩来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在他的带领下，南方局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南方局委员廖承志一生七次坐牢，但从未悲观，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来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不移；南方局委员吴玉章，面对国民党多次拉拢与说服，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捍卫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绝不“二三其德”；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不幸被捕，特务多次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均无功而返，他虽身陷囹圄，却时常鼓励同志“坚持到底”，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誓言；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入狱后，面对各种诱惑决不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决不背叛党组织，决不放弃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实现了“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面对生与死、自由与监禁的抉择，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战胜了敌人残酷刑罚的折磨，经受住了高官厚禄的威逼利诱，成立了狱中临时支部领导狱中斗争，临终前留下遗信：“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只有具备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才会有自觉的无畏的奉献行为，这是支撑“红岩”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正是出于对理想信念的坚定追求，在南方局领导或影响下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奉献自己的最大力量，甚至不惜奉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一大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忍辱负重，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一大批出身权贵家庭的革命者放弃了自己出身的阶层，为了民族解放和崇高理想，甘愿为党的事业献出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一大批仁人志士历经风雨，无私奉献，不惜牺牲生命，诠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贞不渝。古承铄烈士宣誓：“我是真理的信徒，我是正义的战士，我要永远永远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何敬平烈士决心：“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周从化烈士高喊：“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车耀先烈士发誓：“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这些悲壮的诗句正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的生动表达。

精神解读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人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在凶险的形势下，他们镇定冷静、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尽显其政治智慧之娴熟。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第149页。）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当时来讲，国统区是一潭“淤泥”，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这种“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南方局对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创新。

在党的建设上，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确如“染缸”。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严峻考验。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南方局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国民党提出要把国共两党纳入“一个大党”之中，并对周恩来等许以高官厚禄。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在对国统区群众做工作时，始终与群众在一起，保存党的组织，保存党的力量。南方局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

抗战时期，为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做团结争取工作。

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1931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张冲曾亲自搜捕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未遂，并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伪造的所谓《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张冲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周恩来再次会面。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对张冲以诚相待。正是与周恩来的交往，才使张冲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心底敬佩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

为了完成对中间势力的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从国统区实际出发，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在争取“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过程中，鼓励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

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共产党人诚信、宽广的胸怀，感染着广大的国统区人民群众，使国统区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都站在了人民一边，形成了爱国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周恩来是善处逆境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与宝贵的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杨虎城、叶挺、张文彬、何功伟、罗世文、车耀先、苏曼、胡其芬、张露萍等，便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

文化传承

传承“红岩精神”，最根本的是用崇高信仰铸就时代忠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要像红岩烈士那样保持至真至诚、无怨无悔的坚定和执着，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坚强政治保证。强化武装写忠诚。自觉发扬红岩先辈“学习、学习、再学习”和毫不放松“研究学问、学习主义”的精神，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号召，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三个维护”。维护核心践忠诚。自觉强化忠诚核心是“天条”、维护核心是“铁律”、拥戴核心是“号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做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坚定信仰者、忠实捍卫者、模范践行者，一切行动听习近平主席指挥、对习近平主席负责、让习近平主席放心。就像当年红岩先辈那样，人在歌乐山、心向宝塔山，电台嘀嗒向延安，不管处境多么困难、局势多么复杂，都始终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纯粹和绝对的标准挺在前面，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勇于斗争显忠诚。自觉像当年红岩先辈那样，革命顺利时不骄不躁，甘于奉献；暗流来袭时，不灰心气馁，不怕牺牲；即使不幸被捕，面对威逼利诱、威武不屈，笑对屠刀。面对重大挑战要旗帜鲜明、清醒自信，面对重大风险要豁得出去、顶得上去，面对重大阻力要无私无畏、破冰突围，面对重大矛盾要迎难而上、破难而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意志和主张。

传承“红岩精神”，最现实的是用不懈奋斗镌刻时代担当。进入新时代，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风险、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必须加倍努力，接续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自觉担当时代使命。当年，红岩革命先辈从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出发，深入龙潭虎穴，在逆境险境中挺立，在危局困局中开拓，在封闭封锁中突围，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排除万难、艰苦奋斗、争取胜利，开辟出一条救亡图存的新战线，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现在，改革强军如火如荼，人民军队重构重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召唤我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绝不辜负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主动破解发展难题。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许多工作已进入深水区，新旧体制转换磨合，新老矛盾问题交织，新官理旧账的任务艰巨复杂，场场都是硬仗、攻坚战，必须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创新方法路子，提升质量效益，在推进新时代国防动员事业创新发展中抢占先机、争取主动。时刻保持奋斗激情。自觉传承红岩先辈甘于艰苦、乐于奉献，用“舍得”换“获得”，用“小我”换“大我”的奋斗精神，牢固树立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的事业观，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干事创业的激情，聚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强化战斗队意识，坚持战斗力标准，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谋划打仗、保障打仗、服务打仗上，积极适应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聚焦主责主业，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官兵、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传承“红岩精神”，最紧迫的是用人格力量塑造时代形象。新时代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越要增强表率意识、责任担当和斗争精神，越要自觉讲政德、立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守住为官做人的底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立起严以修身的形象。坚持大是大非立场坚定、小事小节加强修养、一点一滴完善自己，时刻用党章、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注重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培塑起忠诚无私高尚的新品德，传递清廉清净清新的新风尚。立起严以用权的形象。自觉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权力、敬畏法纪，为公不为私、为民不为己，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习惯在高压严治下开展工作，始终对党的纪律和规矩保持敬畏之心，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立起严于律己的形象。坚持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切实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管好家人、管好亲属、管好身边人，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切实立起怀德自重、清廉自守、作风正派的党员领导干部“好样子”。

红岩精神蕴涵着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了历史镜鉴，也是我们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重塑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强大精神力量。

保护传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红岩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及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工作要求，切实加强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2020年8月，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印发《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从文物维修、环境整治、安全防护等9个方面保护传承红岩革命文物，助推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成为国家红色文化地标、全国一流党性教育基地、全国一流红色旅游景区。

实施范围

全市现有红岩革命文物旧址85处。实施范围包括红岩精神的发祥地——红岩村、实践地——歌乐山等文物密集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渝主要活动场所、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见证地及重点革命文物和重要统战旧址，涉及全市20个区县。

重点项目

实施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修缮，实施“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等文物保护范围内的环境治理，实施重点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建设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和红岩智慧博物馆，实施一批革命类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陈，实施红岩革命纪念馆配套设施改扩建项目，新建《新华日报》历史陈列馆、重庆谈判纪念馆，建设红岩干部学院（中央党校红岩教学基地），实施歌乐山烈士陵园配套设施项目等重点项目。

实施计划

到2021年7月1日，完成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服务设施改扩建、周边环境整治等红岩公园首期项目建设。到2022年，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体系日臻完善，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成为国家红色文化地标、全国一流党性教育基地、全国一流红色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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