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197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是罗纳德·麦金农编著的经济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73年。

内容简介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共十二章，第1章为导论，对该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介绍。第2章为分割经济中的资本，作者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分割性假设”。第3章为干预综合症，作者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府的政策，说明了这些政府对付失业、生产率增长和收入分配平等化的无效性。第4章为货币与价格水平，论述了货币本身作为金融业的有用性。第5章为对流行货币理论的批评，作者主要批评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货币理论。第6章为资本积累中的货币需求：另一种观点，作者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分割性对货币理论和政策的含义。第7章为金融抑制与通货膨胀，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第8章为货币改革与成功的金融增长，以德国、日本、韩国、印尼、中国台湾与拉美国家成功或失败的事例说明了如何消除金融抑制。第9章为最优货币与经济均衡增长分析了最优货币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实现。第10章为财政政策和对外贸易自由化，主要分析了与外贸自由化相关的税收政策。第11章为过渡问题：汇率浮动和外资的作用，作者分析了金融自由化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第12章为引进外资的一些结论，作者强调了减少对国外直接投资的依靠。

作品目录

创作背景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不发达，原因在于资本的不足。这个观点具有其合理性，因此一度被奉为真理。麦金农通过大量的研究，对它提出了质疑，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自身的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不是真正解决贫困的办法。相反，它限制了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进一步发展，是贫困恶化的原因之一。发展经济学的传统货币理论却视之为解决贫困的良方妙药，因此是极端错误的，此为该书创作的动机。

1965至1966年，南朝鲜进行了金融改革，为麦金农在落后经济中实施成功的货币政策所进行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1970至1971年，麦金农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洛克菲勒基金访问研究教授，暂别斯坦福大学，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并完成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一书，该书的分析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米尔·德斯帕莱斯和爱德华·肖的影响。

作品思想

一、分割经济中的干预综合症

麦金农在该书的第1章“导论”中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当政者的政策选择。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不适当的经济活动，归因于他们本身推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虽有其客观性，但往往带有抑制作用。”而麦金农在该书中提出的“金融抑制论”的核心部分就是，着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这个市场运行的，并以此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

在第2章中，麦金农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分割”的，即大量的经济单位（包括企业、居民户、政府部门等）互相隔绝，他们面临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不同，所处的技术条件不一，所得的资本收益不等，没有一种市场机制来使之趋于一致。简而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市场不完全”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量的小企业和居民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他们以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设备质与量为目的的投资，只能靠自身的内部融资。但由于技术变革和投资不是可以细分而渐进地进行的，而是间断地以成批形式出现，所以，业主们必须先有一个时期的内部积累，然后才能跳跃式地进行投资。这种形式的投资是低效率的。而要提高投资效率，企业的外部融资就至关重要，并且要提高利率，促进储蓄。简而言之，就是要发展金融市场。

发展中国家政府多实行一种不合理的干预政策，麦金农称之为”干预综合症”。在第3章中，麦金农列举了“干预综合症”的7种类型：（1）对新兴工业的关税保护，麦金农援引哈里·约翰逊等人的观点指出，在新兴工业成熟之前，发达的资本市场可以为它提供资金，新兴工业起步时的亏损应由社会通过金融市场来评定，只有在没有关税保护时，通过本息的偿还能力，才能确定新兴工业的价值；（2）进口许可证制。麦金农认为，企图想通过分配有限的许可证来避免垄断，只可能遏制竞争和维持经济的分割性；（3）腐败和垄断特权。麦金农认为，在进出口和信贷等方面的特权往往与腐败交织在一起；（4）资本物品的廉价化。麦金农认为，政府给予某些部门以各方面的垄断特权，使这些部门可以廉价获得资本物品，这并不是将整个经济的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公道合理的办法，好的办法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5）恶化农业的贸易条件。麦金农认为，政府为使农村的经济剩余转到工业部门，并进一步保护新兴工业，间接地通过关税和其他工业保护措施，或直接地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对商品价格进行控制，是对农业的沉重负担；（6）土地改革。麦金农认为，土地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在一个自由化的，资本市场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经济中，收入再分配（不止是土地改革）能使未来的收入和生产机会均等，而不会产生效率的损失；（7）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商业贷款。麦金农认为，这样做可能是以把投资机会廉价地让给外国人为代价，来打破经济受到外部融资限制的一种形式，但是，国内企业发展会受阻，因为模仿国外生产技术变成了全盘引进，同时，政府用繁琐的官僚主义手段确保对外资企业的参与，导致了这些企业的无效率。

麦金农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加剧经济的分割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的分割性基本上是政府政策的产物。”

二、理论争鸣

在第4章中，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不发达表现在，由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偿还能力所知甚少或全然不知，非货币的金融工具不容易在市场上转让。因此，货币不仅作为支付手段，而且由于国家对货币的信用，货币贮藏也作为私人进行资本积累的一种主要方式。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现金余额需求与实质资本需求在私人的资产中选择中是高度互补的，也就是说，促使人们更愿意持有现金余额的外部条件，会促进而不是阻碍私人对实质资本的积累。

在第5章中，麦金农对流行的货币理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流行的货币理论基于5个特定的假设：（1）资本市场是完善的，并且是以低成本运行的；（2）所有企业具有不变的规模收益，可以获得相同的技术，面对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相同的价格；（3）存在一个为资本积累服务的完善的实质资本和证券市场，货币对资本积累本身没有直接作用；（4）货币的发行是无成本的，通货同存款之间没有本质差别；（5）存在一种最优货币政策，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实行资源的最优配置。

由于流行的货币理论不能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麦金农在第6章中提出了关于资本积累中货币需求的另一种观点：货币同实质资本的互补效应。他首先假设：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经济单位都局限于内部融资，企业一居民户之间不发生借贷活动；对小规模的企业——居民户来讲，投资具有不可分性；政府直接参与资本积累，然后分析道：“如果货币被视作一种导管，而不是一种竞争资产，资本积累就会通过它而发生，于是，货币需求的增加，同时会伴有实质资本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他得出一系列结论：资本存量的质量同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正相关；在货币导管效应起支配作用时，现金余额存量需求同实质资本是互补的；私人储蓄和投资对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和稳定性相当敏感，存在一种确定的货币最优实际收益，它大大高于零；通货膨胀是解决实际资本短缺问题的一种蹩脚办法；投资规模的不可分性意味着不发生收益递减而发生收益递增的情况。

三、金融抑制和金融增长

在第7章中，麦金农详细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到金融抑制的情况。他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银行业的独立和发展，银行业殖民化的性质已经消除了，但是，一个“新殖民”银行体系却出现了。在这个体系里，有特权的私人借款者和官方借款者仍然可以按很低的实际利率获得银行有限的资金，这种放款利率往往是大大低于稀缺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另一方面，大量的小农户和城镇企业是银行向有特权的客户信贷扩张的基础，他们拥有很大比例的存款，但他们在融资方面仍然是“被压制”的。与殖民时代相比，这个体系中实际银行利率反而更不合理了。因为，对银行贷款利率的限制，削弱了商业银行为各阶层小规模借款人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愿望，10％的最高利率已经难以抵补银行管理费用和违约风险了。这自然使银行为确保安全而将仅有的少量资金贷给无风险的持有特别许可证的进口商、大地主和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

发展中国家政府对金融抑制的一般政策反应是：规定银行利息上限；禁止用土地作担保和防止放款者取消贷款者抵押品的赎回权；政府囤积粮食和规定农产品价格，以此来向小农户输送资金。麦金农认为，这些政策都是无济于事的，要消除金融抑制，就必须推行高利率政策，因为，“利率高、但数额大和期限长的贷款，会产生使生产技术发生跳跃的效应”。他还强调，在消除金融抑制时，不能实行通货膨胀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巴西没有解除金融抑制的原因就在于，通货膨胀率偏高和贷款利率偏低。简言之，金融抑制的加剧，不是稳定价格的一个必然后果。关键是要用提高实际利率的方法，利率上升会增加货币需求，而不是主要用会减少货币供应的非均衡低利率来收缩信贷的方法，去控制价格。

在第8章中，麦金农分析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货币改革、推行金融增长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和联邦德国是成功地进行货币改革和取得金融增长的范例。而在不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实行了完全成功的金融政策。事实上，少数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反而出现了金融衰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没有出现持续的金融衰退，也没有出现为解除“抑制综合症”所亟需的突然迸发的金融增长。

麦金农着重分析了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这3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功的情况。他认为，它们在受到多年金融抑制以后，转向提高存款和放款实际利率，从而顺利地改变了未来的经济进程。1964—1966年和1967—1969年分别是南朝鲜和印度尼西亚实际货币扩张对资本积累和实际产出发生直接、积极影响的转折点。尽管中国台湾没有表现出金融方面的急速转变，但台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运用较高的存款和贷款利率，促进了金融增长。从这3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经验中获得的启示是：（1）通过使用高名义利率和控制名义现金余额增长率，着手使货币政策从金融抑制转向金融增长，是发展中国家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力所能及的；（2）如果政府准许银行体系行使中介功能，稳定价格水平并不会导致经济衰退；（3）如果通货膨胀逐渐压低到了“温和”的水平，可用提高名义利率来有效地抵消通货膨胀，然而，彻底消除批发物价指数的上涨，是更可取的策略；（4）存款和贷款的最优实际利率是出人意料的高。

麦金农认为，经济增长会提高储蓄水平，由此而带来金融增长。在第9章中他探讨了这个问题，用模型描述了金融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过程。

四、外贸自由化和税收自由化

在第10章中，麦金农探讨了更加广泛地实行自由化政策的问题。他认为，公众虽然对不发达经济中金融抑制的严重性没有清醒的认识，但对于“外贸抑制”极为关注。进口关税、许可证、配额、特别免税等等被认为在造成商品短缺的同时，助长了官僚政治。另外，外贸抑制还阻碍了国内产品同外国产品进行竞争，人为地压低了中间产品的价格。对外贸进行管制，是以实行替代进口工业化战略为基础的，这一战略如今看来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一战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分割性和生产率下降。尽管在进口替代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由此出现了一些可喜变化，但进一步进行自力更生发展的前景则是相当黯淡的。所以，必须实行外贸自由比。而“当国内资本市场自由运转时，就会出现自由贸易这种情况。”

麦金农进一步指出，一旦出现金融增长，对外贸实行管制的理由就会站不住脚，并且肯定是错误的。这时，“再也不需要对制成品使用者征收关税，来对国内新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相反，经营前景良好的新企业，将会更容易借到资金。”而且，“在资本非常匮乏的地方，应该向出口商以及其他生产者提供大量信贷，但这种资金必须按充分反映资本稀缺的利率水平供给”。

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外贸自由化的同时，也应促进税收自由化。麦金农认为，税收自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行完全中性的税收政策，即队关税转为增值税和消费货物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带有收入的性质，但很高的和限制性的关税是出于保护国家生产才对消费品征收的，在进口萎缩时，这些限制性的关税不会增加任何税入，因为对特殊进口商免税而造成的税入损失，要大于对进口实际征到的税入。他结论性地写道：“假如能够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这种完全中性的税收政策可能是最优的。不过，对新兴工业可能仍需要保留一个非常有限的保护性关税，而不是配额或数量限制。当然，当这些工业逐步成熟时，应该有系统地取消这些措施”。

在该书的最后两章（第11、12章）中，麦金农对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外国资本“自由化”地流入只会加重经济中的扭曲和分割性，解决投资资金来源问题，关键是要打破国内的金融抑制和发展资本市场。 “经济发展的优先策略是直接放松国内金融和对外贸易，而不是依赖外资来消除长期的‘瓶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要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入。

作品影响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的方法和某些观点，对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改革者也有一定的借鉴。

出版信息

作者简介

罗纳德·麦金农，美国经济学家、金融理论家，1935年出生于加拿大，1956年毕业于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麦金农是一位应用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发展问题，其代表作品有《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国际交换中的货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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