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写在绢帛上的文书。已出土楚帛书和汉帛书。帛书又名缯书，是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现存实物以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为最早。
简介
楚帛书发现于长沙子弹库楚墓，1942年被盗出，今存美国
大都会博物馆。保存完整的1件，墨书
楚国文字，共900余字，奇诡难懂，附有神怪图形，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
数术性质的
佚书，与古代流行的历忌之书有关。汉帛书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共12万余字（见
马王堆帛书）。此外，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也发现一件长条形帛书，是裁制衣服时留下的剪边，墨写隶书30字，记边塞
绢帛价格和来源。
子弹库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宽38.7厘米，长47厘米，文字为墨书，共900余字，字体为楚国文字，图像为彩绘，帛书四周有12个神的图像，每个图像周围有题记神名，在帛书四角有植物枝叶图像。
1973年湖南博物馆发掘该墓，判明该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之间。帛书的最早摹本出现在1944年的<<晚周缯书考证>>。
发现
在
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
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现存最早的
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
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
竹木简。如1951年湖南长沙五理碑，1954年长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古墓，1957年河南
信阳台古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1980年四川
青川郝家坪土墓，发掘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另外还有1942年
长沙楚墓出土帛书（1945年流入美国），又山西
侯马盟书等。无论是写在竹木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帛书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的帛书
帛书指书写在帛上的文字。帛的本意为白色
丝织物，即本色的初级丝织物。至晚在
春秋战国汉书·苏武传系帛书国语·越语越王现存最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唯一的完整帛书，1942年9月发现于
湖南省长沙子弹库楚墓。根据同墓出土的帛书残片分析，可能原有帛书4件。完整的一件长约33厘米，宽41厘米，图文并茂，中间部分有两组方向相反的文字，一组13行，一组8行。四周有图像（另见《帛书图像》）及简短的注文。整个帛书共900多字，内
圆外方平扁楚缯书
楚缯书，即帛书，内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
月令禁忌，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
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字的四周绘的12个怪异的神像，帛书四角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树木。
书法
就帛书的
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
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画像
帛书的画像列于文字的四围，先以细线勾描，然后平涂色彩，看似漫不经心随意绘出，却将12个神录描绘得姿态各异，活灵活现，他们或立或卧，或奔走或跳跃，个个栩栩如生。同时所绘神灵像又显示出很强的写实性，如一些神像身上的斑纹，描绘得细致真切，仿佛从虎豹身上揭来。特别是帛书四周所画的树木，随物赋形，繁枝摇曳，依像图貌，茂肚婆娑，可谓用笔之工、描绘之细分毫不爽。楚帛书不仅力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也是世界
艺术史上的瑰宝、珍奇。
现状
流失
楚帛书是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一段图文并茂的画及文字，字体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楚文字，全书共900余字，分两大段，四周有12个图像，旁各附一段文字，四角还有植物枝叶图像。它是
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一件千古奇绝的
书法作品、
楚文化充满想像的
浪漫主义艺术作品。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四时、天象、
月忌、
创世神话等，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价值。
楚帛书流失的过程极为曲折，直接经手的当事人也已去世，记者几经走访，并查询相关资料，方才了解了事件经过。
珍宝被当成废品附送
1942年初，一群
盗墓者在长沙子弹库发现一个洞，便一起去发掘。其中一人名叫任全生，他于1953年加入湖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后来的马王堆汉墓等考古发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任全生曾向博物馆同事说起当年盗挖子弹库楚墓的过程。
盗墓者当时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找到了一批
铜兵器、漆器、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在盗墓者眼中，以铜器、木器最为抢手，所以纺织品被盗墓者当成废品一并送给了古董商唐鉴泉。他们不知道，这件纺织品是
中国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商承祚得知楚帛书出土，打算购买，正在联系时，湖南著名古董商
蔡季襄从外地回来，迅速以3000元
法币将帛书和其他文物买下。
蔡季襄刚拿到帛书时，帛书被折叠成数层，放在一个竹篓里，底下还有很多破碎不堪的帛书小块。随后，蔡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秽用毛笔洗干净，将帛书展开，并对其进行临摹和研究，1944年，蔡将帛书的研究成果印
成书，名为《
晚周缯书考证》。
美国人柯强骗走楚帛书
1998年出版的
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上，刊登了蔡季襄1974年8月21日写给商承祚的信的原文。信中，蔡季襄详细讲述了楚帛书流入美国的经过。
因为帛书上面许多文字模糊不清，1948年（商承祚在信上写了一个问号，并将“8”改为“6”，疑为1946年），蔡季襄携带帛书到上海，想为帛书拍摄
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
蔡找到“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
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帛书。柯强托人引见，主动找上门来。柯强的英文名叫柯克斯，据商承祚所说，柯克斯在抗日战争前几年，以
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冒充“文化考古学者”，掠夺长沙文物。
柯强对蔡季襄说，家里有两部新式红外线摄相机，可以帮忙。蔡季襄便将帛书带到柯强住处，柯强拿着摆弄了一阵，借口镜头出了毛病，要求蔡把帛书多留一天。
蔡当时急于想弄清楚帛书上的文字，就答应了。第二天，蔡向柯索要帛书，没想到，柯已擅自托人将帛书带回美国了。蔡预料到大事不好，气愤地要求柯马上退还帛书。柯强欺骗蔡季襄说，拍摄完照片，大约一周后就可将帛书寄回。根据蔡的记述，当时柯强是美国派驻上海的
情报员，有权有势，且已“先斩后奏”，只能听任其摆布。
最后，两人签下一个协议，写明帛书价值1万美元，柯当场支付1000美元，如到期不寄回，柯强需再向蔡支付9000美元，实际上等于强买，蔡季襄吃了个哑巴亏。
索要帛书一再被拒
一周后，蔡季襄再向柯强索要帛书，果然不出所料，柯强又找借口推脱。此后，每隔两三天，蔡就去询问一次，柯或说“已写信去询问”或干脆不在家。当蔡又一次向柯催要时，柯的佣人告诉蔡，他已经乘飞机回美国了。为了打探音信，蔡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
中金尽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
蔡后来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
哥伦比亚读书，是柯强的学生。蔡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存柱，请他向柯强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回信，说与柯强见面了，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把价格压低一下。蔡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无论如何不能卖，请柯强马上将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
定金。后来吴存柱回信说，柯对退还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
解放后的努力
1955年，蔡季襄以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
同年，为核实蔡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
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当时吴存柱在
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
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的通信通过校
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的高至喜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