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君堂胡同

道教建筑

老君堂胡同是由明朝时代建造的老君堂流传而来，清代得名。老君堂的建筑风格属于道教建筑，前代老君堂胡同内设有满洲都统衙门等朝廷部门。但老君堂不只一个，有另外一个地名叫老君堂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就好像九道弯胡同在北京城就远不止两个。

相关说法

老君堂胡同是由明代时建的老君堂而来，清代得名。老君堂属于道教建筑，前代老君堂胡同内设有满洲都统衙门。但老君堂不只一个，有另外一个地名叫老君堂非常正常。就好像九道弯胡同北京城就不止两个。

简介

“秦老儿闲游，来到老君堂”这句唱词儿，是老北京民间艺人唱的岔曲中的一句，将老北京的秦老儿胡同和老君堂胡同，巧妙地编排了进去。秦老儿胡同在东城交道口地区，老君堂则有两处，一处在北新桥，另一处就是朝阳门内大街南面的老君堂胡同。它西起南小街，东到老城墙即东二环路，1965年改成北竹竿胡同。

老君堂是供奉太上老君的庙，太上老君，乃道教创始人老子的尊称。《老子内传》载：“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生而白首，故号老子；耳有三漏，又号老聃。”是春秋时的大思想家。在老北京，过去曾有不少老君庙。明时的朝阳门老君堂一带，属思城坊，时称铸锅巷。又据《京师坊巷志稿》载，清代这里属镶白旗，胡同内设火器营衙门。

明清时，南小街一带曾非常繁华，特别是附近的勾栏胡同（现内务部街）地区，是管理官妓的衙门所在地。周围灯红酒绿，香风袭人。与其形成巨大反差的老君堂则是“一派闲情付落花”的景象，是寻常百姓安身的地界儿。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因为红学家俞平伯居于此胡同，老君堂越来越为人瞩目。据诗人邵燕祥说：“当年胡适还在旁边的竹竿巷住过”，胡适有诗云“我住竹竿尖”。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他的嫡传弟子俞平伯，给寂寥的胡同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常常到此造访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和北大学子，如朱自清、顾颉刚、启功等常常结伴而来。俞平伯素爱昆曲，能字正腔圆悠悠地唱上几句，因而还结交了不少名角和票友，他的宅第是当时京城有名的昆曲票友沙龙。俞平伯家是胡同路北的一座四合院，虽不富贵堂皇，却也十分规整典雅。有正院和跨院，房舍不少，院子也大。老街坊们说，俞平伯当时三十几岁，圆脸，个头不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常见他在门口微笑着迎迓和恭送客人，成为老君堂街坊引以为荣的一景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突然开展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不识时务的俞平伯，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大批胡适而自我救赎。时为俞平伯领导的郑振铎、何其芳虽然尽力保护，俞平伯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批判对象。老君堂俞家的门前随即归于寂静冷落。只有老友王伯祥，不识相地常去看他，并结伴步行去游什刹海。书生气十足的俞平伯，居然赋诗记游：“借得临湖楼小坐，悠然樽酒慰平生”。大难临头却超然物外，不泯文人本色。“文革”时，俞平伯被赶进跨院存放刻书雕版的阴暗小屋。他仍不怨不怒，不改温柔敦厚的本性，又即兴赋诗曰，“屋角斜晖（一作阳）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随遇而安，不改其乐。

小时候，一到秋天，我常和小伙伴到朝阳门老城墙去逮蛐蛐和摘酸枣。出遂安伯胡同东口，沿着商铺林立的南小街向北，拐进老君堂西口，穿过胡同到东头城墙根儿，顺着一段坍塌的城墙，爬到顶上去。紫红的酸枣装满兜，蛐蛐卷在纸筒里，然后心满意足地顺原路返家。也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高叔叔曾领我到过俞平伯家，所以每次路过俞宅，总爱多看几眼。那时，长满蓑草的俞宅老门楼已很破败。小伙伴却对俞宅不屑，总拉我到一小宅院前，指指点点，很神秘地说，这就是“神针刘”的住地儿。当时街坊都说，老君堂有个在南小街撂摊行医的“神针刘”，只凭一根银针，就包治百病，有“神仙手眼神针刘”之誉。然而，街坊孙大爷却不以为然。他说，当时生活艰难，有人学过一点针灸皮毛，就上街混饭吃，不把自己吆喝神点儿，谁花钱找他看病？比起名医萧龙友，那差老鼻子了！但小伙伴却坚信不疑，说他上小学还“画地图”（尿炕），让“神针刘”一针就扎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常到一箭之遥的老君堂流连，但俞宅已面目全非。

我是1986年又见到俞平伯先生的。那年邵振国的小说《麦客》，获全国短篇小说头奖。为感谢我“慧眼识珠”，特在燕京饭店设宴，还说，他的亲戚俞平伯作陪。我和夫人欣然赴宴。俞先生虽有老态，但面庞清瘦，精神矍铄，谈吐依旧儒雅机智。谈及故居老君堂和马缨花，他一脸的灿然，那时，他已搬到三里河寓所。

胡适的“竹竿尖”与俞平伯的“马缨花”，如今皆因老君堂拆迁而不存，成了一声喟叹中的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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