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铎

国民党抗日将领、原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

胡景铎（1914～1977），陕西富平人。1921年在立诚中学上学，接受进步思想，参加爱国活动。1935年在洛阳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率部参加华北抗战。抗战胜利后，担任陕北保安部副指挥，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在习仲勋等策划下，率部在横山起义，任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

人物生平

胡景铎（1914—1977），乳名昌娃，字更生，1914年10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景铎兄弟姊妹九个。

1921年在立诚中学上学，接受进步思想，参加爱国活动。

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长兄胡景翼，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胡景铎深受其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胡景铎通过到南京请愿、在家乡组织武装、参加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越发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更以大哥胡景翼将军为榜样，决心投笔从戎，走爱国革命的道路。

1933年初，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企图侵占华北，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率部顽强抵抗，重挫日军。胡景铎便率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投奔关麟征部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其后，他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师特务连当兵，后升任班长、副连长，在部队受到了锻炼，并时刻准备在抗日战场一显身手。但蒋介石顽固坚持“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命令二十五师撤离抗日防地，并在二十五师清查共产党组织，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使胡景铎大失所望，也极为愤，觉得那不是他的久留之处，便离开了该师，回到家乡。

当时，他五哥胡景通在榆林任国民党八十六师骑兵团团长，他想从他五哥那里拉出一支队伍上前线打日本，但胡景通说他年龄太小，不能带兵，就送他到榆林中学学习。次年9月他重返西安，找到共产党负责人，要求到陕甘边找同乡习仲勋参加革命。地下党组织不赞成他去陕北，认为他去国民党部队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鼓励他利用大哥胡景翼旧日的关系，再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为革命掌握武装。胡景铎接受了这个意见，参加了高桂滋的国民党第八十四师。由于高桂滋是胡景翼的老部下，和胡家交谊很深，所以对胡景铎非常器重。1935年8月，高派他到洛阳军官学校第四期去受训。同时派去的还有李振华、张亚雄、史华等人，他和李振华编在第二大队第六队。他俩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抗日救国、追求进步的共同志向使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李振华一直是胡景铎的得力助手。

1936年7月，胡景铎从洛阳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高部任学兵连连长。为了培养一支抗日军事骨干，他将经过部队锻炼，思想进步和有文化的士兵以及从榆林、关中招收的一批中学生编入刚成立的学兵连，积极进行整训。高桂滋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受挫折，深感“剿共”没有前途，1935年12月，经过谈判，高桂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停止了对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进攻，因而在八十四师部队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

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向高桂滋发报，高复电拥护西安事变的八大主张。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早晨，高桂滋就向部队官兵公开讲“谁救国我们就跟着谁走”。这对部队影响很大，尤其是学兵连这一批富有爱国之心的青年官兵更是群情振奋，积极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反蒋抗日情绪越来越高。胡景铎趁此时机向学兵们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的罪行，宣传爱国思想。他们在学兵连大门前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还在操场竖起“我们要做中兴的少康，不做亡国的甘地”等大幅标语牌，表现了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

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冲破长城防线，直扑晋、绥、察、冀。此时高桂滋升任十七军军长，东渡黄河上了抗日前线。胡景铎率学兵连也奉命东进，开到了抗日最前方。他们在山西平型关、忻口等地与八路军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八路军坚决抗战、英勇杀敌的精神鼓舞下，他们自觉地以八路军为榜样，坚守阵地，与日军殊死战斗，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器张气焰。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胡景铎目睹了日军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嫡系部队抵抗不力的景况，同时也目睹了八路军浴血抗战的感人场景，火烧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平型关大捷等辉煌战果增强了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了解，特别是八路军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风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关系，对胡景铎教育很大。在同八路军搞联防的同时，胡景铎还请八路军宣传队来部队教唱革命歌曲，讲抗日救国和统一战线的道理，进一步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和抗战信心，增强了战斗力。

1938年3月，学兵连改编为十七军第五〇〇团第三营，胡景铎任营长。为了补充兵员，三营赴关中接兵。部队路过延安时受到延安党政军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胡景铎应邀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三八节纪念活动，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他深受鼓舞。在延安，胡景铎给部队买了许多革命书籍，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二万五千里长征》等。中共中央所在地官兵亲密融洽的生动情景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许多人都要求留在延安学习。但因承担着接兵的任务，只留下张自新和边紫坤进抗大学习。他们于3月下旬来到了胡景铎的故乡——富平庄里镇，胡景铎见到了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他得知与他熟识的地下党员师源、刘茂坤等在庄里镇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学兵营正在进行训练。这支由富平地下党领导的队伍原计划北上边区，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参加抗日，但因当时日军占领风陵渡，炮击潼关，关中形势十分紧张而暂时原地待命。师源在和胡景铎交谈中了解到他抗日救国的决心和向往革命，向往共产党的愿望后，经请示富平地下党组织同意，将抗日义勇军学兵营多名勇士编入胡景铎的五〇〇团三营，作为部队发展的骨干。胡景铎明白这支抗日义勇军学兵营建有党小组，便告诉部属说：“是咱的人。”党的组织为这支部队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

1938年6月，胡景铎在西安南郊完成接兵任务后，率部队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部队在晋南安泽县唐城镇进行整训时，胡景铎就接受了共产党员刘茂坤关于在部队学习八路军开展政治工作的建议。这些制度贯彻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部队成立宣传队后，胡景铎亲自指导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等一些救亡戏剧，不仅向驻地群众演出，而且和八路军搞联欢，同时请八路军星火剧团同台演出，因而提高了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另外，胡景铎还接受了刘茂坤关于成立游击队的建议，游击队由50多人组成，刘茂坤任队长，负责侦察敌情、扰敌、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等任务。在配合三营的多次战斗中游击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山西抗日前线，胡景铎率领的第三营，在与日军的多次较量中，士气高昂，英勇顽强。他们常常以少胜多，屡挫强敌，使日本侵略者吃了不少败仗和苦头。1939年2月，号称日军精锐的海洛明联队兵力数倍于第三营，又有炮兵协同，在多次进攻三营霍石阵地中都被击退。这年秋季，日军第九次大举进攻中条山，妄图消灭抗日力量。300多名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三营闻喜县坡岭阵地扑来，几次进攻被击退后，便野蛮地向三营施放毒气，随后冲入三营阵地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直战到天黑，敌人伤亡惨重，只好撤退。在坡岭阵地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敌人的尸体，第三营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胡景铎率领的第三营，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也是和胡景铎爱兵爱民的作风分不开的。在行军作战中，他不仅经常强调干部要带头，而且自己总是身先士卒。由于第三营始终有共产党的活动，并且按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训练部队，同时又有八路军的密切配合，因而士气旺盛，作战英勇顽强，在中条山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七军、第三十八军皆为西北军，抗日中声威大震。人们称三营是“胡营愣娃”，敌人也多次集中兵力向三营反扑，妄图吃掉三营，然而这支“愣娃”部队不但未被吃掉，反而愈加强大，在中条山、灵石、坦曲一带坚持抗战长达四年，使侵略者不能越雷池一步。由于第三营官兵的抗日热情很高，官兵们公开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赞扬八路军抗日有方，有些人就说“胡营赤化了”，因而受到了蒋系特务及高桂滋的干涉。

高虽与胡家有世交，可也不得不进行追查，但都被胡景铎巧妙地掩饰过去了。不久，高桂滋将胡希仲带领的200多名关中子弟兵与三营合编，并调胡景铎到成都中央军官学校高教班学习，由李振华代理营长，又将三营改编为辐重营。胡景铎临走时嘱附李振华一定要将这批关中子弟培养成为抗日骨干。1942年3月，胡景铎在中央军校经过一年的整训学习，调任国民党第十七军军务处任处长。不久又调任后方补充团团长，李振华为副团长，去渭南板桥华潼师管区接兵。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看到国民党地方官史贪污腐化、抓兵卖丁、醉生梦死，心中十分不满，接兵时，他要求必须坚持兵员质量“有意淘沙必见金”，凡是地痞流氓一律拒绝接收，特别是管区司令部公开向他们索要几万元一事，也被胡景铎断然拒绝，并与管区司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3年10月，胡宗南调胡景铎到王曲将校班受训。受训期间，胡景铎任组长、中队附。1943年冬调回十七军二五二团任团长，李振华任副团长，在甘肃固原黑城镇驻防。黑城镇地处大西北，远离抗日前线，与陕甘宁边区接壤。这里听不到抗日的炮声，看到的却是大修工事，封锁边区，不断同八路军发生摩擦。抗日前线的严酷锻炼和军旅生活的磨炼，使年届而立的胡景铎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是民穷国弱、外敌欺压的根本原因。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下，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他和他的队伍也是没有出路的。蒋介石不会像对嫡系部队那样关怀他们，供给保障。只是暂时利用，终究是要被蒋消灭的。他认为，十七军要获得新生，必须打起反蒋抗日的旗帜。他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方面，开始理智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和副团长李振华也多次交谈过自己的看法，并亲自到固原面见军长高桂滋，利用多年世交关系，陈述自己的见解。他劝高桂滋不要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命令，要靠拢共产党，和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相机共同对付蒋介石。

八十四师是十七军的主力，师长任子勋是高的亲戚，忠实执行蒋介石反共防共的命令。胡景铎对其在靠近陕甘宁边区的地带修筑工事，实行严密封锁，并在边界线上寻畔滋事的行为极为不满，毫不客气地当面大骂任子勋搞反共摩擦。而高桂滋却说：“好六弟喱，我现在不考虑发展，只要守住这个摊子，将来老了有个落脚处就行了。”并要胡景铎顾全大局，与任子勋师长合作共事。胡景铎很气愤地说：“我实在难以和任子勋合作共事，你叫他这么干，这里就没有我胡老六的立足之地。”高桂滋又说：“我是靠胡大哥（胡景翼）起家的，咱们关系不同，我也从没有亏待你，有啥事好商量，你千万不能走。”胡景铎说了句“大丈夫不受人怜，反共的饭我一口也吃不下去”，便拂袖而去。

率部横山波罗起义

1945年5月，胡景铎带领千余名部属和家乡子弟，从富平出发，北上榆横地区，就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

1946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工作会，安排部署北线统战共作，决定派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专做与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的联络和统战共作。师以国民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身份，借谈判边界纠纷问题，公开去榆林，从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胡景通（师源与胡景通、胡景铎是同学）处得知胡景铎的驻防地。师源离榆返绥后又派人携带书信去横山波罗堡与胡景铎联系，拉通关系后，师源秘密去波罗会见胡景铎，了解到胡的态度和要求，四月，师源又以谈判边界问题的名义公开到波罗会见了胡景铎。

由于胡素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长期以来积极靠近共产党，胡向师表示愿将队伍拉到解放区去，要求西北局派干部来帮助他组织武装起义。据此西北局决定接收胡景铎为中共特殊党员，入党介绍人是习仲勋、师源、范明，并先后派出王玉、王志、任强、朱光等30多名干部打入该部协助工作，胡景铎也积极组织进步力量，防范顽固分子。1946年七月一日，西北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及时组织横山起义，并决定趁胡宗南部正在进行整补和调整部署的机会，调动教导旅、新四旅、警三旅和绥德分区四、六团集结绥德，配合波罗起义，发起榆横战役，解放鱼河以下无定河以南的国统区，以此配合起义活动，相机夺取榆林。十月十二日夜，在横山东南交通要道石湾接应绥德解放军两个营部队入城；在波罗堡逮捕了所有的反动地方头目，把所有妨碍起义的顽固分子全部软禁起来。十三日，胡亲自率600多名官兵到城外迎接解放军入城。十四日凌晨，驻防高镇的保九团中校团副秦悦文接到胡景铎的密信，集合据点700多人迎接解放军入寨。与此同时边区主力部队于十三日攻占镇川堡、鱼河堡，一举扫清了外围据点。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贺电，祝贺横山起义成功，并任命胡景铎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李振华、姚绍文为正、副参谋长，范明、师源为政治部正、副主任。

十月下旬，胡景铎率起义部队集结武镇进行整编，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慰问。十一月四日，在武镇举行了庆祝西北民主联军骑六师成立大会，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及各群众团体到会祝贺。十二月十七日，胡景铎奉命率骑六师2100余名官兵开赴延安，二十二日下午到达，西北局张德生、曹力如和边区政府王子宜、常黎夫及杨拯民赴桥儿沟迎接，王世泰、贾拓夫、李景林专员、谢怀德市长等以及各界代表列队欢迎。二十四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接见了骑六师的干部。

这次起义，先后有2100余人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国民党军损失近7000人。横山起义和榆横战役解放了横山县全境和榆林县南部的鱼河堡、上盐湾、镇川等地方，榆横12万人口、近5000平方公里土地加入陕甘宁边区，对促进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

后续经历

胡景铎后历任榆横行政区政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天水步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等职。

1977年7月6日，63岁的胡景铎因劳累过度，在办公室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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