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

春秋时期左丘明创作的散文

《臧哀伯谏纳郜鼎》出自《左传·桓公二年》。其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且“纳于大庙”的“非礼”行为。文章从礼制视角，用七个排比句，说明“纳郜鼎”“灭德立违，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这篇谏辞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气势恢弘，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原文

臧哀伯谏纳郜鼎

夏四月，取郜1大鼎于宋，纳于大庙2，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3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4以示子孙。是以清庙5茅屋，大路越席6，大羹不致7，粢食不凿8，昭其俭也；衮冕黻珽9，带裳幅舄10，衡紞纮綖11，昭其度也；藻率鞞鞛12，鞶厉游缨13，昭其数也；火龙黼黻14，昭其文也；五色15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16，昭其声也；三辰旂旗17，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18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19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20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21于雒邑22，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1）郜（ɡào）：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

（2）大（tài）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3）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4）德：美德。

（5）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6）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越（huó）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束，结。

（7）大（tài）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8）粢（zī）食（sì）：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不凿（zuò）：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9）衮（ɡǔn）：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冕（miǎn）：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黻（fú）：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珽（tǐnɡ）：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10）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裳（chánɡ）：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幅(bī)：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形似如今的绑腿。舄（xì）：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11）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紞（dǎn）：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纮（hónɡ）：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綖（yán）：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12）藻：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率：通“帅”，佩巾。鞞（bǐnɡ）鞛（běnɡ）：佩刀刀鞘饰物，上饰为鞞，下饰为鞛。

（13）鞶（pán）：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游（liú）：同“斿”，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数：表示尊卑制度的礼数。

（14）火龙黼（fǔ）黻（fú）：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15）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16）钖（yánɡ）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17）三辰：指日、月、星。旂（qí）：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18）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19）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20）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21）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22）雒（luò）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白话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礼数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违礼，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

创作背景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作品鉴赏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在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作品出处

《臧哀伯谏纳郜鼎》出自《春秋.左传》，《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记录了各国的事，实际上是一部通史。

《春秋》的作者是鲁国历代的史官，后来经过孔子编辑、修订。它的记事年代上起前722（鲁隐公元年），到前 481（鲁哀公十四年）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旧闻。后来，儒家学者把《春秋》尊为 “经”，列入“五经”当中，称为《春秋经》。

流传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记至鲁哀公十六年，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有关《左传》的作者，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唐代以前，人们大多相信作者是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但是唐以后不断有人提出怀疑，有人认为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史学家，也有人认为作者不止一人。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左传》的编定成书是在战国初年。西晋的杜预将本来分开的《春秋》和《左传》编在一起，加上前人的注释，称为《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孔颖达为杜预注作厂疏并附上陆德明的《左传音义》，称为《春秋左传正义》，今人在清人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中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子。《左传》在唐代被官方列人“十二经”，在宋代列人“十三经”，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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