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证其罪

法律名词

自证其罪（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又被称为沉默权规则(the right to silence)，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不能被迫成为反对自己的证人。

最近规定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的发生，还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历史渊源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人们关于这一规则的斗争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英国12世纪的早期。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易延友博士的考证，在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后，结束了英国法律不统一的状态，为了实现司法权的集中，威廉要求原有的司法机构根据国王的令状并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审判，以防止其权力的扩大，同时又建立了由僧侣贵族及高级官吏组成的“御前会议”。起初，它只在国王安宁受到重大威胁而各地法院又无法满足正义的要求时才行使最高审判权；后来，它的司法职能受到重视，逐渐从中分离出一系列专门机构，分别行使皇家司法权，其中包括王座法院，这些法院的权力有所扩张。而当时在英国，教会是一个较有影响的政治组织，教会法院对教徒之间的纠纷有“专门”的管辖权，教徒之间的争议不得诉诸于普通法院。

在这种纠问式程序下，法官享有极大的职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他们仅是被审讯和被拷问的对象。当时，英国的教会法院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这种宣誓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须忠实地回答所有针对他提出的问题，由于当时被告人不会被告知指控他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反对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种程序下，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有可能被歪曲成证明他有罪的含义。如果他拒绝宣誓，或者未能提供受欢迎的可采性证据，他都将被判罪处刑；如果他未能说出真相，他还得承受被判伪证罪的风险，所以，一旦被告人进入了宣誓程序，他基本上是在劫难逃了。

当时的普通法院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教会法院的，普通法院的法官们签署反对宗教官员主持的诉讼程序的人身保护令，来抵制教会法院的越权，后来一系列反对“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继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萌芽。美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问题专家莱纳得·利维，在他所写的《第五修正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边是支持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普通法，它逐步形成发展了不得被强迫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另一边是罗马法传统以及适用审讯制度的英国教会法庭，它的执法者们强烈反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后来随着王权的兴起，普通法院在反对教会法院“宣誓程序”的同时，却相应发展出了自己的纠问程序，其中也包括纠问誓言的使用，这些经常体现于王座法院、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的行为当中。这些法院受王室的直接支配，所以它们也经常运用誓言的纠问程序来迎合国王的主张。在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尔在赐于一个被迫宣誓者以人身保护令时，他第一个公开反对在王室法院中进行这种宣誓，并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他自己的证据”——这成为之后人们在赞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时乐于称道的一句名言。

之后，当清教徒托马斯-卡特被指控犯有信仰上的罪行时，他认为进行宣誓是对一个人隐私的侵犯，也是对一个人良心的侵犯，还是对宗教教义的违反。不久，普通法和英国《大宪章》成为反对宣誓的首要理由。一位备受尊重的律师兼议员詹姆斯-莫里斯就认为，纠问誓言违背了普通法规则，也违背了《大宪章》第29条，因为该条宣称，刑诉程序应当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调整。据此，英国议会于1534年宣布禁止使用宣誓这种审判方式，同时取消了1401年以来允许教会法院中的主教使用纠问技术的法律，这些都反映了英国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

最后，议会取得了初步胜利，在17世纪初叶，英国法律朝着限制使用宣誓和纠问程序并确认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也遭到了纠问程序的报复，“李尔本案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是：李尔本这个人，一生中曾多次受到过刑事指控：第一次是1637年，因为政治犯罪在星座法院受审，最后一次是因为叛国罪在普通法院受审（开始于1694年）。李尔本的名声主要来自他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进行的精彩辩护，即主张被告人应当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以及陪审团应当同时裁决事实和法律问题；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有关的案件则是他第一次受审的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因为涉嫌输入煽动性书籍进入英国，而遭到星座法院的指控，在审判中，李尔本对星座法院的指控予以否认，同时要求与控告者当面对质，并拒绝宣誓或回答任何“无礼的”提问，以免自己因回答这样的问题而受到伤害。具体地说，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主要是在两个地方行使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一是在“罪状认否程序”中，他宣称：“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于我或关于我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主审的凯博法官要求他辨认笔迹时，他拒绝看控方提交的文件，并且再次主张不回答任何问题，反而要求控方先证明其犯罪。

当时，星座法院不光不采纳他的要求，反而以此为由于1639年判决他藐视法庭罪，并将他投进监狱，同时对他处以肉体上的刑罚。李尔本在遭受鞭打时，他向一大群富有同情心的人宣讲纠问程序的坏处。正是李尔本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赢得了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使舆论倒向议会一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议会掌握了政权，并于1641年议会宣布李尔本案件的判决不合法，废除了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又过一年后，一个由12名盎格鲁主教组成的代表团向由清教徒控制的议会起诉，呼吁国王保护他们在上议院的豁免权，在这一案件的审理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被人们所主张；1688年，国王詹姆斯二世起诉七个主教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法律的命令，在这个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英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自1688年在英国正式确立后，1848年通过的《约翰杰维斯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在审判前的调查程序中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警告他，他在审判前审讯中所作的回答可以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1898年通过的《英国刑事证据法》也规定，被告人在审判中享有不被强迫提供不利于自己证据的权利；1912年制定的《法官规则》也再次确认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否则因此而作的任何供述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这里的“法官规则”在英国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官作出的判例，它是应警察部门的要求，由王座法庭的法官们制作的关于审讯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指南，对于警察的讯问行为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这一规则在1912年制定时只有4条，1918年追加5条，1930年后又作过多次“补充说明”，1964年“法官规则”经过全面修改，与“补充说明”一起以内务部规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成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制定以前，指导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基本准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官规则”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准据法》制定之前，具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而在“法官规则”中又有大量的有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

在美国，尽管其最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正式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却不能说完全是受英国的影响。因为最先到达美洲大陆的人，大多是清教徒或者是被英国法院判刑的人，所以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有切身的体会，坚决主张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这也是后来美国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的重要原因。

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不同的州也都有各自的“宪法”，所以到178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九个的州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也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即使后来通过的的人权法案，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明确指出：“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后来的“米兰达规则”也就是从此发展起来的。

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对这一宪法修正案进行了解释，它的主要内容有：（1）这一特权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它不仅包括实质上的导致自我归罪的陈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其他证据；（2）这一特权不仅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张，而且能为证人所主张；（3）这一特权不仅可在侦查程序中主张，而且可在审判过程中主张；（4）这一特权限于为本人利益而主张，不能扩大适用于他人利益；（5）这一特权只适用于自然人，不适用于法人等。

而且，这一宪法的权利在各州中也可得到了适用实施，按照华尔兹先生的接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各州适用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案件是发生于1964年的马洛伊诉霍根一案。在此案中，马洛伊这个人，以前曾在一个赌博的指控中被认定有罪，在他服刑之后，一位受法庭委托正在进行赌博活动调查的人将他传唤并询问，当调查人所问的问题涉及到马洛伊被判罪的事件时，马洛伊以“这可能归罪于我为理由”而拒绝回答，任命该调查人的州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对他判了刑。对此，马洛伊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该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调查人对马洛伊提出的问题与他曾犯过的罪相牵连，马如果回答将“可能会构成那足以使（他）与近期的犯罪联系起来的证据链中的一环，而且他可能仍会为该犯罪而受到追诉”；同时，最高法院还裁定：不仅各州法院要像联邦法院一样尊重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特免权，而且各州法院在适用该特免权时遵循联邦的标准。该法院对“联邦标准”的描述为：“所提供的特免权不仅涉及那些本身会支持有罪判决的回答…… 而且同样包括那些会构成起诉所需证据链之一环的回答”。正是通过这一判例，美国确立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可以通过联邦第宪法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而适用于各州。

另外，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国家，也相继确立了这一规则，例如，1982年加拿大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就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据基本正义的原则”，不得剥夺，据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在警察拘捕后的讯问过程中保持沉默的权利，是《权利与自由宪章》所规定的“基本正义”原则之一，并指出：“刑事诉讼中或许唯一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被追诉者不得被强制协助对自己的指控”。

法国属于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表现出以成文法典为核心的模式与特点。具体说来，在传统上，法国奉行的也是一种纠问主义的诉讼模式，它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否则法院可判以“虚言罚”或者“不服从罚”，并且当时明确赋予司法机关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对其进行拷问的权利。虽然法国1789年公布的法律，效仿英国而废除了对被告人要求宣誓后进行讯问的规定，但是1808年通过的《治罪法》又规定，法院可以为发现真实而采取一切方法，并以此为根据实行预审及法庭审判中的讯问被告人的作法。

直到1897年，法国才通过新的法律，要求在预审法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明确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律师在场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已成为法国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除有关被追诉者的身份事项外，他们没有必须回答警察、检察官或者预审法官提问的义务，被追诉者在审判中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保持沉默，无需担心而因此会受到处罚。1993年修正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16条、第128条和第133条，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相关规则。

在德国，于1994年10月28日修改并于1994年12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基于对二战中纳粹暴行的反思，该法典专设了“第十章、讯问被指控人”的规定，在这一章中，第136条第一款对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了专门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要告诉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为和可能适用的处罚规定。接着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此外，对他应当告知可以申请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对此适当的情况中还应当告诉被指控人可以用书面陈述。”从而确立了讯问人员在初次讯问被指控人时所应当坚持的严密的“告知”义务，比如应当告知他被指控的事由、可能适用的处罚，以及可以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等，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告知被指控人“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按照德国学者施米特的说法，在德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有权保持沉默，而且有权说谎，而无须被追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对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审讯人员在发问前的告知程序，按照另一德国学者的解释：“如果审讯官员没有提出这种警告，只有在能够证明嫌疑人知道这项权利的情况下，其陈述才能被用作证据”，“嫌疑人可以限定愿意回答问题的范围，可以撤回所作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某个或者某些特定的问题拒绝回答”；在法庭审判中，审判长在审查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之后，应当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接下来当庭就所控犯罪事实进行审问，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每个具体问题，法庭不得就这种拒绝回答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

在日本，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38条中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制定的，在此之前，日本警察一直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这也和那时的立法规定有关：1890年的明治刑事诉讼法，一方面禁止以恐吓或者欺骗的方法获得口供，同时又规定了“讯问被告人”的程序；1922年的大正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必须给予被告人陈述有利事实的机会，但也没有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不光在日本国的宪法中有所体现，而且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荷兰《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没有义务回答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提问，警察在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某个人有罪时，在讯问之前必须告知他“没有义务回答问题”；如果因为警察未能提出警告而使嫌疑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嫌疑人受到来自警房的任何不当压力，那么由此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开始讯问前，除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外，还应当告知被讯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葡萄牙《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也规定，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有权不回答有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或者对于这些事实的陈述内容的问题，关于受到指控的犯罪事实方面的提问，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或者作虚假的回答，不得从其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论，也不得因其作虚假陈述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刑事诉讼法律”，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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