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社

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的建筑

船山学社旧址（湖南自修大学旧址）在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紧邻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为曾国藩题词，1914年刘人熙（1844年-1919年，字艮生，号蔚庐）等人为纪念王船山（王夫之），阐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于此。

简介

船山学社位于中山东路。最早是曾国藩祠，始建于1875年。1914年在祠堂创办船山学社，以研究和发扬王船山的思想。根据胡适的回忆，毛泽东依据了他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并来他家要他审定。所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名称是由胡适造的。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9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兴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

1922年11月，李达受邀担任校长，李维汉、夏明翰等人在此学习和教书。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湖南省长赵恒惕以“学说不正”为由查封。1938年建筑毁于文夕大火，1954年在原址复建，复原陈设了毛泽东、何叔衡的卧室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办公室、自修大学图书馆，介绍毛泽东在自修大学的情况；以及在自修大学学习过的部分人员的照片及生平事迹等。1964年对外开放。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展历史

船山学社始建于清光绪初年，初为“思贤讲舍。”民国三年（1914年）浏阳人刘蔚庐（人熙）联合社会进步人士，在此设立“船山学社”，以研究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船山学社位于中山东路北侧，为一座单层三进四合院；清光绪年间为曾国藩祠，辛亥革命后，湖南一些文人学士为研究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的学说，在此建立“船山学社”。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此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字是毛泽东亲笔题书。

王船山

人物简介

王船山，即王夫之。王夫之（1619年-1692年）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

生平经历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年）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作品一览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

历史评价

清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清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但他们为时代和知识所限，除掉经籍的考证与训诂一途外，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在发扬光大方面，王夫之最为博大精深，但却及身而绝，没有传人。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著作编入《清代船山全书》。

船山遗书

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著作总集。王夫之一生著述近100种、400余卷。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重新用铅字排印《船山遗书》，补入新发现手稿6种，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为搜集最全之印本。1982年湖南岳麓书社在旧出《船山遗书》基础上，重新精校编印《船山全书》。

长沙船山学社

民国初年，湖南长沙还出现了一批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以刘人熙为代表，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刘人熙

刘人熙，浏阳入，字民生，号蔚庐，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服膺船山学说，注重经世之学，曾任广西道员；1907年，出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法政学堂总办。这年秋，湖南教育会成立，被推为会长。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担任都督府民政司长，因感社会政事日非而辞职。刘人熙认为王船山学说是“救时之良方”，呈请成立了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专词、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刘人熙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反对封建君主专制，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专制时，与贝允昕等创办《大公报》，公开抨击欲帝制自为者。护国战争后，刘人熙短暂担任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推为会长，次年病逝于上海。遗著有《蔚庐文稿》、《蔚庐诗集》、《蔚庐文集》、《刘人熙日记》等。

精神道德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的创始人都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船山学社创办的本意即在于此。所以有人评论说：“先生(刘人熙)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船山学报》的发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所载的《学报叙意》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逐日权利之争几危社耀，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其病源。”

孔子学说

既然以维持人心风俗为目的，那么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船山学社同仁认为办法是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扬与广大孔子学说。陈言，要提倡道德必须先昌明一种社会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使人人闻之而生信仰之心。信仰既深，才会奉行，而我国社会上、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都是以孔子为源头，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学说无下手处”。为此，他们对孔子学说极尽赞美之辞，称“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大义微言，搔之无尽“；认为要改善社会道德“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孔子学说，是中国数千年道德精神的主体核心，在新的历史时代倡言对它“温故而知新”，实质是回归到1日传统中去。船山学社的演讲和《船山学报》所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都是以阐发、颂扬旧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如1915年7月的千次船山学社的聚讲上，一位演讲人为“三纲”一一加以辩护。认为君权太重固为暴政，但如君上无权，那么人自为政，又怎能图治?所以君纲不能废。父虐子、父虐妻固为野蛮，但不孝也是莫大的罪恶，所以父纲也不可废。至于阴盛阳衰，牝鸡司晨，更是衰世之象，因而夫权更不能废。演说者甚至主张当时普遍兴办的女学应对女生训以“四德三从”，培养她们为贤妇贤母，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彻底否定旧伦理道德，重铸新国民道德相比，一部分船山学社人士的思想观念显得保守与陈腐。保守的道德观并引发出错误的政治观，对旧孔学的无限推崇，使他们与北洋政府尊孔复古的逆流相合拍。学社社员对把孔、把天的决定倍加赞赏，再三强调“尊孔诚是也”。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却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发动“二次革命”是制造社会动乱，目的是争当总统。刘人熙在发挥王船山义利之辩时曾这样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热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碟血长江，末六旬而逮逃洋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称孙中山、黄兴等人护卫共和之举为争利，显然是一种误解。

思潮形成

应该指出，船山学社的多数参加者与叶德辉等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推翻清王朝，而赞成建立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时，船山学社的许多社员都公开加以抨击。但船山学社与《女船山学报》宣传尊孔，主张借复兴旧道德以救治社会的主张，却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及湖南的展开。而这股思潮之所以会在民国初年的湖南长沙得以形成，大致有3个方面的原因：

1.湘军的传统影响。以卫道为旗帜的湘军集团兴起后，在湖南本士大大强化了传统的保守意识。维新、革命的冲击，新教育、新报刊的发展，都未动摇它的根基。卫道观念，仍是一部分湖南知识分子的基本观念。1915年，《船山学报》第2期刊登过一篇题为《论卫道之精神》的文章，文中先极力赞扬“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方物，峻极于天”；次攻击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是“异端纷起”；再宣扬护卫“圣道”、“名教”，其中心旨意及语调笔法，都与湘军的《讨粤匪檄》如出一辙。

2.虽然辛亥时期湖南志士是极为活跃，人数又十分可观的一个群体，但只要细加剖析，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相当部分人并没有理解和接受民主共和思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种族意识。当他们在以“排满”相号召时，还深切地追忆自己汉族祖先的辉煌业绩。然而，就在这回顾以前历史，挖掘其中值得夸耀的东西时，保护国粹的意念便油然而生了。于是，一些原先很激进的民族革命者，在辛亥后又很快变成了传统文化的护卫者和新文化的反对者。

3.由于长沙地处南北要道，在民初的军阀混战中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战灾频繁，兵匪共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因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局的动荡更超过其他地区。从1911年11月响应武昌起义到1919年的8年中，仅都督就易位9次，这使原来对共和制度充满希望的人们迅速跌入失望的深渊之中。他们痛切陈言，“自民国以来，人民感受种种痛苦，毫无福利可言”；“理想中庄严准琛之中国，亦仅成梦幻耳”。自击以来，中国人似乎就受一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一旦现实使人感到失望，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已消逝的古代，去追寻尧舜大同、三代盛世的幻梦，企图从传统中觅药方，以复古求出路。民国初年的长沙及湖南士人也没有越出这个规范，从而为国粹意识的泛滥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仇鳌与船山学社

船山学社位于长沙市中山东路湖南少儿图书馆西侧，它的前身是曾国藩祠。上世纪之初，湖湘学人为纪念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并讲习他的学术思想，创办了船山学社。因为王夫之晚年隐居于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莲花峰石船山下，后来的学人就以“船山先生”来称呼他。

毛泽东同志在一师范读书时，经常来船山学社听课。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书记，为了培养党的骨干力量和宣传马列主义，他和何叔衡找到了船山学社董事长仇鳌先生，商量创办自修大学。

毛泽东非常诚恳地说：“要想做好这件大事，无屋、无钱，光凭一身力气，办不成。有屋、有钱，还需好汉帮才能成气候哟。”

辛亥革命元勋，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主持湖南党务的仇鳌（1879-1970）思考一阵，郑重表态：“可腾出船山学社里的房屋供你们使用。我将尽力从省政府争取些款项，给你们做办学经费。我觉得应在这‘自修大学’四字前面再加上‘湖南’两个字，就气派多了。”毛泽东、何叔衡看到让自己担心的事，此时总算有了眉目，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诚请亦山（仇鳌字亦山）先生出任“自修大学”校长。仇鳌点头答应，并为“湖南自修大学”写了校牌。

船山学社要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消息传开，晚清遗老遗少出面抵制，联名上告官府，不允许在船山学社内创办自修大学。

42岁的仇鳌先生召开船山学社董事扩大会。他大义凛然，手无讲稿，不卑不亢地讲：“现在有识之士提出愿到船山学社内办学，来思贤讲舍做学问，办教育，让闲置少用的讲堂房屋，物有其用，让船山学社恢复昔日琅琅书声，这样实实在在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怎可拒之？我深信孔子、孟子、王船山、郭嵩焘等各位圣贤对此举措，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吧！”

仇鳌继续说：“自修大学内设特别班、补习班，把那些缺衣少食的平民，被人看不起的‘睁眼瞎’、‘光脚板’的泥腿子收进船山学社圣堂，让他们识字、读书，教他们明事理，改弊习，让优异的国粹文化扩展到广大农村，深入亿万人心中，是多好的事呀！这不正是落实船山学社‘求适于用’的写照吗？”

仇鳌据理驳斥，条分缕折，深得人心，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事后，仇鳌即通知毛泽东、何叔衡速派人到省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由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事宜，名正言顺地争得省政府每月400多块大洋的办学经费。

这所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从1921年8月创办到1923年被查封，自修大学学员共达200多人，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

1950年新年过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宴欢迎来京的仇鳌时说：“你为我党创建湖南自修大学之事，亲自出面，力排众议，协调周旋，给我们筹集到每年4000多块大洋，这笔钱当时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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