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

1857-1860年间英法为侵略中国而组成的远征军。1857年(咸丰七年)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法国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此组成英法联军。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分别率领本国军队先后于7月、10月至香港。英国军队4000余人，军舰26艘。全军由步兵、炮兵、海军陆战队、辎重兵组成，多是从印度、新加坡、毛里求斯等地调来，有部分土著团队。军事指挥由西马糜各里负责。法军约1300人，13艘军舰，由海军上将果戈·德热势依里指挥。战争期间两国不断扩充这支军队。到1860年英法联军已经拥有战舰和运输舰200余艘，英兵1.8万名，法兵7000名。联军舰船多蒙铁壳，以蒸汽动力为主。作战部队装备了新式的阿姆斯特丹炮和拿破仑炮，所用步枪性能精良。军队训练有素，有丰富的殖民战争经验，战斗力较强。《北京条约》签订后联军宣告解散，大部分军队撤回，部分军队仍留在中国，驻在上海、香港等地。

侵略经过

1857年10月，额尔金、葛罗先后率军舰到香港。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编组集结完毕，立即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12月末，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5月进犯天津，并扬言要攻打北京，迫使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英法两国政府不满足于从中国已攫取的权益，同时也为了对大沽战败实行疯狂报复，1860年春，英、法再次组成联军，出动船舰200余艘，英法联军25000余名，仍由额尔金、葛罗率领，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英法联军相继攻陷大连湾、烟台，列舰示威于大沽口外，随即占据北塘，攻占大沽、天津。清政府派使议和，英法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和谈破裂。英法联军北犯通州，进攻张家湾、八里桥。10月，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英法联军在进犯和占领京、津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时，犯下了劫掠、焚烧圆明园的震惊世界的暴行。10月24、25日，清钦差大臣奕訢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英、法两国的全部侵略要求得到满足，11月，英法联军撤离北京。

通州谈判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大沽炮台和天津相继失守。随后，中国和英法进行的天津谈判又告破裂。9月7日，额尔金和葛罗照会桂良，以桂良无画押之权停止谈判，并决定带兵前往通州，以便与有画押之权的的清朝大臣进行谈判。英法联军随即纷纷出动、直趋通州。面对英法联军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政府几次照会英使额尔金，请他停止前进，但额尔金一概予以拒绝。9月9日，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与英法联军谈判。载垣起初还试图让联军退回天津再开始谈判，遭到拒绝后，不得已于9月12日照会英法特使，称“择一适中之地商办，亦属可行。或在河西务、或在安平，应由贵大臣择定照复。”不再坚持要求英法联军退回天津。接此照会后，额尔金决定先停止进军，并派巴夏礼和威妥玛去通州会见钦差大臣载垣。

巴夏礼和威妥玛于14日中午到达通州，随即与载垣等进行了8个多小时的谈判，谈判达成的协议，主要是联军止于张家湾以南五里的地方，额尔金由1000人护卫到通州签约，然后继续前进到北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这些条件，咸丰皇帝随后亦完全批准。眼见和平在即，谁知9月17日风云突变。这一天，巴夏礼等人再次来到通州，提出到京后觐见皇帝并亲递国书。载垣等认为9月14日谈判时没有这一项，英法方不应在协议达成后再提新要求;而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各持已见、争执一天、毫无结果。9月18日晨，巴夏礼再次会见中方代表、仍要求亲递国书。载垣等认为“该夷狂悖至此，抚局断无可议”，立即通知驻守通州东南张家湾的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乃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洗劫张家湾

9月18日，通州谈判彻底破裂后，英法联军先头部队4000人，向张家湾清军阵地疯狂进犯。清军绿营兵奋起迎击，激战4小时，杀伤大量敌兵。酣战之际，僧格林沁令绿营兵后撤休息，以所部骑兵接替作战。骑兵攻势如潮，终因敌军获得喘息准备充分，火力太强无法靠近。纵马返回时又冲散撤退的步兵，防线大乱。英法联军乘机猛攻，张家湾城失守，全镇被烧抢一空。清军退守八里桥。英法联军占领张家湾以后，与此前占领河西务、黄庄等村镇一样，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张家湾周围妇女闻警自尽者达2000余人，凡潜藏在礼拜寺中的，被英军尽数掳去。侵略者所到之处，尸横遍野，狗鸦争食，惨不忍睹。法军保尔·瓦兰在《征华录》中记述道：“他们(指英军)不管什么东西都不交给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态度，犹豫是没有用的，于是下令破门而入，也就开始进行抢劫……英国人一直占领着小镇张家湾，根据他们往常尽可能捞的习惯，这一次也把这个小镇洗劫一空……（英国人）捞到一笔外快……大量的茶叶，(于是)指挥一批苦工搬运。”一位法国海军大尉在《1860年征华记》中说：“离张家湾二里地的运河旁，很多躺在高粱地里、树枝堆里横七竖八的尸体，经过三天的曝晒，被野狗、乌鸦、猪糟蹋，不忍目睹。”

火烧圆明园

烧园经过

咸丰十年（1860年）9月21日，在北京通州西的八里桥，英法联军和清军僧格林沁、胜保和瑞麟部大战三四个小时。僧格林沁部率先逃跑，胜保受伤落马。随后英法联军进行休整。10月3日，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发，当得知清军主力部署在圆明园一带时，便尾随而来。10月6日，英法联军包抄了驻扎在德胜门和安定门的僧格林沁和瑞麟部，晚上9时许，法军要侵入圆明园，遭到首领太监任亮率领的20多个技勇太监的拼命抵抗。10月7日上午，法国军队闯进圆明园，开始了疯狂的抢劫，下午到达的英国士兵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圆明园内最珍贵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时人赘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纪略》中记载，圆明园“御内陈设珍宝、书籍、字画，御用服物，尽被搜括全空”。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额尔金把洗劫圆明园的责任推卸给法军，他在《额尔金勋爵的信件和日记·额尔金寄妻书》中描述了圆明园被法国人抢掠的惨象：“劫掠和蹂躏这样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原来总值一百万镑的财产，我敢说五万镑也不值了。法国兵用尽一切方法撕毁最美丽的丝绸，打碎碧玉饰物和瓷器等等。”然而，侵略者并未到此为止。根据法国人皮埃尔·马蒂埃《从巴黎到八里桥》、埃利松《翻译官手记》和帕吕《远征中国纪行》记载，10月7日下午，英法联军开始放火，圆明园大宫门外朝房被焚烧，时值西北风起，火势越发旺盛。10月9日，英法联军撤出圆明园后，清军才将大火扑灭，此次大火连续烧了三天。关于这次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烧的情况，根据九月二十五日(11月8日)，内务府大臣明善、内务府总管王春庆两人亲往圆明园详查后的奏报《明善奏查得圆明1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折》记载，确认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的九洲清晏各殿、长春仙馆、上下天光、山高水长、同乐园、大东门等处。又据《文祥等奏园庭被焚请旨治罪折》记载，大臣麟魁和庆英也曾经亲往圆明园查看，也说“圆明园大官门外朝房及辖哈木多被焚烧”。10月9日，英法联军撤退的当天，又焚烧了圆明园的其他一些建筑。咸丰十年九月初三日（10月16日），内务府大臣宝鋆在《宝鋆奏禁园被抢印信遗失折》中说，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有200名侵略军闯入万寿山清漪园，“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伤损，小件尽行抢去”，进行打砸抢行动。10月8日，侵略军又冲进玉泉山静明园，“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伤损，小件多经抢去”。宝鋆还说：“静宜园（即香山），夷人并未前往，各殿陈设，照旧封锁。”也就是说，英法联军第一次侵入三山五园，主要是火烧了圆明园，清漪园和静明园遭受了抢劫，但没有被焚烧。香山静宜园也许是距离的原因，侵略军没有到达那里。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首先火烧了圆明园，然后殃及其他皇家园林，具体情况如下：10月17日，英国人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18名英法“侨民”虐待致死为借口，发誓要焚毁圆明园，“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于是，英国米启尔中将率领3500名英军蜂拥而入。圆明园再次遭受大火，而且以圆明园为中心的清代西北郊皇家园林都没有逃脱被焚烧的厄运。

关于这次火烧圆明园的情况，格兰特将军在给英国国防大臣的电报中说：“在10月18日，约翰·米歇尔爵士的第一步兵师在大部分的骑兵协同之下，向圆明园前进，放火焚烧整座宏伟的建筑物，那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象。”这次大火火势猛烈，英军步兵中校沃尔斯利在《1860年对华战争录》回忆录中说，到了10月19日晚上，圆明园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对于火烧圆明园的暴行，英军一名随军，牧师马卡吉这样记述，“命令发下后，不久就看见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上来”，圆明园的上空“一缕一缕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亏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更令人发指的是，安佑宫内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宫女、太监、工匠等300多人，被活活烧死。

火烧圆明园得到了英国统治者的支持。圆明园被焚烧以后，英国首相巴麦尊说：“我衷心高兴，额尔金和格兰特决定烧毁圆明园“以这种永久性标志来表示我们对于那些鞑靼人的奸诈和残暴的愤怒，是绝对必要的。”当额尔金把火烧圆明园的想法告诉了法国公使葛罗时，葛罗认为这样做影响法国“文明”的国家形象，予以拒绝。但是，法国军队后来还是参与了火烧圆明园的行动，这在恭亲王奕口致葛罗的信中和英国人的记载中有反映，并非有人认为的那样，火烧圆明园只是英军所为。根据中外历史文献记载，英法联军第二次火烧圆明园的同时，还把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畅春园等，一起加以焚毁。

放火原因

关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主要目的，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

一是掩盖罪行说。这种观点认为，1860年英法联军为了掩盖其抢劫罪行，放火焚烧了圆明园。这种观点尽管在中国一直很流行，但它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和事实上的不成立性。首先，侵略、劫掠在世界近代史上是很普遍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部世界近代史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掠夺的历史。在侵略者看来，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洗劫算不上是罪行，而仅是一种惩罚手段。因此侵略者完全没有必要用焚烧这种手段来掩盖罪行。其次，从客观事实来看，焚烧所造成的灾难和影响远比抢劫要大得多。因此，焚毁圆明园绝不可能掩盖得住他们的罪行，相反只能进一步扩大和充分暴露其罪行。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罪名，这可以从当时许多中外人士的记述中得以印证，同时也就充分说明了焚毁圆明园在事实上也没有掩盖住他们的罪行。

二是报复说。这种观点认为，英法两国为了更多地获取在华利益，1856年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但遭到了富有抗争精神的中国人民以及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不仅使得英法两国的侵华目的没有能够顺利实现，而且英法两国在1859年大沽口战役中的惨败还使得两国国内资产阶级政府陷入了极度危机之中;1860年9月17日，僧格林沁又在通州武力拘禁了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一行39人，更被英法联军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于是英法两国政府蓄意采取报复性行动。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他们认为巴夏礼等人仍被关押在圆明园，而且咸丰帝也仍住在圆明园，因此圆明园成为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1860年10月6日联军占领圆明园，后接连进行抢劫和焚烧。按照这一逻辑来分析，英法联军不直接攻占紫禁城而直奔圆明园，是因为咸丰帝和被拘押的巴夏礼等人都在圆明园，直奔圆明园既可以俘获咸丰帝，又可以解救被拘押的英人与法人。然而，英法联军到达圆明园后不仅没有捉住咸丰帝，而且也没有能够解救被拘禁的巴夏礼等人。按照上面的思路推导，英法联军理应继续追击咸丰帝，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这样做，而是先进行了抢劫，之后进行了焚烧。这也就说明了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报复清朝中央政府，而是另有他谋。

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其目的绝非是掩盖侵略罪行，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分析和基本事实。尽管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包含着报复清政府的动机，但报复绝非是其最主要目的。纵观英法联军侵华步骤，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焚毁圆明园最主要目的就在于，彻底击垮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抵抗意志，迫使清政府立即投降，从而尽快实现其侵华战争目的——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利益。如额尔金所说：“毁灭圆明园会打击咸丰皇帝的自尊心，让其痛心疾首。”英军司令格兰特认为，清朝皇帝视圆明园为“最重要的宫殿”，焚烧了圆明园，对清朝是个沉重的打击，能够使清朝皇帝低下那颗高傲的、不可一世的头颅。在英法侵略者看来，焚毁圆明园可以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动”，迫使清政府尽快投降，实现他们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扩大英法在华权益。

侵略结果

圆明园被毁后的第三天，1860年10月21日，京城西北一带余烟未尽，恭亲王奕在俄使义格那底业夫的“协助”下，完全接受英法各项条件。10月24日、25日，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法换约。这就是《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使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被迫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深化和加强了，其主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商地点从东南沿海五口，扩大为沿海七省和长江内部十三个。

2、外国教会可到内地自由活动、传教、游历，外国船(包括兵船)可任意往来于各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任意在内地游历、通商。

3、领事裁判权有了详密的规定:中国不但无权审理在中国犯了刑事案的外国人;凡涉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都要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办”。

4、由双方议定关税税则，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除茶、丝、鸦片外，一律按值百抽五的规定，而且洋货运入内地只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各项内地税。并由英人帮办税务，从此海关管理权落入外国人手中。由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以上所述各条，成了西方列强可以共同享受的权利。

《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九龙司及黑龙江以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丧失了海关主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运权，进一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负担总额高达1600多万两白银的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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