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邪

药邪，是指由药物偏性或运用不当所产生的一种致病因素。

各种药物都有一定的偏性，药物治病就是利用这一偏性，所谓“补偏救弊”。张景岳云：“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胜耳。”所以，不问机体偏胜情况，也不问药物的偏性如何，滥用药物，或者不适当地多服、久服，都会有损于机体的健康。

“药邪”一词的提出　“药邪”首见于《儒门事亲卷六·十形三疗一·痿四十七》，书中记载：“宛丘营军校三人，皆病痿，积年不瘥。腰以下肿痛不举，遍身疮赤，两目昏暗，唇干舌燥，求疗于戴人，戴人欲投泻剂，二人不从，为他医温补之药所惑，皆死。其同疾有宋子玉者，俄省曰：彼已热死，我其改之。敬邀戴人，戴人曰：公之疾，服热药久矣，先去其药邪，然后及病邪，可下三百行。”张子和明确提出了“药邪”一词，发展了“药邪”致病论，丰富了病因学的内容。

历代医家对“药邪”的认识　《周礼·天官》云：“医师聚毒药以共医事。”《素问·脏气法时论》云：“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毒药”这一概念，反应了古人一方面对药物偏性已有所认识，而另一方面还不能很好利用。《礼记·曲礼》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由此可见，服药在当时是件很危险的事。

《神农本草经》提出了药物“有毒”、“无毒”的区分，以此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对三品药与毒性的关系作了论述：“上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药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药多毒，不可久服。”可见，当时人们对药物毒性的重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对“药邪”的认识不够充分，错误地认为上品药“多服久服不伤人”。

《内经》对“药邪”的认识较《神农本草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素问·五常政大论》云：“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说明《内经》已认识到药物作用的两重性，有毒药物要严格控制，无毒药物也不能尽剂，从而避免了因药物久用伤及正气或有毒药物积蓄体内而为“药邪”。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服药失度候》中云：“凡合和汤药，自有限制，至于圭铢分两，不可乘违，若增加失宜，更生它疾。其为病也，令人吐下不已，呕逆而闷乱，手足厥冷，腹痛转筋，久不以药解之，亦能致死。”书中还详细记述了毒性药物运用失误所致严重症候，“凡药物云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若毒重者，亦令人发病时，咽喉强直而两眼疼，鼻干，手脚沉重，常呕吐，腹里热闷，唇口习习，颜色乍青乍赤，经百日便死；其轻者，乃身体习习而痹，心胸涌涌然而吐，或利无度是也。”

唐代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重申《神农本草经》所谓处方配伍“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的原则，并列述赤石脂、阳起石、麦门冬、附子、牛膝等多种药物之配伍禁忌，载于卷首《序例·用药》。

宋《圣济总录·杂疗门》专列“中药毒”一项，其中不仅包括金石药中毒，其它如乌药、附子、巴豆、甘遂、大戟、藜芦、蜀椒、羊踯躅以及半夏、杏仁、桔梗等药引起的中毒，亦载录其间。《洗冤录》总结了历代中药中毒的诊断方法，如“砒霜野葛者，得一伏时，遍身发小疮作青黑色，眼睛耸出，……腹肚膨胀……十指甲青黑”，“验服毒(砒霜)用银钗”。

宋金时期，医界盲目滥用温热燥药治病，病家喜温而恶寒、喜补而恶泻，流弊深重。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专著《补论》及《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二论，针砭时弊，强调“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并从妄进热药为补、妄以补法治病和中药久服必有偏胜三方面剖析了当时的“药邪致害”情况。张氏认为，“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之补、房室之补”等六法“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疏阔，至其害不可胜言者”，“凡药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元代罗天益所著《卫生宝鉴》一书，卷首专设《药误永鉴》二十五篇，就用药失误之弊端进行系统、详尽的论述。罗氏进一步强调“无病服药”损伤正气，“用药无据反为气贼”论，以临证病案为例，告诫医者论病施治必须要详审脉证，据病用药，不得妄施。此外，如《泻火伤胃》、《妄投药戒》、《戒妄下》、《轻易服药戒》等篇，资料颇详实，较大程度上丰富了祖国医学对“药邪”危害的认识。

明代李时珍明确地将有毒无毒药物区别开来。在《本草纲目》所载1892种药物中，性味下标明毒性者有350种之多；另一方面，标注毒性的药物又有“大毒”、“有毒”、“小毒”、“微毒”之别。观其中所载误药与中毒案例10余例，又有“有毒之毒”、“无毒之毒”和“合用之毒”的区分，较之以前本草学著作已有很大进步。《景岳全书》亦云：“然毒药虽有约制，而饮食亦贵得宜，皆不可使之太过，过则反伤其正也。”

清代徐灵胎主张用药要平淡，指出“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人参》中，徐氏除对其性味功用夹注外，还有大段注文以匤时弊，“今医家用参，救人者少，杀人者多……”“医家不论病之已去未去，于病久或体弱或富贵之人，皆必用参，一则过为谨慎，一则借以塞责。而病家亦以用参为尽孝之道，不知病未去用参，则非独元气不充，而病根遂固，诸药罔效，终无愈期，故曰杀人者多。”

清代凌奂著《本草害利》，书中搜集古今名医关于“药邪”的论述，主要有药物本身性能之害、使用不当之害、炮制不当之害和采收不当之害四个方面。凌氏辩证地认识药物的利弊，对“药邪”有深刻的认识，“凡药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冲锋于前，不顾其后也”，“遂集各家本草，补入药之害于病者，逐一加注，更曰《本草害利》。欲求时下同道，知药利必有害，断不可粗知大略，辨证不明，信手下笔，枉折人命。”可以说，《本草害利》是“药邪”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由以上历代医家对“药邪”的认识，可窥“药邪”理论发展之一斑。从最初对药物的畏惧到对药物有毒、无毒的区分，直至辨证地认识药物的利弊，古人对“药邪”的认识日趋成熟。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认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古代本草所记载或涉及的毒性大多是急性毒性，亚急性和慢性毒性记载很少；二是有毒无毒的确定和毒力的分级多沿习历代实践经验，缺乏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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